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理想社会模型——从人类如何变得不平等说开

三块陈皮
2018-03-31 13:35:32

一、人类是如何变得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人类不平等的产生做了充分的论证和阐释。

(一)自然人的生活状态

人类一开始发展成为智人这个雏形的时候,没有社会意识,也没有自我意识。他们需要仅仅填饱肚子,或者仅仅满足一下性需求。自然人过着自给自足、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与所有动物一样,自然人只有两种情感:自爱心和怜悯。

自然人在生理上,诸如年龄、健康状况、智力和心智等禀赋上存在差异,但是由于没有社会性,没有语言,自然人对美貌、才智都没有概念,没有交易,欺诈也无处发挥。

虽然,体质上的差异可能造成强者抢走弱者手中的水果和猎物,但是弱者大可找到另一颗树采摘或捕获另一头猎物。弱者不需要向强者屈服,因为自然人不存在依靠别人而活着的情况,因此自然禀赋的差异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不平等,自然人是自由的。

(二)自然人向文明人的演变

由于一系列必然或偶然的因素,如地震、洪水、板块漂移等,一群人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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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是如何变得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人类不平等的产生做了充分的论证和阐释。

(一)自然人的生活状态

人类一开始发展成为智人这个雏形的时候,没有社会意识,也没有自我意识。他们需要仅仅填饱肚子,或者仅仅满足一下性需求。自然人过着自给自足、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与所有动物一样,自然人只有两种情感:自爱心和怜悯。

自然人在生理上,诸如年龄、健康状况、智力和心智等禀赋上存在差异,但是由于没有社会性,没有语言,自然人对美貌、才智都没有概念,没有交易,欺诈也无处发挥。

虽然,体质上的差异可能造成强者抢走弱者手中的水果和猎物,但是弱者大可找到另一颗树采摘或捕获另一头猎物。弱者不需要向强者屈服,因为自然人不存在依靠别人而活着的情况,因此自然禀赋的差异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不平等,自然人是自由的。

(二)自然人向文明人的演变

由于一系列必然或偶然的因素,如地震、洪水、板块漂移等,一群人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活,独立自然人的领地越来越小,并不可避免的交叉,于是人类开始群居、协作,不断地交流和沟通产生了语言。

人类逐渐发现群居生活可以更好地抵御野兽的攻击、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捕猎和采摘更有效率,因此群居这种组织形式就被固定下来了。

紧接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农耕技术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富余的物质,促成了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工让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

最初的人类仅仅只是在身体素质上存在差别,如力量、美貌等,但在私有制下,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财产最终会有多有少,财产的不平等就产生了。有私有制,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富人,会有穷人。穷人可能穷得无法生存,得依靠富人的财富才能生活,他们要么抢劫富人的财产,要么寄生于富人;同时富人必定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财富,于是让一部分穷人成为自己打手,于是产生了奴役。

人类社会因为私有制的产生而陷入了无尽的混乱,富人和穷人之间,最强者和财产先占者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冲突。

(三)政府的产生

为了结束社会的混乱状态,强者和弱者,富人与穷人最终达成了某种契约,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一系列的规则或者说法律维系,并由仲裁机构执行,最终产生了专制政府。

人们选择一个统治者的目的是免受压迫,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也就是说保护构成他们生存基础的事物。

但是在强力的政府组织下,不可避免的存在附庸关系,从奴隶社会的人身依附到现代社会的雇佣依附,因为中心化组织决定了中心处于资源分配的核心地位,他对资源的分配权力决定了他在组织中的地位。

人类从此没有了自由,由于文明人无休止的欲望造成了无休止的纷争,如果没有仲裁没有强力第三方,人类社会就有毁灭,所以人类拱手葬送自己的自由和平等。

二、理想的文明社会形态

虽然人类从自然人变为文明人,失去了自然给予的诸多好处,如自由和平等,但文明人从社会状态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文明人的智力得到了发展,思想开阔了,感情高尚了,从愚昧的和能力有限的动物变成了有智慧的动物。于是,人类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文明人终究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基础。那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态,既能避免纷争,又能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平等呢?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构建了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模型,以下是对这个社会模型的提炼和总结。

(一)社会秩序的基础

卢梭认为,“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任何人对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力,约定才是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二)社会秩序的创建

法律是社会约定的正式表达和执行依据,一个政府或者社会秩序的创建由两种行为构成:(1)法律的选择,(2)法律的执行。

1. 法律的选择

卢梭撰写《社会契约论》的动机是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样子。因此卢梭要探索和论证“什么样的政府适合生长出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最美好的民族”。

卢梭的结论是,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安全是民主立法体系必不可少两个条件,而要使这两个条件同时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人平等。

卢梭把自由国家和专制国家做了比较。在自由国家之中,一切都是用于共同的利益,而在专制国家之中,则公共力量与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方的扩大乃是由于另一方的削弱。归根到底,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因此,卢梭认定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社会约定形式是“自由和平等”,这是喊破云霄的,卢梭是近代世界第一个坚定地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家,而不是在“君授神权”的老路上亦步亦趋。《社会契约论》的划时代意义使其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杰斐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蓝本,也为后世无数的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法律的执行

卢梭认为,法律的执行过程是把人民都集合起来,行使人民作为主权者的立法和执法权。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自动手的,也就是“直接民主”。

卢梭否认代议制,因为政治代表们一旦被选举出来,并被赋予诸如制定法律等权力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他们不被“特殊性”侵蚀,无论是特殊的利益,还是特殊的身份、宗教立场、观点和视角等等。人的这种特殊性不可消除,因而代表们就一定会与卢梭所描述的公民意志所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偏离,最终导致社会形态的腐化。

在卢梭的社会组织模型中,政府依然存在。但是负担责任的政府官员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用来执行人民的意志;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官吏只有义务,并无特权,因此最好的选举办法是抽签。

(三)卢梭思想的乌托邦色彩

然而,直接民主在现实中有诸多不可操作性,即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直接民主,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在奴隶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工作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citizen”才可能把几乎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行使公民权利中。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古罗马的公民集会不乏“主权者”从房顶上挤掉下来的滑稽景象。

在现代国家体制中,代议制不仅是过多人口的折衷,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明确分工的体现。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公民都有足够的政治觉悟,更多的人需要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分工中,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卢梭自己也承认,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不曾有过,只存在于他的政治理想国中。卢梭对这个理想国是这样描述的。“首先,它要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民都能相识;其次,需要极其淳朴的风尚;第三,要有地位和财产上的高度平等;最后,还需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奢侈之风,因为奢侈是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的。”

卢梭“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组织模型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始终代表了人类对完美民主形态的向往和期待。卢梭倡导的“直接民主”是出于对人与人之间没有基础信任的无奈,因为人的意志一旦被代表,终将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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