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存在主义的「渣男渣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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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0 15:40:38

「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这是印在《存在主义咖啡馆》封面上的宣传语。 这几年大家都在寻找「有趣的灵魂」,但很多人似乎对「有趣」有什么误解,常常把「好笑」错当成「有趣」。饭桌上讲讲段子、抖音上跳跳舞虽然好笑,但距离「有趣的灵魂」还差很远。 存在主义者说,不要看一个人是否有趣,要看一个人是否自由。这本书就描写这样一群自由任性的人。里面的人都好渣、好作,却又好可爱,每个人都带有着天然的缺陷,但读后让你不禁感叹,有着深度哲学思考加持的人生才算真的有趣诶。 【萨特和波伏娃】 说到存在主义,当然要说到萨特。他与波伏娃那段传奇的开放性关系世人皆知,50年相伴,不住一起,不要孩子,各自鬼混。搁在中国,这种组合会被无数居委会大妈唾弃:什么「存在与虚无」,没有小孩存在,人生当然虚无了。 似乎萨特和波伏娃就是为diss「传统」而生的。他们曾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于是,两人达成了一个两年的情侣合约,到期再续约,没想到一路来运转良好。 这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能够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头已经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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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这是印在《存在主义咖啡馆》封面上的宣传语。 这几年大家都在寻找「有趣的灵魂」,但很多人似乎对「有趣」有什么误解,常常把「好笑」错当成「有趣」。饭桌上讲讲段子、抖音上跳跳舞虽然好笑,但距离「有趣的灵魂」还差很远。 存在主义者说,不要看一个人是否有趣,要看一个人是否自由。这本书就描写这样一群自由任性的人。里面的人都好渣、好作,却又好可爱,每个人都带有着天然的缺陷,但读后让你不禁感叹,有着深度哲学思考加持的人生才算真的有趣诶。 【萨特和波伏娃】 说到存在主义,当然要说到萨特。他与波伏娃那段传奇的开放性关系世人皆知,50年相伴,不住一起,不要孩子,各自鬼混。搁在中国,这种组合会被无数居委会大妈唾弃:什么「存在与虚无」,没有小孩存在,人生当然虚无了。 似乎萨特和波伏娃就是为diss「传统」而生的。他们曾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于是,两人达成了一个两年的情侣合约,到期再续约,没想到一路来运转良好。 这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能够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头已经不再有性了。波伏娃写给在美国的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中说,「我们大概做了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 做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萨特的小怪癖作祟。萨特恐惧任何肉质、黏性或者黏滑的东西,他认为「性是一个努力不要沉入泥浆和粘液的梦魇」。尽管萨特情人无数,他和波伏娃还互相给对方介绍学生认识,但显然,男女通吃的波伏娃在性方面上,要比萨特享受的多,包括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以及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后来制作了那个九小时的纳粹大屠杀纪录片《浩劫》)。 花边小报对萨特的桃色新闻津津乐道,称他会拿一小块卡蒙贝尔奶酪来引诱女人去他的卧室。在1945年,二战后的法国,一块好的奶酪确实挺难买的。不过,萨特「撩妹」的成功更多来自于自己思想活力和信心所带来的风度。书中说,他迷人地谈论着各种观念,他用动听的嗓音唱《老人河》和其他爵士流行乐曲,弹着钢琴,模仿唐老鸭。雷蒙·阿隆描写学生时代的萨特,「一旦他开口说话,一旦他的学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他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 萨特确实丑,身高1米52,佝偻着背,嘴唇像石斑鱼一样下翻,脸颊凹陷,耳朵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时常会向外游离。小时候,他有一段时间羞于见人,但随后他决定,不能让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为此牺牲他的自由。 萨特还「嗑药」。为了探讨如何从现象学所说的意向性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梦境,萨特觉得应该亲身体验一下幻觉。他从一位当医生的老同学那儿弄了一些仙人球毒碱,这种致幻剂于1919年首次合成,在20世纪中叶很多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想弄一些来试试,其中包括写《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20世纪50年代的存在主义实验者,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 药效非常显著。萨特脑子里头冒出了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蛇、鱼、秃鹫、蟾蜍、甲虫和其他一些甲壳动物。更糟的是,这些幻觉一直没有消失,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感觉某种龙虾一样的东西一直躲在他视野恰巧不及的地方跟踪他,而且街上房子的外墙长着人的眼睛。他把这些幻觉用到了作品里头,比如1937年的故事《房间》,1959年的戏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及1983年的一部半虚构作品《食物》。 后来,萨特最喜欢的药物是科利德蓝,一种苯丙胺(安非他明)和止痛药的组合药物。这种药的推荐摄入量是每天一两粒,但萨特会吃一整管,而且在他吃药的同时还会大量的饮酒,甚至很享受这种组合打扰他大脑的方式,「我很喜欢,脑子里头冒出一些令人杂乱无章、模模糊糊,然后又分崩离析的想法。」不过,到了晚上,他会再服用点镇静剂,脑子太乱了睡不着。 比起萨特喜欢幻觉,波伏娃似乎要实在的多。从小她就要享用所看见的一切事物,她凝视商店橱窗里五颜六色的糖果,她希望全世界都可食用。她狂热地旅行,收集各种物品,包括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年轻时,她曾在马赛当过老师,独自生活的她会在放假时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双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时出发,去多山的郊外探险。 有一次,她只带着面包,一根蜡烛和满满一水瓶红酒,爬上勒梅赞克山,然后在山顶的一间石头小屋里过了一晚。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俯视着云海,便顺着岩石小径跑下来,结果太阳升起来,岩石被太阳晒的很烫,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所以岩石透过鞋底烫伤了她的脚。在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个峡谷里,差点没爬出来。之后在1936年的阿尔卑斯山独自出行时,她从陡峭的悬崖岩壁摔了下来,所幸没有大碍,只是几处擦伤。 萨特则不喜欢户外运动,波伏娃会说服他去和自己一起徒步,但是他从来不会享受那种疲劳感。萨特认为这种活动很讨人厌,是某种侵犯他自由的东西,他很快就放弃了,扔下背包,瘫倒在路边。不过,萨特喜欢滑雪。他觉得雪在脚下会变化,不会变成黏质和附着的东西,而是变得坚硬与顺滑。雪托着他,他在上面顺畅地滑过,感觉很爽。 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萨特去世,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用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他们相识不久,便有了一个属于他俩的笑话。参观动物园时,他们看到了一套特别胖、样子惨兮兮的海象。海象叹了口气,一边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在恳求一样,一边让饲养员把鱼塞在他嘴里。从那以后,萨特每次闷闷不乐,波伏娃都会提醒他讲一下那只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叹息一声,两人都会感觉好些。 两位「渣人」就是这样按照他们的自由理论生活。传统婚姻模式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讨厌「这种婚姻模式里严格的性别角色,遮遮掩掩的出轨行为,以及对财富集聚和儿孙满堂的孜孜追求」。尴尬的是,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在新世纪的今天仍然盛行。如果两人仍在世,听到周围人在各种场合的话题都围绕于此,想必会送出一个大大的「梁相宜式白眼」吧。 【马丁·海德格尔】 书中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海德格尔,又一个「渣男」。从孩提时代,海德格尔似乎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害羞,瘦小,黑眼睛,张着一张干瘪的小嘴,而且一辈子都不习惯与人对视。 不愿对视的海德格尔,却敢反对他「恩如父亲」的导师胡塞尔。 1916年,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就有意讨好他。1920年,在胡塞尔的61岁生日上,胡塞尔的夫人就开玩笑地把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象学的孩子」,海德格尔也高兴采烈地配合这「养子」的角色,有时候以「亲爱的父亲般的朋友」作为写信的抬头。他有一回给胡塞尔写信称,「我真的有种被接纳为儿子的感觉」。 1924年,胡塞尔帮助海德格尔,在离弗莱堡不远的马堡大学找到了一份带薪的工作,他在那待了四年。海德格尔并不喜欢马堡,他把那里称作是一个迷雾的洞穴,但这次经历确实对他的事业是一次大助力,而且在他还跟那儿,跟学生汉娜·阿伦特发生了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 到1928年,也就是39岁的时候,海德格尔返回弗莱堡,再次在胡塞尔的鼎力支持下,接替了胡塞尔退休后留下的教师空缺。然而,几年后,海德格尔就因为观点不同,与导师分道扬镳。直到1938年胡塞尔去世(享年79岁),海德格尔也没去参加他的葬礼。 海德格尔的做法确实不光彩,但这也怪胡塞尔的私心太切,他要把海德格尔打造成「迷你胡塞尔」。海德格尔违背他的殷切期望,算是一场教育悲剧。 读海德格尔,会发现他的思想总是充满了黑森林的形象,他还给自己的书起《林中路》和《路标》这样的名字。就连他在最精妙的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也喜欢把自己想成一个谦卑的斯瓦比亚农民,在他的著作中又是劈又是砍。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时候,他经常会跑到森林深处,坐在小道旁的一条粗制长凳上写作业,长凳和小道能帮助他仔细思考正在学习的任何复杂课文。后来每当他在哲学思考中陷入僵局时,他都会想着回到森林里那条长凳上,看看他的出处。 在马堡的那段岁月,海德格尔的妻子用继承来的钱,购买了托特瑙山的黑森林村庄外面的一块地,那里与弗莱堡相距二十九千米远,俯瞰着有如马蹄般壮丽延伸的村庄与山谷。独自呆在那里,海德格尔会去滑雪、散步、生火、做简单的饭,与农民邻居交谈。用他在1925年写给情人阿伦特的心里的话来说,就是以一个男人在森林里伐木一样,平静节奏,笔耕不辍。 海德格尔还把这份农夫的形象,带到了他在城里的工作。他穿一款特别定做的黑森林传统服装:一件有着宽翻领和高领的棕色农夫夹克,搭配一条及膝的马裤。他的学生称之为他的「存在主义的」或「一个人最本己」的打扮。学生认为他很好笑,但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时刻警惕不让「常人」替代自己。 【莫里斯·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在左岸的那些思想家中,是学术上最有名望的人,也是其中舞跳得最好的。他喜好衣服,但不喜欢花哨,最爱高品质的英国西装。 波伏娃刚刚开始独立的学生生活,就喜欢上了小她两个月的梅洛-庞蒂。她在日记里都写下了对他的印象,称他有清澈帅气的脸庞,浓密的黑色睫毛,以及男学生那种快乐爽朗的笑容。不过,后来波伏娃就把梅洛-庞蒂甩了,理由是他「太中产阶级」。 梅洛-庞蒂是酒吧的常客,以他的好心情和善于调情的魅力而闻名。他是唯一一位会真正邀请女孩去舞池跳舞的哲学家。一边在舞池里摇来摇去,一边教女孩一点哲学。 根据萨特写给波伏娃信中的二手八卦,喝大之后的梅洛-庞蒂会有些殷勤过头,一晚上在好几个女人身上碰运气,但通常都会被对方拒绝。萨特注意到,并不是她们不喜欢他,而是他太猴急了。 虽然他的婚姻始终安如磐石,但是梅洛-庞蒂确实和别的女人发生过外遇,反正至少和后来嫁给乔治·奥威尔的索尼娅·布朗奈尔有过一腿。1946年,在一家杂志做助理编辑的索尼娅向梅洛-庞蒂约稿,二人由此相识。他们先是在心里头打情骂俏,接着在1947年,梅洛-庞蒂去伦敦和她待了一个星期,两人正式开始偷情。 不过,索尼娅这个人喜怒无常,而且很容易激动。刚开始时,她这种反复的无常情绪可能对梅洛-庞蒂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还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个情绪同样不稳定的女朋友伊丽莎白。但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逐渐从痛苦的困惑不解转向了明确的感情降温。 两人分手的过程在现在看来「渣男」无疑。某天,索尼亚来到巴黎,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但事与愿违,只在酒店见到一张梅洛-庞蒂的妻子苏珊娜给她留下的纸条。客气的告诉她,她丈夫去法国南部了。在这之后没多久,1949年10月13日,索尼娅在医院的病床前,嫁给了身患重病的乔治·奥威尔。 事实上,在存在主义圈中,梅洛庞蒂几乎是唯一一个不怎么容易被离奇感或者焦虑侵袭的人,这是他和神经兮兮的萨特之间的重要区别,对他来说,「看和被看是把我们编织到世界中的东西,给予我们充分的人性。」 但萨特对他所谓的「洒脱」耿耿于怀。两人一同创办了期刊《摩登时代》,两人反目后,萨特骂道,「梅洛-庞蒂十分阴险狡诈」。他认为,作为合作编辑的梅洛-庞蒂故意保持低调,没有把他的名字放在刊头,不想为任何明确的观点负责。萨特抱怨,「梅洛-庞蒂和他一样都是领导,但始终悠哉悠哉的,跟个空气一样。」这些抱怨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其实挺典型的——彬彬有礼却保持神秘,可谓形象管理大师。 【阿尔贝·加缪】 1943年,萨特的戏剧《苍蝇》正在排练的时候,加缪主动结识了萨特,两个人其实早已对对方有相当的了解。加缪为萨特的小说《恶心》写过书评,而萨特则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加缪《局外人》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 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他在谈话中总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记得1947年的一次深夜狂欢期间。匈牙利裔英籍作家阿瑟·库斯勒,拿起一个酒杯,朝向萨特的头扔了过去,因为他看到萨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马迈内调情。加缪把手放在库斯勒肩上,想让他冷静一下,但库斯勒对着他就是一阵乱打,加缪也打了回去。萨特和波伏娃把两人拉开,推着加缪上了他的车。回家的一路上,加缪倚在方向盘上哭个不停,把车开得东倒西歪,「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加缪早年的家境一直非常的贫穷,他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贝尔瓦,当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萨特做着他的文学英雄梦,梅洛-庞蒂在无条件的爱中享受着幸福,波伏娃还有她的书和糖果店窗时,加缪却在一个沉默和匮乏的世界里长大。22岁时,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日记中,第一篇写下了一句这样的话: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感性。 加缪的小说都是屈服于命运的调子。这种「丧丧」的状态是萨特和波伏娃最看不上的,两人都坚信自己要致力于政治活动,并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名声用在了那些他们支持之人的事业上。 但是过于敏感的加缪更能体会个体悲剧的残酷。二战后,法国开始对通敌者进行报复。加缪坚决反对死刑,他说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国家执行冷酷的司法处决总是错误的。他在《既非受害者,亦非刽子手》一文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再为谋杀找借口的人同流,无论他们是谁。 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爆发起义,有人要加缪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不支持起义军。他说,「现在人们正在往阿尔及利亚的电车轨道上放炸弹,我的母亲可能就在其中一条车轨上,如果这就是正义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我的母亲。」算是非常性情中人了。 很多批评家不喜欢存在主义,觉得「人味儿」太重,但我觉得这恰好是其最迷人的地方。就像本书作者莎拉·贝克韦尔所说: 「我并不认为存在主义者为现代世界提供了某种简单、神奇的解决方案。作为个人和哲学家,它们无可救药地有着缺陷。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一些主要方面可能会让我们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复杂的存在,有着自己的困扰,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根植于一个充满了道德妥协的黑暗世纪中。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和狂野概念是他们的印记,正如我们身上也将留下21世纪之动荡的印记。」 如今的男文青已经不会把《存在与虚无》当作装逼利器,女文青读《第二性》时也不会有划时代的感觉。发迹于上世纪初的存在主义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并归于沉寂。但事实上,「存在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现代文化之中,我们几乎都不再把它们视为存在主义的东西」。 当年的「渣男渣女」们在探索「有趣的灵魂」方面早已闯出一条血路。新时代的我们,在翻看他们黑历史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想想「如何遇见更好的自己」这种伟大的哲学命题呢?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不是主流(anti-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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