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北京人

野原新之助
2018-03-30 22:55:46

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太重要、太特殊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太多样、太复杂了。“北京人”的标签,既可以属于中关村的程序员,也可以概括798的艺术家;那些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文字民工”、自由画手,也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代言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作“diduan人口”的大兴区新建村的“农民工”、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绝对有资格代表北京发言。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因此“由谁来讲述北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在“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中,定宜庄选择的是老北京人。

这套书实际上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再版,当时她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重新采访时定宜庄不得不放宽条件,把1949年前后进入并定居北京的人都纳入访谈对象之内。这些人很少是声名显赫,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忧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体察并不普通的动荡与波折。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共有五本,访谈了近百位老北京人。样本庞杂,有满汉蒙回各族,也有伶农商学各业,故事虽然不太惊世骇俗,但也绝对没有套路和模板。

2012年曾有一部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记录了北京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独特的街道,独特的胡同,独特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可以视作这部纪录片的前传,但是时间跨度更长更远,挖掘的问题更深更细。书题虽是写北京,但并不特别在意北京这座城市如何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延续。

这五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讲内城的老北京人,《生在城南》讲外城,《城墙之外》讲城郊——虽说是城郊,其实最远不超过西苑和圆明园。事实上,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只有二环以内才称得上城里。

北京内城的老北京人以八旗子弟的后裔为主,有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如果翻出家谱,许多人能够追溯到爱新觉罗家族。清朝是“最后的中华帝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皇族还在紫禁城中生活多年,对北京的市民生活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由定宜庄来完成这些口述史是得天独厚的,她既是清史和满族史的专家,本身也是满族人。

老北京人自尊、刚烈、有闲,喜欢花鸟鱼虫,喜欢小吃和古玩;尽管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也泾渭分明地区分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的矮楼中,那些生活在新楼房、生活在郊区的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一律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外城和城郊的北京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以汉民和回民为主,生活不像“新八旗子弟”那样悠闲,而是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守坟户(有请福建人念一下)。北京有许多地方以“坟”命名,比如公主坟、索家坟等等;有些不以“坟”字命名,比如劲松。北京的坟地特别多,朝鲜战争时期北京搞建设,许多工厂就是挖坟地改造的。王公贵胄和名门望族一般会雇人守坟,守坟人整户生活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新兴城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劲松原名架松,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因墓前有六株古松得名;如今劲松是北京人口最著名的居民区之一,高楼鳞次栉比,车流拥塞不堪,不仅没有了当初的松涛林海,也很难追存到守坟人的踪迹了。

这是值得警惕的。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人,出于不愿或者不敢,很少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子女大多也没有兴趣打听,渐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用定宜庄的话来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口述史对于保存记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述历史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对话体,被访者讲述,访谈者记录,并不断挖掘更深入的信息。这对访谈者的要求极高,既要对所谈到的主题有相当的深入,又要对意外涉及的领域有灵活的应变。《生在城南》一册中有几篇关于京剧的访谈,由于定宜庄的不熟悉,就显得有些乏味了。

定宜庄,图/澎湃新闻

口述史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使用的可靠的史料,它呈现的只是人身处特定环境和事件时的记忆、心态以及表达的方式。定宜庄是试图通过这些普通人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变迁,自然就免不了提及祖辈父辈,因此也免不了“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从纷繁复杂的口述资料中甄别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访谈者的功底。定宜庄对此十分清楚,任何史料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勘校”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在城南》中的圣安师(李荣),他出生于1926年,却告诉定宜庄自己生于1916年;虽然差了十年,但他所述的一生行迹,居然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这个年龄。2015年圣安师去世,他是否隐瞒、为何隐瞒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充分说明了从口述史到信史的道路上荆棘密布。

我们读近代史,经常看到那些跨越晚清、民国、日据时代以及共和国的人,初见还有些惊起,见多了就不以为怪。“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几乎全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几乎就可以当作北京的近现代史了;而北京在整个中国又如此特殊,因此本书也可以窥见中国的那些年代。书中对某些历史虽有回避,但也不妨碍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书里提到的许多事件,是我之前未曾听说的,比如“抗日杀奸团”,比如1950年的“炮击天安门”,既惊悚,又震撼。我循着这些线索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更加感到扑朔迷离。而另外一些我所熟知的历史,比如日据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老人们的讲述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他们提到与日本人的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日本小孩会欺侮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因此成群结队地去上学。据说日本人在北京,从来没有进过故宫,而北京也不像南京那样被祸害……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没有沙里淘金的眼光,也留待后来的学者发现。

最后用定宜庄在《胡同里的姑奶奶》中的一句话作结:

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这些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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