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信任 8.1分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摘要

沧海一粟
2018-03-29 看过
第一部分 信任之信念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福山在这一章里主要谈到,在后工业社会,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来改善社会已经不大可能,只能把焦点转到公民社会上。而家庭是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要想培养这些,需要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发展对文化的尊重态度。(P8-9)
作为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最为直接的影响。(P10)这里从论文化切入到论经济,再由经济返回到文化,提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P11)福山认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P13)
这里,你可能要注意: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大)
第2章 “百分之二十”的解决方案
这一章通过开头引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重商主义流派的争论,来指出,“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去甚远。”(P20)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却不够重视那些与功利无关的实践案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反向思考,继而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影响经济的最重要的变量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文化。”(P25)
这里可能有一个讨论:你赞同“理性人”的经济观点吗?为什么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信息革命的到来对产业规模造成了一定冲击,但远远没有到取代市场对其的需求的程度。很多从事信息产业这行的人在欢庆等级制倒台时忽视了“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P28)福山认为,“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P28)他继续往下分析共同体、公司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他是这么理解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P29)“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恶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社会资本的产生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体美德。”(P29)接着福山引出了一个概念,“自发社会性”。“自发社会性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中间级共同体,他们有别于家庭或者政府刻意组建的机构。”(P30)社会资本的强大能降低商业资本,但它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统一的。(P30)“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P32)“信任的盛行不仅仅能够协助大规模组织的成长……社会资本储备丰厚的社会能够更加积极地采用新的组织结构。”(P33)
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多:1、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 2、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的关系 3、社会资本和经济的关系(或者产业规模与信任的关系,需要区别高信任怎么样,低信任怎么样,还有它们各自的代表国家)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P35)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关系图:文化——社会资本(信任、自发社会性)——产业结构——国家经济。福山是这么定义“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P36)“无论文化怎么多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P37)“传统宗教或者伦理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构成了主要的制度化资源,让人的行为受到文化的界定。伦理体系创造出道德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内通用的善恶语言给予其成员共同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道德共同体,不论其涉及的具体伦理准则是什么,都将在成员中构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P38)福山认为,“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伦理习惯有利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P39)
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伦理习惯与经济的关系”,参看第一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福山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伦理习惯的规约性,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伦理习惯是非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伦理习惯也会导向理性的经济行为。
第5章 社会美德
    “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培养个人美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44),接着主要讲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里想说的是,新教教派形式对于自发社会性和经济生活都有重要影响,进而论述自发社会性为什么重要,“自发社会性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原因是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群体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P48)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理解该国文化最引人入胜的途径。”(P50)在这里,福山举了几个代表国家,日本,美国,而后又讲了社会主义国家、拉丁天主教国家和中华社会。这里面概括的联系与差别,自己把握。
接下来福山就要重点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通往社会性有三条大道:第一是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第二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志愿结社,例如学校、俱乐部以及专业团体,第三则是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经济组织模式:家族生意,专业管理的公司,和国有或国家支持的企业。……倘若在一个文化中家庭和亲属关系是通往社会性的首要渠道,那么其在创建大型可持续的经济机构时会遇到极大困难,因此指望国家牵头并予以支持。对比而言,倾向于志愿结社的文化体能够主动创建大型经济组织,而无需政府支持。”(P62)这里要讨论的是家庭和志愿结社之间的关系。“成熟经济体中的新业务通常以小型家族生意开始,之后才开始采用更加不涉及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因为它们的凝聚力是基于拥有社会团体的道德和情感联系,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的产权结构情况下发展兴盛。”(P63)“但是家族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P63)“从基于传统互惠道德观的家庭商业,发展到以合同和产权的现代化、不受个人影响的、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这其间有一条自然发展的途径。”(P65)
“在某些社会,家庭可以强大到足以阻碍现代经济组织的形成,而在其他社会,他们可以薄弱到无法行使基本的社会化功能。”
问题:家庭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8章 一盘散沙
“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令它们无法演化成可持续的大型企业。”(P69)
港台小型企业,日本经连会。华人社会的小规模,原因在于“华人非常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反之也同样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P73)“在家庭之外的信任匮乏,致使不相关的人很难组建群体或者组织,例如商业企业。”(P74)这样的家庭关系,导致了华人经营的周期律,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美国则不同,“美国家族企业则会迅速引入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P77)因此,华人公司也很难打出自己的品牌。但是,华人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变化迅速、高度分散的小型市场中表现最为出色。小型华人企业能更加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反应。(P79)
对于此种情况,福山提出了三条路径来改变不足,“第一是通过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华人企业可以通过家庭或个体的关系与其他小型华人企业建立联络,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第二是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第三是通过国家主导或者持有企业。”
问题:华人社会家庭结构的利弊及其改进方法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中国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从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个人伦理”。这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家庭神化为所有社会关系中的最高者。对于家庭的责任高过其他责任,高过对君王、上天以及其他任何现世或神圣权威的义务。”(P82)这可视为华人社会家庭伦理的特点。
“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业家庭的自给自足上。”(P84)“自给自足的家庭成了唯一理性的庇护和合作的来源。”(P85)
“儿子的重要性在于他既是财产继承者,又是一种社会保障。”(P86)
重点在这里,“强烈的家庭主义、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族外领养机制的缺失,以及对非亲属的不信任,这一系列的原因催生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行为模式。”(P86)主要表现在家庭资产随着代际而缩减流失。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控制和压迫女性。
“在‘家’(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联合家庭)以外,还另有同轴的亲属圈,这些圈子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族。”(P88)“从经济层面来说,宗族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亲属的范围,也同时增加了可信任的人的总数。……构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责任基础,并且大大增加了可以参与家庭产业的人的数量。”(P88-89)
总的来说,这样的家庭结构阻碍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
问题:华人社会家庭伦理的特性及其影响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为什么自发社会性会缺失:“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P94)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企图干预经济,正是因为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缺乏动力、创造性和创业精神。”(P109)“法国最成功的企业往往是家族型企业,它们所面向的是相对小众、高品质的消费者或特色市场。”“法国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这让法国私营经济受到限制,难以催生出大规模、强盛、有活力的企业。”(P109)“法国家庭的真正重要之处并不是其是否强大或团结,而在于由于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能够缔造个体忠诚的中间组织,家庭遂被推到前台成为会凝聚的主要模式。”(P110)“法国家族企业家首要关注家族企业的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不愿意公开募股,或寻找资本来源,生怕削弱他对企业的控制。”(P110)“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并不想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扭转现状,而是向往贵族的安定、拥有地产、食利的生活状态。”(P111)“法国人中间的低信任,以及他们长久以来无法再群体中达到自发联合。”“法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不喜欢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而这类关系却是新型非正式组织所必需的;法国文化更喜欢法律明确定义的、集权的、等级式的权威。”(P113)“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P114)买卖官职、税收制度,“法国社会的阶级分明,加上法国人对权威的传统态度,造就了墨守法规、僵化的职业关系体制。”(P116)
“法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经济过度干涉,尤其是代表大规模企业做出干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P118)“在历史深处,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政府有意通过税收和特权来削弱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以实现对它的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和组织精神。但在后来,创业精神的薄弱反之又成为迫使政府重新进行干预的动因,试图为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的私营经济注入活力。政府的介入又使私营经济的依赖性得以延续。”(P118)
问题:法国家庭结构和经济的关系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信任度低、中间社会组织薄弱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企业呈现马鞍型分布。”(P121)“韩国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高度的集中性。两个级别组织:个体企业和更大的、连接不同企业实体的网络组织。”(P122)“韩国的财阀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因为政府把握了银行系统的所有权。”(P123)注意这里的韩日对比,“韩国的财阀更像日本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经连会。韩国财阀比日本经连会更为中央集权。财阀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成员公司之间有着天然的团结性。”(P123)韩国财阀更像是等级式组织。
韩国的家庭结构,长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能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P125)“首要的尽忠对象是家庭而非政治当局。”(P125)韩国这种家庭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P126)“韩国倾向于以等级制、专制和集权的方式运营。”(P128)“韩国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P131)
若干种通向社群生活的桥梁让韩国人得以挣脱家庭主义的束缚。“第一个桥梁跟中国南方情形类似的宗族组织。韩国极其庞大的亲戚群体意味着基于亲戚关系的用人标准可以从大量人才中选择。……第二个桥梁是地域观念,韩国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认同感。第三个桥梁是大学同班。第四个是军队。”(P133)
“追求经济成功是为了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成为在经济理性之外推动韩国在其领先的经济领域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一大动机。”(P134)
通过韩国这个例子,对国家干预可以填补文化缺陷,文化因素如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都不重要的批判:
“从文化上说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像韩国那样有效地实行工业政策。韩国政府的扶持,也可能导致腐败问题。政府推动,并非市场推动,在应变上有劣势。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效率提升。政商勾结。”(P136-138)
问题:韩国家庭结构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部分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无摩擦经济
“尽管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后者有赖于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P141)“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P142)
信任和自发性的经济功能,“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P143)“当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P145)“共同体的伦理体系的价值观要求越多,进入这个共同体的要求就越高,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就越高。共同体内部的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P145)“有着高度群体团结和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会比更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P147)
“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动力。”(P151)
第14章坚如磐石
“关于日本现代工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型组织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P152)“日本公司实质上是网络组织。允许在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共享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一切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P155)“在日本经济发展早期,家族管理就被专业管理所取代。日本很快便适应了以公司形式建立企业。采用公司形式反过来又使公司向大规模发展,进而成为缔造出以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和生产流程复杂为特点的产业的前提。”(P157)“日本企业大多数实行专业管理、由大众分散持股,因此其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P159)大型企业通过经连会合作伙伴,又互相支持,增强了持久合作,共赢的力量。
第15章儿子与陌生人
“日本人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自发社会性倾向,根本基础在于日本的家庭结构。”(P162)“日本的‘家’,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不同。比较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它的组成结构允许其各个位置可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而占据,但不一定必须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担任。”(P163)“日本文化不仅允许收养儿子,而且对任人唯亲有所提防,众多谚语警告世人小心养出懒惰或无能的儿子。”(P163)“日本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长子继承制。”(P164)长子继承制有几点影响,“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在中国那样于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日本的家不会渴望达到传统中国‘大家庭’那样自给自足的程度,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整体流动性,因为家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小家庭。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继承家财,这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得到不断供应,当城市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些职位无疑加快了日本城市化进程。”(P165)
    日本的家元社团,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任何人可以申请加入。“基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责任,属于任意的个人联盟。宗教生活更富有组织性和宗派性。”(P167)日本更讲究“忠”甚于“孝”,日本政治体系最上层是军人阶级,努力让政治不伤害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特权。从中国儒家学说生发出的独具日本特色的儒家精神,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更为重要。”(P170)“日本人的信任之存在于日本人范围内。”(P171)“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掌握实权者和名义上的掌权者不见得是同一人。领导者若是年迈不能胜任,则会被温和地放置到名誉位置,实权由年轻的领导人担当。”(P171)“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时期,从未被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权力分散在一系列互相攻伐的氏族手中,不断上演此消彼长的戏码。这给小社团的兴起留下了自由空间。”(P172)
第16章终身雇佣制
“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和高度团结是日本经济特有的两大特征之一。”(P175)“为谋高薪而离开终身雇佣制公司的雇员会被社会所抛弃,企图从别家挖人的公司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这些制裁的实施不是依赖法律手段而仅仅依靠道德压力。”(P175)“雇员愿意为公司竭尽全力,因为可以换来长期的福祉。这种责任感既不是正式的,又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它已经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化过程完全内化。”(P177)“终身雇佣制的雇员不会搭便车,原因还在于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他们的忠诚和工作换来多种形式的回报,已经超越了工作保障的承诺。”(P177)“日本制度大获成功,原因在于这些规则已经深入员工和管理者的行为中:不用强制,员工就会自觉工作,管理层会考虑员工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一个正式的制度来管理彼此的关系。”(P180)
第17章财团
日本经连会的运作完全依靠普遍的高度信任关系。经连会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纵向的经连会,如丰田汽车公司,由生产企业、上游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机构组成。更普遍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它广泛联合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P184-185)日本经连会的特点,“第一个,它们都很庞大,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第二个特点是尽管他们整体规模巨大,跨市场经连会的单个成员公司在日本经济的某一领域并不占有垄断地位。相反,在每一种市场领域中,只有一家成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第三个特点,经连会的成员一般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即使在毫无实惠可言的情况下。第四个特点是经连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高度的信任感。”(P185)
“经连会成员的关系达到相互进行经济交易的程度时,跨市场的经连会可以获得纵向企业集团所节约的交易成本的效益。银行是每一个跨市场经连会的中心。”(P189)
第18章德国巨人
“文化并非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它受政治和历史演进影响而持续变化。”(P195)“德国人迅速地走出家族企业模式,走向专业管理,构建了理性的组织管理等级体制,并形成持久的制度。公司组织形式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建立。”(P196)
“德国存在公社化的经济制度。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工业卡特尔,德国劳雇关系模式。德国的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互信任度,远胜过那些没有共同体观念的社会。”(P199-201)
“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决策制,工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集体协商制,内容广泛的社会福利法规。”(P202)“德国的制度往往整理成法律条文,尽管这不意味着德国更加制度化。”(P203)这里注意德国和日本的对比,相对来说,日本更靠自觉。
第19章韦伯与泰勒
    “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P207)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工会和工人难以互信的基础上,久而久之会带来不好的效果。“高信任的社会,往往催生出基于更分散的责任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管理方式,从而取代泰勒制。”(P214)
第20章团队中的信任
“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有高度的自豪感和敬业精神,这使得德国工人并不单纯地只认同他们的社会阶段,而且还认同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它的管理层。这种职业精神和天职观缓解了德国的阶级斗争倾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套工厂劳雇关系。”(P217)
“公社化的工厂并不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专人进行重复操作,而是在使用工人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在处理问题时,更多采用面对面、非正式的沟通。德国的工头团队,工头从底层干起,非常熟悉情况。德国生产线上的工人有着更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有能力操作自己的生产线,他们所需的监管远远不及英国工人。”(P217-219)还有德国的工资差异主要由技术工种差异造成,德国有完善的学徒制。(私营公司和技术学校的配合)
第21章局内人与局外人
通过德国的学徒制以及和它后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关系,要说明,应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
“道德共同体有明显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局内人受到局外人享受不到的尊重和平等对待。”(P234)
第22章高信任的工厂
“若要了解美国工厂社会关系的演进,我们必须知道精益生产模式的实质。”(P239)“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精益生产流程的脆弱性因而就是一个信息反馈环路。”(P240)这样的方式使得生产线上的工人有了较大的处决权,一旦他发现生产有问题,就可以立刻叫停生产,于是产生了生产小组的概念,以及后来的质量小组。(P241)这赋予了工人高度的信任。对日本来说,开创的这个模式,意味着责任与义务的双向负责。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鹰隼不群”——果真?
“一个群体是否能维持一种共享的‘善恶观’,对于建立信任、创造社会资本,以及由这些属性带来的所有其他积极经济收益至关重要。”(P251)
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认同。“平等的个体势单力薄,需要人们聚集起来以实现重要的目标,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合作,而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一所公共精神的大学校,它把人们从本能地专注于自我满足的私欲中摆脱出来。”(P254)
“美国通常描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至少扎根于家庭的个体行为。”(P262)“美国孩子不断受到宗教团体、教会、学会、大学、军队或公司的吸引走出家庭,融入到社会中。”(P262)
第24章循道合群
美国人的结社性源自新教精神。
“倘若宗教认同是强制施与的,逐渐就会成为大家想要逃避的负担。政府越坚持让民众信教,民众就会越发抵触它,视它如包袱,并将其对权威的其他不满情绪聚集在一起。但在自由信教的国家里,人们只有在对精神追求感兴趣时才加入教会。”(P269)
“马克斯·韦伯也观察到了新教宗派在促进共同体生活和民间信任方面的重要性,他相信这些特性促进了经济合作。”(P271)
第25章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种族是美国共同体的第二大来源。(P277)“黑人企业家通常独自打拼,仅靠自己微薄的存款和大家庭或朋友的一点资助创业。”(P283)“美国黑人经历了文化剥夺。美国的奴隶制不只是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个体尊严,它通过不鼓励合作行为进而瓦解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P283)“自发社会性的缺乏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也越发凸显。”(P283)
美国不同种族群体发展速度不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的态度。“社会性必须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激发可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譬如诚实、节俭、创业能力、才干以及对教育的关注。”(P285)“自发社会性只存于种族、民族、语言等深刻的分界线之内。如果要构建更广泛的共同体,则必须通过语言和教育的同化政策来平衡种族性。”(P286)
第26章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美国继承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是高度的个人主义,二是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第二种传统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体制,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P287)
眼下美国的危机在于,过度多元化,导致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信任的基础,也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P288)这种表现在家庭的解体,单亲家庭的增多,各种利益集团稳步蔓延,谋求其特殊利益。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上升。社会承担间接高昂成本。
清初旧有种族基础联结而成的权威和共同体,以及过度福利,都危及到了美国社会。平权到最后反而造成了多数人的不满,敌对。
“在他们削弱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之前,要先想好如何重建公民社会,并找到照顾弱势成员的其他途径。”(P300)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第27章后起之秀
“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禀赋,对了解它的工业结构,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至为关键。虽然社会资本看似一种无理性的习俗,且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非理性’现象,但是它仍然是理性的现代经济和政治体制顺利运转所需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影响。”(P305)
在这一部分,福山对产业规模的几个影响因素做了回应和批驳,主要涉及五个,当地市场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滞后,大规模经济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文化。
第28章重返规模
在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为基础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制度中,再辅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将会进一步降低商业交易成本。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广泛的信任和自发组织社团的倾向,则有两种途径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第一种方案,通过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通常的形式是组织国有和国营企业。第二种途径是海外直接投资或与大型海外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P317)
“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P320)
“自发社会性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工业格局分布、政府希望扮演的角色、工人与管理者及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P320)
第29章奇迹迭出
    这一章要重点把握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难题。“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P325)
第30章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人们对工作而非闲适的重视程度、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对家庭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同胞的信任程度,都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唯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公共精神的中和,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才能得到最好实施。”(P329)
第31章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正式这些元素本身组成了市场的结构。”(P334)
“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P334)
“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P334)
“只有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达成协作,一个稳定的政党才能成形;归根结底,这一能力基于社会资本。”(P335)
    “一个只有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要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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