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唤批判与启蒙的统一——《什么是批判》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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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0 18:55:15
【按语:《什么是批判》是福柯的一篇重要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福柯先从批判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然后仔细分析了康德对“批判”和“启蒙”的关系的理解。在指出这种原本统一的关系在现代变得对立、合理化社会越来越严重后,福柯强调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目标,并阐述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方法的不同。最后,他渴望通过正确的批判重新唤回“批判”和“启蒙”在康德意义上的统一,真正实现启蒙事业。文本见《什么是批判》福柯著,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福柯开篇谈论“什么是批判”,描述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认为它是“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只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的真理。”批判只能和不同于它的东西同时存在,本身不是也无法成为真理,但它指向真理,是一种“从属于肯定性建构关系的功能”,并且具有某种“德性”。【P172】

然后,福柯开始谈论批判出现的历史。他谈到,在中世纪,基督教通过让人在某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来治理人。重要的是这种服从关系,通过与真理的三重关系(教条的真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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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什么是批判》是福柯的一篇重要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福柯先从批判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然后仔细分析了康德对“批判”和“启蒙”的关系的理解。在指出这种原本统一的关系在现代变得对立、合理化社会越来越严重后,福柯强调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目标,并阐述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方法的不同。最后,他渴望通过正确的批判重新唤回“批判”和“启蒙”在康德意义上的统一,真正实现启蒙事业。文本见《什么是批判》福柯著,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福柯开篇谈论“什么是批判”,描述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认为它是“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只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的真理。”批判只能和不同于它的东西同时存在,本身不是也无法成为真理,但它指向真理,是一种“从属于肯定性建构关系的功能”,并且具有某种“德性”。【P172】

然后,福柯开始谈论批判出现的历史。他谈到,在中世纪,基督教通过让人在某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来治理人。重要的是这种服从关系,通过与真理的三重关系(教条的真理、个体化认知和包括规则以及方法的反思技巧)来完成“良心的指引”,最后实现“治理人的艺术”。宗教改革后,16世纪世俗化的西欧社会体现出从教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治理人的特征。【P17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不被那样治理?”福柯强调这个问题和“如何不被治理?”的区别,前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去寻找某种其他更合理的个体治理方式,因此这种批判态度“既作为统治艺术的伙伴也作为其对手”,“成为统治艺术的发展线索”。批判是“不像那样和不付出那种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最后福柯得出对批判的初步界定:“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P174】 福柯进一步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批判态度的历史锚定点:

  1. 对教会教规的批判,要求回到圣经寻找真义。
  2. 对没有合法性的法律的挑战,倡导自然法概念,限制统治权力的界限。
  3. 反对权威,面对权威依然自信。

福柯说,治理化和批判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西方文化史的最重要现象。批判的核心本质是“权力、真理和主体相互牵连——或一个牵连到另外两个——的关系构成的”。治理化是“凭借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对个体进行压制”的运动,而批判是“主体自己有权质疑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的运动。治理化是三者关系的建构,而批判是一种解构。福柯强调,批判是“自愿的反抗的艺术,是充满倔强的反思艺术”,“批判本质上讲确保在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称之为的‘真理的政治学’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P177】批判意味着,在“真理的政治学”中,不是权力通过真理来获得合法性,从而限制主体、使主体屈从,而是主体通过反思真理来质疑、反抗权力,解除权力压制下的屈从状态。前面福柯提到,批判是“他律的”,是“一种功能”,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批判”概念不在于到底批判了什么、批判的是否正确,而在于批判行动本身能够切断真理和权力的结构,建立真理和主体的桥梁,因此这种“批判状态”可以使个体摆脱屈从。

对于这样的“批判”,福柯认为,和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一样的。康德将启蒙视为脱离权威、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无能。这种无能意味着“缺乏决断和勇气”,因此康德的启蒙概念意味着是一个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是“对勇气的召唤”。【P178】而“批判”在康德那里却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意味着厘清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在康德那里,“批判”和“启蒙”是统一的,“批判”使我们充分了解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第一批判为代表),寻找到了自由和自主原则(第二批判为代表),这使得主体掌握真理以反抗权力(这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成为可能。批判为启蒙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将无需再听到服从,更确切地说,服从将以自主本身为基础。”【P179】 福柯点出了康德的“启蒙”和“批判”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它们虽然紧密相连,但存在着对立的可能。福柯举了两个例子:1、启蒙要求主体能够通达真理,但批判又表明主体的认识能力有限;2、在康德那里,自主的同时可以服从君主的命令。在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之下,福柯指出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中,“康德的批判事业以某种方式与启蒙保持了一段距离”,也就是说,这段历史中只有批判的认识(但这个认识已经不再具有批判性了)却没有摆脱屈从状态的启蒙勇气。他概括了三个特征:

  1. 实证科学(谨慎对待结果,不再否定社会现状)
  2. 国家或国家系统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合理化(“自我证明为理性和深层的历史合理性”)
  3. 国家主义,国家权力和技术的结合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柯说,启蒙和批判的关系并未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紧密联合在一起,而是相互对立。“摆脱屈从状态”要求“启蒙”的勇气需要与“批判”带来的认识能力相结合,“批判”概念本身又被理性所支撑,但理性的发展、认识的进步并未带来进一步的启蒙,理性带来的“真理”反而与权力结合,迫使主体屈从(这里,福柯对理性和启蒙的辩证论述与《启蒙辩证法》出奇相似)。所以,人们开始追问“那些过度的权力,那些治理化的出现,不是应由理性本身负起历史责任吗?”【P181】合理化问题在当代哲学获得广泛关注。在德国哲学中,从黑格尔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怀疑合理化、也许甚至是理性本身中的某些东西对过度的权力负有责任”;在过去的法国,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受到忽视,但福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在现在的法国获得了延续(法国现象学对意义的分析、科学史的问题化,当然还有他自己的谱系学分析)。 但福柯进一步谈到了自己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批判性的或争论性的,而是“试图指出差异,设法弄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增加它们的数量、传播它们、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P185】既而,福柯谈到与自己与法派的关系时,指出了自己处理启蒙问题的独特性——某种历史-哲学实践,构造历史,将哲学思辨投入历史材料,回归不是基于内在经验的经验性。这样的实践有两个特征:

  1. “以历史内容来消除哲学问题的主观性。”历史内容来自权力,通过对历史内容的分析就可以剖析权力;
  2. 关注一个特殊的经验时期——现代性的形成,观察其权力、真理与主体之间的变化关系。

福柯又谈到了如何从事这项研究——两种模式。【P188-190】 第一种,德国的模式:“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的分析程序——“知识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它受到怎样的滥用,因而它与什么样的统治相关?”(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纠正、哈贝马斯对不同人类知识旨趣的澄清)福柯认为大体上的步骤是:

  1. 在现代科学的建构时代知识的历史命运中寻找权力的无限影响;
  2. 将这种知识与所有可能知识的构成条件和合法性条件联系起来;
  3. 最后弄清历史上对合法性的出离是怎样发生的。(2是康德的批判的环节;3是启蒙的环节)

福柯在后面反对了这种模式,“必须根据权力和事件化来处理问题,而不是根据知识和合法化来界定问题”【P197】,权力始终与知识互动,使知识成为知识;知识的形式是不可分的。

第二种,福柯自己的模式:“事件化程序”。其步骤是:

  1. 选取几组从那里可以完全从经验上暂时识别强制机制与知识内容的关联的要素;
  2. 考虑知识内容的差异性和异质性,考虑它们产生的权力效果,弄清在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可识别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权力效应、强制程序的形式和正当理由如何而来;
  3. 理解如何能够从引发它们的具体策略领域的内容,通过做出不被统治的决定而被颠覆或解除。(同样的批判和启蒙之分)

福柯强调,批判的环节应该做到“系统的价值还原”(韦伯的价值中立)。他以知识和权力为例,知识和权力的定义不应该具有否定性,“只具有方法论的功能”:“知识这个词指的是在一个特定时刻和一个特定领域被接受的认识的所有程序和所有结果”,“权力这个词仅仅涵盖所有似乎可能引起行为或话语的特殊机制,不管是可确定的还是已确定的。”【P190】知识和权力依靠彼此才能够存在,不是“具有互不相干的要素的两个范畴构成的”,因此,“问题不是描述知识是什么和权力是什么,以及这一个会如何压制另一个或另一个会如何滥用这一个,而是必须描述一个知识-权力网络,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可接受性。”【P191-192】把握无关合法化的肯定性的一面,这近似于考古学的层次。

进一步,福柯指出了“事件化程序”分析的问题和应对问题:

  1. 肯定性不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不具有任何先验性和先例。因此需要“解释一个体系的可接受性的条件,关注标志着它之出现的爆发点”。
  2. 这些整体不是作为一般概念被分析的,而是纯粹的独特性。“这些肯定性是纯粹的独特性,不归属于某个种类或本质,而只归属于可接受性的条件。”因为这种独特性,福柯反对还原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统计学)、单一起源思维和必然性思维这三种解释程序,呼吁多样性关系、解释循环的相互作用、异质过程的交叉行为……

从第二点,福柯又谈到了问题的关键不是起源,而是谱系学所能“恢复的独特性出现的条件,这种独特性从众多的决定性因素中产生,但它不是它们的产物,而毋宁是它们的效果。”【P195】这个过程不存在封闭原则,原因有:

  1. 独特性的效果来自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了主体、行为类型、决断和选择,这是非确定性的互动关系;
  2. 关系网络一定不会只构成一个层面,这些关系不断脱离,互动关系没有一个是原初或绝对整合的。存在着永久的流动性、根本的脆弱性、复杂的相互作用。

既然如此,福柯建议我们采取一种“策略的总体分析形式”。【P196】

这样,福柯就把问题从考量“知识导致霸权”这一过程转向了“在互动关系和多元策略的语境中,知识与权力之不可分如何既导致根据它们的可接受性条件而确定的独特性,又导致某种可能的领域,开放的领域、非决定性的领域、可逆的领域和可能错位的领域,这些领域使那些独特性变得脆弱、暂时,并且使这些效果变成事件,不折不扣的事件”。【P197-198】

到这里,福柯谈完了自己的方法论,演讲到了结尾。福柯澄清了如何实现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比批判态度更重要的是批判的问题。最后,福柯似乎认为,他的这场方法论革新运动依然还是“将启蒙问题驱逐到批判中的方式”,只是认识的层面,还没能真正涉及到启蒙实践(虽然相比于实证主义与国家主义,福柯的“批判”与“启蒙”内在地联结着),因此,他不能也不敢将这个讨论取名为“什么是启蒙”。但他希望能克服康德遗留下来的批判和启蒙的分裂,“从某种作出不被统治的决定的意志出发”【P198】,最后真正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实现启蒙理想。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这个讨论了。在福柯几年后所写的《何为启蒙》一文中,他谈到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为对《什么是批判》这一讨论的接续:“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福柯集》,福柯著,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福柯式的“批判”虽然在其自身环节保持着价值中立,但目的永远是指向“启蒙的勇气”,指向“主体屈从状态的摆脱”;而这样一种“启蒙”的超越,在福柯眼里,必须要有福柯式的“批判”为其区分、澄清、指引。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批判”与“启蒙”概念克服了对立,重新回到了康德哲学那种统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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