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ch Begins after Death Speech Begins after Death 评价人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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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口
2018-03-29 22:24:25

这是一篇福柯与Claude Bonnefoy在1968年进行的访谈,这个访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 从童年开始回忆自己如何理解写作、言说(speech)

2. 写作与死亡的关系

3. 写作的乐趣与义务

福柯出生在法国外省的医生之家,这意味着打小福柯就没把语言当回事。“外科医生说话只是为了说出真理和开处方。他命名,他排序,仅此而已。这意味着,让一个外科医生说话真是让太阳打西边升起。正是传统临床医学实践中对语言的功能性贬低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这种影响直到十到十二年前才消除。对我来说,言说就像一团热空气一样无关紧要。”(35-36页)这种对语言的毫不在乎一直延续了很久,它真正的改观来自福柯的瑞典体验。“我必须身处国外才能发现写作所可能具有的乐趣。”(31页)因为福柯在瑞典只能艰难地用自己并不擅长的瑞典语和英语交流,这将他锁紧了语言坚固的牢笼,这让他明白,语言并不是如空气般清澈透明,如镜子般秋毫可鉴,恰恰相反,语言有它自己的厚度,有它自己的地形学,人并不是语言的主人。正是这个意识让福柯产生了一个困扰他十年的问题(根据访谈的时间推算就是1958-1968年):“在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社会当中,词汇、写作、话语的存在意味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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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福柯与Claude Bonnefoy在1968年进行的访谈,这个访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 从童年开始回忆自己如何理解写作、言说(speech)

2. 写作与死亡的关系

3. 写作的乐趣与义务

福柯出生在法国外省的医生之家,这意味着打小福柯就没把语言当回事。“外科医生说话只是为了说出真理和开处方。他命名,他排序,仅此而已。这意味着,让一个外科医生说话真是让太阳打西边升起。正是传统临床医学实践中对语言的功能性贬低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这种影响直到十到十二年前才消除。对我来说,言说就像一团热空气一样无关紧要。”(35-36页)这种对语言的毫不在乎一直延续了很久,它真正的改观来自福柯的瑞典体验。“我必须身处国外才能发现写作所可能具有的乐趣。”(31页)因为福柯在瑞典只能艰难地用自己并不擅长的瑞典语和英语交流,这将他锁紧了语言坚固的牢笼,这让他明白,语言并不是如空气般清澈透明,如镜子般秋毫可鉴,恰恰相反,语言有它自己的厚度,有它自己的地形学,人并不是语言的主人。正是这个意识让福柯产生了一个困扰他十年的问题(根据访谈的时间推算就是1958-1968年):“在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社会当中,词汇、写作、话语的存在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一个论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福柯早期所要探寻的是埋藏在语言中的规则,“语言存在的方式与遗迹、技术、社会关系的系统的存在方式相似。”(37页)这也就是《知识考古学》中那些隐含着秩序意味的概念(陈述、话语形成、话语、历史先天)的胚胎;第二,无论福柯承认与否,这个问题的提法都很结构主义,只不过严格来说,福柯关注的不是“可能的言说的结构”(37页)而是“实际发生的言说的表现的模式及其起作用的方式”(38页)。

回到那个在瑞典处于交流隔绝状态中的福柯,语言自身的地形学既封锁了福柯又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写作。“当说话已经是不再可能的时候,我发现了写作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艰难的、甚至是有些危险的魅力。”(33页)很显然,那个成长于延续着19世纪临床医学氛围的外省医生之家的福柯以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写作的意义,但是当福柯开始认真思考写作的时候,他所理解的写作依旧是在医生的框架当中:“我认为我的笔延续了我对解剖刀的记忆。或许我在纸张空白处留下的踪迹与我父亲在他人肉体上的解剖一样具有冒犯性?我将解剖刀变成了一只笔。”(39页)那么,这种解剖式的写作与临床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首先,两者都与死亡、他者相关。解剖学是建立在对已死的他者的切割上的,与解剖类似的写作也是一样,“写作意味着处理他人的死亡,将他们视为已死之人。”只不过,写作有时候只是以假设他人已死为前提,他人未必真的死了。那么为什么写作需要这个死亡前提?福柯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言说当下是无比困难的。一般地,对我来说,我能够谈论那些紧挨着我的事情,但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极小的转折,一个由死亡穿过的薄片存在于我与我正在写作的那些事情与时刻之间。”(43页)换句话说,研究当下的生命是不可能的,只有他们已死,或者在距离中放入死亡,写作才是可能的。进一步,在这个死亡的间隙中,福柯转向的依旧是死亡:“对我来说,写作是死亡后的漫步而非朝向生命起源的通道。”(44页)这里没有目的论,也没有基督教式地对神圣起源的兴趣,在这里福柯口中已经回荡着尼采的声音,在《尼采、谱系学与历史》中对起源问题的抛弃,对琐碎历史细节的关注此时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是福柯选择关注过去的原因,这也是福柯在哲学与历史中左右摇摆的原因,所以福柯现在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选择自称医生,因为他和一个外科医生一样,通过死亡获得真理。“我写作的轴线不是从死亡到生命或者从生命到死亡,而是从死亡到真理或从真理到死亡”(45页)。这种医生式的诊断正是对尼采的继承: “对尼采来说,哲学就是一种诊断,它处理在某种程度上患病的人。对他来说,这既是针对文化疾病的诊断,又是一种强力的治疗手段。”(47页)

为了更详细地解释这样一种写作态度,福柯以《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为例进行了经验说明。福柯并没有像医学一样解剖疯人,探索它的发病机制,而是解剖精神病学与疯人的共存模式,换句话说福柯诊断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疯狂,他解剖的是我们这个整体,把这个总问题具体化就是:“一个被认定为有精神疾病的人为什么能够写出被后世视为杰作的文艺作品?”(56-57页)换句话说,就是疯人语言在规律性的正常语言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功能?通过这种提问方式,福柯发掘出了疯狂的双重存在:对疯人的排斥(exclusion),对他们语言的吸纳(inclusion)。

当访谈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Claude将问题拉回到了他最感兴趣的那一方面“写作着的福柯”在写作中所能拥有的乐趣。福柯则将“写作的乐趣”这个问题转移到了写作的义务上面,福柯认为这个义务来源于:一,写作给人一种解脱(absolution),这与存在的喜悦相联系。二,语言(language)具有不可穷尽性,这赋予了我们一种写作的义务,我们要通过写作到达语言可能的尽头,通过言说(speech)的丰富性最终涵盖语言的虚空的无限性。三,写作让人隐去自身,遵守语言自身的法则。

福柯进一步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定位。他首先区分了三种写作身份:作者(ecrivains, author)、作家(ecrivants, writer)、解释人(interpreter)。第一种作者是从作者自身生发出来的虚构写作,他创造作品,第二种作家是及物写作,第三种解释人则相当于一个解释学的角色,他力图发现消解在事物与言谈中的意义。在这三种角色中福柯将自己定位为第二种,他的写作是及物的,“写作旨在指认,展示,显露自身之外的某些事情,没有写作,这些东西就会隐而不显,至少是不可见的。”(70页)而这种写作也不是解释学式地写作,它不设想事物背后的真实存在也不企图获得这种真理。以《词与物》为例,福柯阅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布封、林耐并不是为了将他们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改写一遍,也不是为了探索他们文本当中的裂缝、沉默与内在的矛盾(73页)。福柯关注的是他们的独特性、完全的陌生性,即他者的语言与我自身的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写作所处理的正是这种距离。“写作就是将人放置在那将我们和死亡,和已经死掉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上。”(74页)福柯的写作就是这个距离的测量,只不过这种写作的位置非此非彼:“我处在他者和我自己的言语之间。”(74页)这就是为什么福柯无意创作作品的原因,他只是一个这种距离的测量员,他自己的言语只不过是他用来测量整个体系的相对的、不稳固的尺码。在这个过程当中,福柯将自己的存在纳入了这个将他与死亡分开的距离,“是用一种把它引向死亡的相同的姿态”(75页)。这种将自身引向死亡的写作正是福柯对上面医学式写作的继续,这个写作建立于他者的死亡之上,并最终引向作者自身的死亡,在当中我们窥见了《词与物》结尾“人之死”的经典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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