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哲学的“名实之辩”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札记

征服者张袭
2018-04-02 13:49:56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先生关于秦汉哲学史的著作。胡适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在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先生治学严谨,讲究“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名实之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亦是本书中着力探讨的地方。

一 、老子

所谓“名实之辩”的论题,其实是老子最先提出的,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由引述的上文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世间先有了法象,然后有物。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最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这种说法类似于柏拉图“模仿说”中的理念与万物的关系。万物作为个体是逝者如斯,不断产生和消亡的。然而事物的类名,却是不曾改变的,所以人类能够凭借对名的了解知万物。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于是老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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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先生关于秦汉哲学史的著作。胡适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在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先生治学严谨,讲究“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名实之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亦是本书中着力探讨的地方。

一 、老子

所谓“名实之辩”的论题,其实是老子最先提出的,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由引述的上文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世间先有了法象,然后有物。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最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这种说法类似于柏拉图“模仿说”中的理念与万物的关系。万物作为个体是逝者如斯,不断产生和消亡的。然而事物的类名,却是不曾改变的,所以人类能够凭借对名的了解知万物。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于是老子虽说“有名万物之母”,但又不忘加上一句,“无名万物之始”。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这也正是《道德经》开篇所强调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看来,最高的道恰是最原始的“无名之朴”,是一种不可名的初始的混沌状态,等到民智渐开,知识发展,万物有名,人的欲望也就随之增加,行恶的行为日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正是因为有了“美”,所以才有了“丑”,正是因为有了“善”,所以才有了恶,惩恶扬善之类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把所有相对的名词都消灭了,回到最初的混沌阶段,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罪恶。这也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二、 孔子

孔子认为,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换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几”。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因为“象”的应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学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

孔子认为,世间的乱象皆是因为人们思想中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没有这样一种标准,一切别的标准诸如礼乐刑罚制度便无法实施,所以正名的意义,在于建设是非标准,推而行之,实现正天下的最终目的。孔子通过《春秋》一书,“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试图建立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所以胡适先生说,“《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孔子的正名说在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后其影响变得更加重大。举例而言,历史上有名的明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实际上就是正名思想的一个表现,嘉靖皇帝以藩王身份登基称帝,但执意不肯把前任皇帝作为自己的皇考,而坚持要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名分。嘉靖皇帝的坚持,就在于为自己争得名分上的正统,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一个初登基的皇帝,只要通过正名取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才能继续接下来的政治博弈。

三、 墨子

墨子的哲学方法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
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 《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相比孔子对“象(动机)”的强调,墨子更关注的是怎么样去做到。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所以墨子在这里会讥笑孔子道,人家难道知道为善政好吗?人家关心的是怎样去做到善政。墨子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用途,知道东西的用途,才能去评判这东西的是非善恶。墨子讲究的是一种朴素的“应用主义”,认为只有将所知的拿来实行,方能判断真假。

如何去检验应用呢?墨子提出了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孔子虽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他所说的“学”,大都是读书一类,并不是“百姓耳目之实”。直到墨子始大书特书的说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兴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
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 。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

四、 公孙龙

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名家” 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公孙龙的著名论断有“白马非马”“卵有毛”“坚白论”。

公孙龙认为,一切同异都是非绝对的,《公孙龙子·白马篇》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取于色,故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

由引述上文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并不是常人以为的逻辑错误,而是一种但从物体的“自相”的却别去着想,强调和泛指类名的不同。同时,由于一切同异都是绝对的,这就从共相的角度出发,公孙龙提出了“万物皆出于几”的“卵有毛”理论,同样的,乍一看荒谬不已,其实和今天的生物学的结论何其相似。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与一种极低原始低等的种子,“卵有毛”的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假设这个毛是指细胞膜的话,我们能不承认所有的生物都有细胞膜吗?

当然,公孙龙的这番理论,是在极其朴素的推倒思想中提出来的,例如鸡蛋中如果无毛,如何能变化出有毛的鸡呢?这种推导虽然不严谨,却包含这朴素的辩证法思维,得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结论。

“坚白论”同样是公孙龙的重要理论。坚白论》的大旨是说,若没有心官做一个知觉的总机关,则一切感觉都是散漫不相统属的;但可有这种感觉和那种感觉,决不能有连络贯串的知识。所以说“坚白石二”。若没有心官的作用,我们但可有一种“坚”的感觉和一种“白”的感觉,决不能有“一个坚白石”的知识。所以说:

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坚白说不再拘泥于“世界本原论”,而是转向了“认识论”,对于一块石头,我们看到了,才知道它是白的,触到了,才知道它是硬的。那我们的感官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性质吗?处在远处的火,因为我们看不到,也触不到它,所以它便不是热的(火不热)。那物体的存在与性质也就不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了,而是由观察者决定的,所以《公孙龙子》中《指物篇》说,“又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这几乎完全偏向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不过公孙龙话锋一转,又说,“天下无物,可谓指乎?”如果世界没有真实的存在,也就不存在观察者的意义了,这才矫正了极端的唯心论。

五、 总论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名实的争辩,经由老子提出,孔子,墨子对于名与实的不同强调,在名家一派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虽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并不乏辩证的认识。名实之辩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源与现实的探知,只可惜,这种辩论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最终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发展为现代化的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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