札:史学的悖论与史家的美德

夜先生
2018-04-03 16:02:31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1.希罗多德的使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之不同在于,写小说的人可以完全虚构人物、时间、地点,乃至超现实的情景;而历史学家则要受制于外在的证据。这也正是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对立所在——前者通过分析荷马史诗中的段落,认为荷马实际上知道某些片段不合实情(如海伦和帕里斯并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于埃及),却坚持他的虚构。而希罗多德则拒绝波斯人的传说,努力借助证据将实际情况与文学发挥区分开。不过希罗多德的口述史也多有涉及神话传说,在今人看来难以置信(就连荷马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今天也还尚无定论),因此极为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一方面被西方人树以“历史之父”的桂冠,一方面又同时被称作“谎言之父”。正像苏格拉底,既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又是怀疑论的鼻祖。2.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不同于希罗多德对民间历史的着眼考察,修昔底德把重点放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伟人、教会、政府、政治。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无涉。”同时也是在隐晦地批评希罗多德:“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一如西塞罗的修辞学,成为后世竞相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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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1.希罗多德的使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之不同在于,写小说的人可以完全虚构人物、时间、地点,乃至超现实的情景;而历史学家则要受制于外在的证据。这也正是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对立所在——前者通过分析荷马史诗中的段落,认为荷马实际上知道某些片段不合实情(如海伦和帕里斯并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于埃及),却坚持他的虚构。而希罗多德则拒绝波斯人的传说,努力借助证据将实际情况与文学发挥区分开。不过希罗多德的口述史也多有涉及神话传说,在今人看来难以置信(就连荷马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今天也还尚无定论),因此极为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一方面被西方人树以“历史之父”的桂冠,一方面又同时被称作“谎言之父”。正像苏格拉底,既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又是怀疑论的鼻祖。2.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不同于希罗多德对民间历史的着眼考察,修昔底德把重点放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伟人、教会、政府、政治。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无涉。”同时也是在隐晦地批评希罗多德:“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一如西塞罗的修辞学,成为后世竞相效法的圭臬,但也必然招致反动。

逃离修昔底德之塔:笼统说来,几个作为时代浪潮而不是偶然个例的回应,有反动有复归,不完全的列举如下:1.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动。洛伦佐·瓦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文献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再次引入历史,提出历史比政治事件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一有力的声音超出了对罗马教会的抨击,对逃离历史学的政治史之塔做出重要的突破。2.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动。启蒙主义历史学家们“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虽然伏尔泰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寄生虫。”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十六世纪皮浪主义者对历史的拒斥态度(认为历史压根不能信,故而不可能研究),如作者所指出,伏尔泰、休谟、维柯、孔多塞等人的写作,乃是在利用对过去的研究来讨论“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的运行。3.兰克对修昔底德的继承。这个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被看作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人、现代历史编撰之父。他对历史虚构性的排斥可反映在他的一句名言里:“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其实是对修昔底德的继承——兰克追求档案文献的充分研究和细致分析,坚持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察和验证的“科学”观念(结合时代背景,显然跟实证主义大潮密不可分)。但是他的所谓的资料是关于统治者、国家、民族和战争的资料,因此他再次陷进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4.法国年鉴学派的反动。年鉴派三代人各有专长,但基本目标一致:在研究对象上,从政治事件转向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学从孤僻的学科方法中解放出来,引入各类社会科学(比如人类学的洞见、心理学的启发,甚至统计学的量化精确),使之融为更综合的整体研究。总的说来,年鉴派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异军突起,整个史学界面貌(尤以欧陆为甚)发生巨变。一些概念,如费弗尔的“心态”(mentalit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等则带来新的史学视角。(岔开一说,很多名词容易引起望文生义的误解,年鉴派之得名仅由于费弗尔和布洛赫之创刊《年鉴》(Annales),而说不上是该学派的核心归旨。)

历史与历史学家:1.身兼数职的历史学家:从“古文物爱好者”一词所充满调侃的语境,再结合该词与历史学家的种种关联,可以联想到历史学家作为狂热收藏家的面相。历史学家从事书写,且须富于想象力,所以他们像文学家。同时,他们必须有明辨力去勘破伪迹,像侦探(如洛伦佐·瓦拉揭示出《康斯坦丁赠礼》是伪作,而揭露了维持一个中世纪的千年骗局)。而徒有侦探的敏锐并不足以实现这些,他同时还得是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但仅躲在书斋里思辨钻研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勤快而单调地搜索每一种能够找到的文献,故而他们可能也是一群披星戴月的苦行僧。文献阅读仅是起点,读后有选择地复活古代文献使之发声,这时历史学家又成了魔术师和炼丹术士。||2.作者眼中的历史学:“苛刻、多疑和猜测是历史学家的三种美德。”“历史学家必须做资料允许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创造新的记载,或者压制与自己的叙述不一致的东西。”“认为历史中存在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一观念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因而也具有极大的风险。”“历史是一种辩论,而辩论提供了变化的机会。”作者提出,诚然历史可能会解构掉一些我们看来极富价值的观念(比如“天赋人权”),但是我们不能任由怀疑主义一味横行而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比如对大屠杀和殖民运动做相对的解释,从而为它们辩护。)||3.相悖之处,或奇妙之处:人们开始达成共识,即客观性的不可寻,但是这一原则不是直接把历史埋没,而恰恰是它,使得历史成为可能——“如果在揭示过去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存在问题,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诚然,历史是力求呈现真实所做的考古工作,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总是在讲故事。“历史以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如第四章末,作者借着对一个档案馆被烧毁的事件引出颇为惊人的结论(当然得留意其象征涵义):当事情面临威胁时往往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必须也拥有沉默。档案馆必须被烧毁,历史才能得以发生。

2018.4.3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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