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春×霍香结:悬空之际,你的双腿并未离开地面——关于霍香结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

冬妮娅
2018-04-02 08: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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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cover.cn/kuanzhai/728219

悬空之际,你的双腿并未离开地面

——关于霍香结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

◎ 陶 春

这部耗去作者十五年时间,令人脑洞大开,厚达400余页的奇特之书,堪称智性的完美主义与潜沉工匠精神的结合典范。对于那些一直习惯于在文本的线性时间发展结构中去把握人物、故事、情节,并因此获得阅读快感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却不啻于一记晴天霹雳。

本书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必然的故事、情节。没有开头和结尾。它的首页不是传统页码上的第一页。甚至,最后一页也绝非结尾。支撑并构造文本内部的时空纹理界限及跨度被彻底揉碎。语言之流在它流经之处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无数其他更为纷纭复杂的联系。盘根错节般无穷意义的竞航,变奏,分延,播撒由此发生。书中,每一个章节的展开都意味着中心的出现,这使得本书的阅读既可以逆时翻转,也可以顺时绵延。传统概念上的“作者中心——可读文本”立场以革命性姿态深刻转变为“文本中心——可写文本”。

在罗兰·巴尔特看来,“作者中心——可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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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之际,你的双腿并未离开地面

——关于霍香结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

◎ 陶 春

这部耗去作者十五年时间,令人脑洞大开,厚达400余页的奇特之书,堪称智性的完美主义与潜沉工匠精神的结合典范。对于那些一直习惯于在文本的线性时间发展结构中去把握人物、故事、情节,并因此获得阅读快感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却不啻于一记晴天霹雳。

本书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必然的故事、情节。没有开头和结尾。它的首页不是传统页码上的第一页。甚至,最后一页也绝非结尾。支撑并构造文本内部的时空纹理界限及跨度被彻底揉碎。语言之流在它流经之处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无数其他更为纷纭复杂的联系。盘根错节般无穷意义的竞航,变奏,分延,播撒由此发生。书中,每一个章节的展开都意味着中心的出现,这使得本书的阅读既可以逆时翻转,也可以顺时绵延。传统概念上的“作者中心——可读文本”立场以革命性姿态深刻转变为“文本中心——可写文本”。

在罗兰·巴尔特看来,“作者中心——可读文本”由于作者带有强烈个人偏好烙印的思想观念的事先预设,其相对稳定、完整的含义不能再为读者的“重写”提供出更多的可能性。而“文本中心——可写文本”作为一种正在不断“生成”着的文本,它邀约读者参与进词语及词语的事件之中,去一道创造、发现,领受新的意义诞生与乐趣,令“阅读”本身也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写作活动。在这里,作者中心权威被彻底消除或降至最低限度,文本仅仅意味着单纯朝向“自由之思”本身的欢愉敞开。从此种角度,霍香结通过本书为我们提供并更新了一整套关乎意识背景、言语构成、认知秩序、价值标准在内的堪称“崭新”的写作方式与阅读方式。

“骰子一掷,永远无法取消偶然!”(法·马拉美语)。

从普鲁斯特、乔伊斯到罗伯•格里耶,从卡夫卡、博尔赫斯到马尔克斯……无论是现代主义、意识流、还是魔幻现实主义、各类实验主义与先锋小说,换言之,20世纪的小说史,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言,可视为小说家从各个方面尝试努力打碎普罗普式结构“魔咒”的过程史。

在已知的无数次登峰造极的实验中,最为轰动的典型案列应属法国新小说第二代代表作家马克·萨波塔于1962年出版的一部名为《作品第一号》的长篇小说。这部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本扑克牌式小说”由151张印有文字的再生纸构成,没有页码标识,背面空白,像无需装订的扑克牌一样无序装在一个硬板纸盒的封套里。每页印有五百至七百字左右的故事可独立成篇,恰似“微型小说”,当全书合拢成为一部书,又如“长篇连载”。读者在阅读之前,可以像洗扑克牌那样将书页次序重洗,每洗一次,便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故事,于是,一部“一辈子也读不完的书”就这样不可思议诞生了。

显然,霍香结的这部《灵的编年史》与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从原初的创作意旨到终极理念的诉求都有诸多相似之处。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最初的想法是一本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书如何开始……它具有664种基本阅读路径,计算器结果显示:其结果可以简单表述为一亿的五次方再乘以几千万……”如果说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讲述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一个“隐形人”般存在的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发生的畸恋故事)着重于呈现战争状态中生命碎片化与信仰虚无化的“个人”命运,那么霍香结的这部《灵的编年史》则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宇宙间生命特殊之一维存在的人类“心灵”命运整体,在格局上有着比前者更为宏大的百科全书般的视野与图景环抱。

该书涵盖了数学、宗教、语言学、寓言与神话、玄学、经籍、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社会学、艺术、生物、生理学、物理、伦理学、考古学、志异、地球科学、网络、航空……总之,自人类开拓生存领域以来出现的各门类学科已知的知识经纬如万花筒中各种彩色珠片交织、镶嵌在这部作品中,令本书内容显得庞杂、渊博而迷人,也确令初读者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以至于智力不得不接受最大忍耐限度的非人考验。好在作者给出了进入本书的“毕达哥拉斯阅读法”以及类似“莫比乌斯带”的阅读轨迹,让读者最终在能够书中与自我相遇而不至永恒迷失。

“陌生化”写作原理——首先作为一种视觉或心理距离的惊讶效果制造,其本质乃是激活与唤醒将我们深沉溺毙于其中而不自知的僵化日常现实境遇。因此,对于充斥在书中大量出现的稀奇古怪异域色彩的人物姓氏、地名,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将其假想为历史以来就一直活动在我们身边包括张三、李四、王麻子或汉斯、彼得、威廉在内的任何一个人或是包括钟鼓楼、天津街、复兴路、平坦乡等等在内的我们熟悉的任意一个地点……,事实上,他(它)们仅仅只是承载并通过“灵”的一个符号。就像光的折射,最终将汇入本书开放结构的玻璃房中那尊被称为“法穆学说或鲤鱼教团”的核心装置:

法穆(Phaam)之原始教义十分明确——宇宙是实有的,但不存在纯粹无意识的物质,也不存在无物质的意识。有灵众生处于第五重天界,绝对宇宙精神与有灵众生之间隔着灵体,圣体,恒体三重更高之天界,他们以食物和物质构造方式决定的。众生上升的方式在于改变他们的食物和物质结构。法穆的基本特征在于天启,而事实上,我们本来就在宇宙之中,所以天启乃是人类的本质。

高度诗化•可视化的语言叙述风格与贯穿全书激动人心关乎生死与沉默的玄冥之思是本书最大亮点。同时,作者为寻找印刷与句法,段落与空间,书写方式与语词符号之间新的互动而做出的种种探索一一让语言媒介恢复与音乐、数学的近缘性关联的努力,都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写作或写作的“先锋”必定是难度写作。在微信朋友圈的一次即兴发言中,我曾言:所谓的难度写作从来不是对题材选择的贪新、鹜奇、猎怪,也不是通过人为暴力坼裂、摧毁语法、语义逻辑的乖戾、任性结果,难度写作甚至根本不“先锋”,不“前卫”,甚至,它只是要求我们的写作回到常识,回到对事物真相的竭力抵达与穷思之后的豁然开朗。霍香结在本书中抵达的难度,只不过是不经意间回到了“九宫格”这样一个几何图形构成的常识。回到了这样一款(起源于本土的河图·洛书)看似简单的古老数字游戏背后所开启的深渊智慧之门一一以对应当今同样呈几何数级般飞跃增加的人类经验的步伐与复杂性……

对于本书的写作背景为何圈定在十三世纪展开,作者在序中已经做了充分理由的说明。我好奇的是本书标题,为什么不是《灵魂的编年史》而是《灵的编年史》?

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援引基督教教义中区别灵、魂、体三者之不同的精妙说辞: (a) 体(body)是对“物质世界”的知觉(World-consciousness)。是以五大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来意识周围的物质世界。(b) 魂(soul)是对“己或自我”的知觉。魂是指思想(mind)或情感(feeling)的层面,发挥理性(intelect)或感性(emotion)的功能。借着魂,人能感觉,能思考理解,能有意志作决定。(c) 灵(spirit)是对“神或灵界”的知觉。灵作为能与神或灵界沟通的层面。人有灵,所以能与灵界相通,能向神祷告敬拜,也会想到死后灵魂的问题。

十六世纪剑桥大学清教徒神学家威廉·筏隐更明确指出:“普遍来说,灵是较高的要素,而魂则较低。灵可说是神赐予人的生命本能,魂则是在个人里面的生命表现,而体是灵与魂所活动的物质生物或机体。”对应在古东方典籍《说文》:“靈,靈巫也。以玉事神。”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楚人。他们称跳舞降神的巫为靈。

获悉了这一层秘密,纵观人类数千年来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著名事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神)灵”的迁离之地必然引发动荡、争战、饥荒甚至文明的局部或整体毁灭,反之,“(神)灵”的降临之所则会带来丰收,救赎,喜悦,和平与文明的复兴。英国诗人弥尔顿在长诗《失乐园》中暗示“人”的生命实则源自“(神)灵”的高层空间生命的陨落,而高层空间的“(神)灵"之战是导致人世苦难的悲剧之源。这似乎是埋伏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重大而隐秘的主题,足以警示自“上帝死了”(尼采语)以来当下我们以丧失“敬畏之心”为豪的假神林立的现代文明。在一首诗的创作后记中,我曾这样表达过我的人类文明历史观:释迦摩尼、耶稣、老子等大觉者为本次人类文明火焰的核心。第二火焰圈,则是柏拉图、以孔子、庄子、但丁、赫拉克利特或苏格拉底等为代表的圣贤先哲。第三火焰圈,是以比干、司马迁、屈原、陈子昂、叶赛宁、荷尔德林等为代表的诗人、异烈之士。在本书中,霍香结对上述所提及的人物思想均有或曲或直的延异或引申表达。

此外,插缀在书中那些美妙、隽永的祈颂之诗,有着钻石般非凡的光亮与穿透力,仿佛品尝以食“电波,磁力或更为微观粒子”为生的诸神的食物,令人沉醉,唇齿生香。本书的横空出世可视为中国当代小说叙述史上一次严重的“语言事件”。在阅读过程中我承认无数次遭遇过仿佛来自心灵深处未知能量的有力撞击,悬空之际,当你回头,发现你的双腿并未离开地面,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

【注】:

1928年,俄罗斯文艺家普罗普推出《故事形态学》,他对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大约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形态比较分析,把它们整理成31个功能项,进行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分析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与整体的关系,从中发现了神奇的故事结构规律。被小说界誉为“普罗普式结构魔咒”。

附录

陶春:这篇东西可以视为“结构-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的文本践行诸多片段,已初显其貌:索绪尔的语言共时观,雅各布森与特鲁别茨柯对音位学的革命性阐述,列维-斯特劳斯的以具体形象经验替代抽象逻辑的原始思维即类比,其中包括以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系列为对象,所做的,堪称经典的对叙述结构的基本原型的"二项"数据分栏透析,即寻找结构中的深层结构,假定一个先于叙事而存在的不变的,甚至是恒定的,超验色彩的基本故事。到了后结构的德里达或巴尔特那里,以“互文性”、“可读”、“可写”等概念,干脆取消与否定了前面结构与企图建立的一切,甚至文本的终极意义:“文本作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意义就为表意活动的游戏开辟了无限境地。”个人以为这样的尝试固然有其智思或观念写作的形而上之美,同时却又显现出另一种匮乏:文本中对活生生的生存着的现实及自然构述,所做出的非本真努力及对个体不可重复命运的具备普适特征的自我超越的鲜明印迹之显示。诚然,这样一来,谈话的锋芒必然又指向了如何在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并使其‘活’下去!

霍香结:

回陶春兄:你点到的几个人的确是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阿味》的写作之初并不排除有这些企图的。更早的一个文本《铜座》中就有过这样的尝试。某种程度上说是中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毒不浅。但也可以说是尝试着在写。摸着石头过河。

以上诸理论作为文本实践在汉语当中还不是太明显。一种过于明显的知性思维或者说逻辑显然会导致叙述趋向僵化。但他比那种静物素描式的写作又有某些显著的优点。

你指出的对存在的贫血构述我可能会持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是存在现实的叙述如果会有别的方式我会那样去做的,但是没有,为什么呢?

除了你指出的谱系人物之外,我觉得对意识的物化这块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牵涉到心理学的一些东西,尤其如拓扑心理学等;我以为,文本也可以当作“物”来对待,当面对这个“物”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格”它?如何做到最后的心物一元,使它成为心的本体,具有恒照的功能,王阳明有说,这个心,以及要格的那个物,是一体的,也即合一的。物也就是我们的心。心性。天理。天道。从而在文本的形态上做到“观念写作的形上之美”。

另:你说的“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有具体所指吗?

陶春:

符号学、原型批判、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本质是一系列西方物理思维的极端显示。既是依据以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为首的智者学派(形式理念—概念框架),充分发展起来的一套科学分析法,通过对包括将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视为现成一物的,小到一个音素、标点,大到将整个作品视为一个句子结构的详尽分析,企图总结与归纳出文学的文学性或文学之外,其它领域的本质或规律性。这样的做法,一旦过度,正如不得不解剖一只蟋蟀或夜莺的喉管,去寻找到它们为何能够传递如此美妙天籁之声的来历。显然,最后所遭遇的虚无,比他们事先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无论怎样,阅读者总是期望在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比他自身所期待的意义,还要多的多的意外发生。

其次,意识的意识化并不意味着意识本身就是造就一物的材料。它只意味着一种主观意图的投射所必然遭遇到的一种先在的技术框架。了然于心,正如庖丁解牛或梓庆削木为鐻所怀的那种“以天合天”的技艺,使这种主观意图的投射所指之物,在消失心、物内外区别或间隙的同时,将潜隐的技术框架(器)潜隐于‘道’本身的视而不见,而木匠遭遇的,正是在制作过程中并不需要,或者说需要的意识活动本身越少越好,因为现成的框架要求这样一种现成的实体来构成其意图的符合性。因此木匠在制作过程中大脑思想得越少,让渡给手操作的灵敏度与精确性,反而越能呈现对达到这支桶的构造所要求的:一只桶如何成为一只桶的技术造型标准。

但是,一只木桶如何成为或抵达一物的物性活动,这仍然是个问题。否则木匠只是赋予了木材以形状,却并没有制造出一只桶。意识本身的空在与不著一物,暗含了对自身的超越,永远先于被人的价值和观念体系造就为‘器’。这意味着,意识本身必须被视为这样一束流动的,可穿透前面所言的内外区别的间隙思维空间,或者就是这样一束融合了空间,并与空间共在的光能。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对梵高所描绘的那双农鞋的精彩阐释,以及在《物》一文中对一只壶的阐释已经以纯诗意的思维,对神性如何参入人、物与天、地相互映射之缘舞作了问答。

与知、行相关的‘格物致知’,从明宋以来才由一种纯粹的道德修养步跻,具有了普遍的认识论上的意义。从二程、朱熹到陆九渊、王阳明其实都是沿着张载的主体识度,去构筑绝对真理体系的。无论是朱熹“识理”的“豁然贯通,知止,止于至善”;还是王阳明的“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确然,东方的智思精粹之所处即有这样一种天然活势:整个宇宙的存在于个体的人有着物质与意识的一体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趋进彦元或李塨对格物的态度:即直接体验到客观存在的具体事和物,包括审问、慎思与明辨。因此具体到我所说的“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即是从抽象的概念召唤,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现实或其现实中的超现实之纬,从死的文本样态召唤,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人的人本塑形。从无所不在意识的绵延召唤,回到具体的生存着的个体的人正在发生着的具体命运,并要求我们的语言去承担与照亮。(2007年9月,就霍香结作品的对话,刊《存在》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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