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夺目 瑕不掩瑜

兰幽谷
2018-04-02 20:50:24

一、作者从征服自然、科学、民主等西方文化的表象入手,探究出近代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根本精神,从比较中国、印度文化的特点着眼,探究出中国“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人生态度。全书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对三种文化的归纳简明深刻,令人钦服。

二、作者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观点与我所下“文化即人的生活方式”判断几无二致。书中明确提出,“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作者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与我去年所下的“文化即人的生活方式”判断几无差别。而我当时的判断是因为读了《中国文化要义》生发的。

三、自序、绪论两篇令人心情激荡,热泪盈眶,实在是多年未有的经历。此书写成百年仍令读者感怀深切,作者生命力之强劲可见一斑。

四、儒家所持的是内外兼顾、弥合物我的人生态度,是对西方逐求文化与印度厌离文化的执两用中。作者明言,“近代西洋社会人生,是从其中古宗教禁欲主义之反动而来的,可说是‘欲望本位的文化’。其盛行的功利主义于墨子为近,于孔子为远。在儒书中,你既嗅不出一点欲望气味,亦看不见一毫宗教禁欲痕迹。这证明它既超出西洋近代,又超出西洋中古,不落于禁欲和欲望之任何一边。……我看出来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总求其自然调畅,避免任何矫揉造作。”我去年读《论语》时便深感孔子言近旨远,令人受教颇多。孔子关于为人处世、知人识人方面的观点高屋建瓴,确有开阔心胸、启迪人心的功效。另外,林语堂在《红牡丹》中批判宋明理学将佛教禁欲主义引入儒家而使儒学驳杂不纯,丧失活力,最终变质。该观点与本书所提的“重生”、“生活要自然活泼去流行”等孔子核心思想若合符节。

五、作者提出的“人的精神一定程度决定了生产力”观点,可补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械唯物论。我们自小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本书提出了如下思考,“原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欲求,而物质生活的欲求是人所不能自已的,由此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现象的变迁,都非人的意识所能自由主张自由指挥的了。……但其实这物质生活的欲求,难道不是出在精神上么?……他(精神)也可有变动,由这变动至少也能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钝利,经济现象的缓促。”这段论述视角新颖,蕴含哲理,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六、作者因早历人生三路向而能对东西文化根本精神详加辨析。作者在附录“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一文中交代了自己早年经历的三种人生态度,由功利主义到出世学佛再到倾心儒家,其未至而立已三易其人生态度。正是作者迥异常人的人生经历,促成他在面对西学东渐、国学式微的情况下能由自身经历出发深入思考,穷就探底,终于能通过表象发现不同文化间的精神差异。

七、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实乃中西人生路向之争。近日,美方要求中方削减1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推出600亿美元一揽子加征关税货物清单,单边主义的“301调查”等做法,其实质是典型的“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人生态度,将“我”与“非我”之间的界限切割得清晰无比,把一切“非我”的东西看作物,用敌对的态度来对付。美方(祖先主要来自欧洲)从中古宗教禁锢中解脱后亲近逐求文化并“获益匪浅”。因此美方将继续坚持该人生路向,非撞南墙不会回头。美方今后与他国的对抗可能从贸易战发展为实质战争,不到自己深受其害不会停手,亦绝不会变更逐求的人生路向。

八、“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当充分吸纳“中国人生路向”的研究成果。近日听闻上海财大召开了“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专家研讨会,欲攻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某教授建议应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宗旨,来促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作为外行之外行,我认为当前在中国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其出发点是以逐求文化为根本精神、长于理智计算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而由于国人受到持中、调和、内外兼顾、弥合物我精神的影响,其经济行为并非全然出于利己逐利的计算,亦有许多不计得失、利他、合作的表现。所以盼望专家们在完成“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时不仅着眼于为中国经济服务等工具层面,更应从国人的人生态度、精神领域挖掘,得出中国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特点与优长,以及中国经济学存世的意义和作用。

九、个性伸展、天性释放是一个人言行自然、性情无偏的前提。书中指出,一个人行为乖谬乃至生罪恶实因天性受到压抑,个性不得伸展的缘故。一个较好的例证即富裕家庭的子女不必因生活压力而扭曲天性,委曲求全,故而能顺着自身心意实现所思所想,伸展个性,释放天性,做到言行自然,性情不偏激,在社会上也更受认可与欢迎。

十、本书全面展现了作者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发现问题便要追究到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个别读者指责作者“自负”,我读罢全书未感到读者有何自负之处。我只看到了作者治学严谨、知错即改、客观务实,厌恶模棱两可,不喜虚伪客套的一面。作者对于自身学问上的不足坦诚相告,毫不掩饰;对于学问高于己者则推崇引用,不吝溢美之词。如此勤勉务实、思想深湛、真心实意探究学问的人竟被目为“自负”,殊为可笑可悲可叹。作者至少有以下几处表现出“不自负”:1、多次坦承自己学问不够,不该由他来研究宏大困难的文化问题、人生问题。(实事求是地,作者中学毕业,在普通人眼中确实学问不够。)2、书中多次强调某观点来自某人,如佛学推荐欧阳竟无,西方文化推荐陈独秀等,常说某某专家比他更了解某一思想云云。3、作者常言其他大家都是塑造北大精神的学问家,而自己是由北大培养成的。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作者发现书中存在一些谬误,径直要求出版社停印,后来在再版时逐条直陈自身错误。试问民国诸大家中哪一个这般老实?我揣测这些读者怕是未曾读作者的《我有我的自信和自喻》,那篇里有些话才算得上“自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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