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屏 藩屏 7.4分

文法联系与社会景观中的明代藩王

夏风
2018-03-29 16:44:32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是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的重要学者,现任牛津大学艺术史东方学院教授。《藩屏》一书即柯律格教授的最新译著。本文首先对《藩屏》全书各章内容做出准确概括,包括论点及论据,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证明思路。接着在感想一节中写笔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思考与评价。

一、明代藩王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传统史学中,明代的皇室宗亲一直被视作“漆制鎏金牢狱”中的囚犯,大量国家资源的消耗者,过着毫无意义的平庸生活,只是明代社会场景中的装饰品,在国家治理中无足轻重。故而在当代关于明朝的综述中,明藩王与藩王文化都被普遍忽略了。而柯律格认为,一方面明代藩王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与军事权力,但他们在礼仪上的重要性及其与皇帝之间的纽带使得他们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明代各王府处于出版业的中心地位,明代藩王在文化艺术事业上贡献卓越。本书便结合文本材料、物质材料、图像材料,从艺术史与物质文化的角度研究一系列明代藩王的个案。本书着重探讨山西与湖北的七位明代藩王,因为这二处建藩较多且古迹遗存较好。

二、王家景观
明代藩王建藩的各个省份中,尤其是他们定居的重镇,藩王是社会景观中不可或缺甚至显著的存在,体





...
显示全文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是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的重要学者,现任牛津大学艺术史东方学院教授。《藩屏》一书即柯律格教授的最新译著。本文首先对《藩屏》全书各章内容做出准确概括,包括论点及论据,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证明思路。接着在感想一节中写笔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思考与评价。

一、明代藩王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传统史学中,明代的皇室宗亲一直被视作“漆制鎏金牢狱”中的囚犯,大量国家资源的消耗者,过着毫无意义的平庸生活,只是明代社会场景中的装饰品,在国家治理中无足轻重。故而在当代关于明朝的综述中,明藩王与藩王文化都被普遍忽略了。而柯律格认为,一方面明代藩王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与军事权力,但他们在礼仪上的重要性及其与皇帝之间的纽带使得他们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明代各王府处于出版业的中心地位,明代藩王在文化艺术事业上贡献卓越。本书便结合文本材料、物质材料、图像材料,从艺术史与物质文化的角度研究一系列明代藩王的个案。本书着重探讨山西与湖北的七位明代藩王,因为这二处建藩较多且古迹遗存较好。

二、王家景观
明代藩王建藩的各个省份中,尤其是他们定居的重镇,藩王是社会景观中不可或缺甚至显著的存在,体现在他们所居住的宫殿、兴建和资助的寺院、拥有的大片庄田。明代方志中藩王所占比重显而易见,表明宗藩在明代实地景观和展示文本中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通过方志能使整个帝国的人至少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都知道贵族阶层的存在。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由于宗室成员的繁盛,一位明代山西居民见到一位宗室成员的机会要比见到一位官员的机会大得多。从现存的王宫建筑的物质证据(九龙壁,山东省衡王府残存建筑)与文献记载(西安秦王府),明代王室建筑的奢华宏伟,在当时当地存在感极强。藩王与文人士子定期于王府中聚会,这样的活动为文人士子所重视;藩王作为寺庙与其他宗教机构重要的资助者,与佛道僧尼人等来往密切,而这又会体现在寺庙的碑文中、王家寺院中(崇善寺),高高的佛塔(双塔寺)也会进一步加强藩王在地方景观的显著影响。

三、晋王的书写
    明代的藩王通过编撰法帖合集与创作书法,一方面创建了书法传统重要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王者之风与书法权威两种话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朱谋玮是明太祖儿子宁王朱权的第七代子孙,他创作的《藩献计》是从宗室内部来看宗室角色作用的最丰富的史料之一,他所收录的宗室人员一大部分都被指认为书法家或者书法艺术爱好者,但几乎没有对应的物质遗存显示这些宗室成员的书法水平,但至少这些宗室成员需要掌握书法——明代文化资本的标志的技能。藩王们在编撰法帖合集中的角色更为重要,他们扮演着代表宫廷确立书法经典的角色。通过编帖,晋代以及晋代的王羲之被认为是书法典范。(注意书法的地位不在某个超然的美学领域中得以确立,而是与统治的概念紧密相连)。朱奇源编写的《宝贤堂集古法帖》独特的内容排编包含着独特的想法,卷一是古代人物的作品,卷二是晋到宋帝王们的书法,还有明代的晋王们的作品,卷三到卷七是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作品,卷八是晋代四十二位人物的作品,卷九是晋代以后南朝历代人物作品,卷十到十二为唐代到明代书法家作品。可以看到,这部帖子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出自在某方面跟“晋”有关系的书法家,要么是晋的统治者(不论是晋代还是晋国),要么是晋的臣民,整部作品都被笼罩上了晋的光环,地点时代重叠,合二为一。这是一种名之为晋风的东西,一是晋代书法作品的典范,二是山西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法帖石刻。而《宝贤堂集古法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晋国作为一个中心与一个更大的中心——帝国宫廷的关系得以确认。文化能够为统治提供合法性,书法作品以法帖的形式复制了正确的书写范式,帝国中心也在地区性的中心得以复制,并且这些地区性中心在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同样依赖于皇族皇家的复制。
四、周王的绘画
明代的王府是绘画作品收藏、评论、产生和流通的重要场所。在洪武时期,图像由帝国中心向王府传播的模式清晰可见。此外,至少是在明代早期,历代绘画最重要的一些收藏无疑都出自王府。鲁荒王朱檀墓葬中有三幅画作都盖有司印,即三幅作品在为朱檀所有之前为皇家收藏。对山西太原晋王府的藏品研究也已证实明初藩王们所收藏的画作大部分来源于早期的皇家收藏。当藩王们在明朝初年之国时,随之而行的是具化为书法和绘画形式的帝国文化权力,这一文化因此而得以在整个帝国全境传递和强化。除了单纯的所有权之外,藩王们的世界还与画坛发生交集。《藩献记》、《画史会要》、《明画录》记载了善于绘画的藩王与其拿手题材、绘画作品,然而在明清时期浩如烟海的绘画目录中,可以与明宗室成员联系起来的仅有五件,多数人的作品不见于这些目录,更不用说得以流传,表明传记资料和物质史料的严重不对称,见于记载的作品未能传世,而传世的作品又不见记载。通过墨兰图我们可以探究藩王阶层如何围绕绘画与其他群体的精英进行互动融合。画中的兰花为周天球所绘,兰花周围密集地布满了七十余则题画诗和其他形式的提款。其中三则提款从名字上推测是出自宗室成员之手。其他提款分别来自画家、鉴赏家、名妓、有功名的士子。这幅画上的诸多题款好比是这座帝国名都的一张社交地图,展现了宗室子弟绘画领域与其他形式精英社交活动的交织。藩王们还会出钱资助宗教绘画与寺院装饰。如晋王对崇善寺壁画的捐助,壁画表现的是释迦摩尼的一生,事实上则是为祥云和佛光笼罩之下的宫廷生活场景。和对书法作品的复制一样,王府似乎同样也参与了绘画作品的复制。如关于孔子生平事迹的一系列《圣迹图》由吉王和沈宪王所刊。这种刊刻既增强了王府的文化威望,也使得文化项目得以实现和长久存在,宗藩作为帝国中心显赫统治的中转站,运用文化来为治理社会提供范式。

五、梁王的珠宝
对明代藩王的墓葬分析显示,藩王的陵墓完全没有标准的建筑方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迥异性,以至于不论是从年代还是地理位置来看,均不存在可辨别的模式。陵墓的样本过小不可能寻找到一套规律,但存在的差异意味着能动性和选择。柯律格把明代藩王陵墓的分析仅限于未遭受劫掠的王陵,通过对随葬品差异的分析提出一系列猜想:益王妃李英姑是否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因此需要免罪券的慰藉?梁庄王墓中的藏传佛像是否暗示他是一位佛教徒?而先于他的同时代人朱权是一位道教徒?那三位未遭盜掘的藩王墓中,并无任何明显的佛教或是道教物品,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出于儒家操守避开佛道物品?王陵中的内涵,很可能与对炼金术的信奉或是对不朽的追求有关。当代对于明代中国宗教生态系统的理解着力寻求超越陈旧的,来源于传教士的对中国拥有三教的描述,其中三套各自为界的信仰和实践是互不兼容的,这种描述已被新的理解取代,即认为人们在对待各类生命危机时会在不同的背景中汲取不同的资源。关于明代王陵中的宗教背景,有趣的是它表明了在这生命循环中最庄严的时刻,不同的个体所做的决定,利用了不同的救赎方式的可能性。梁庄王墓的分析显示了明代女性的角色。墓中对金银过分奢侈的展示意在表明王妃魏家仍享有一定地位。包括魏妃在内的魏家,在对王陵随葬品的决定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墓中由随驾银作局铸造的金锭是皇宫对梁王婚姻事实强有力的声明,也表达了帝国中心对婚姻的认可和授权。一些纹样用度不合王妃规格的首饰说明梁妃曾收到宫中德高望重的贵妇们的赏赐。这暗示了帝都宫廷中女性和地方王府女眷之间的联系,女性之间的联系跨越了空间和时间。作者最后强调贵族妇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在当代明代研究中出现频率之低可以与明代艺术和物质文化研究中对发簪一类物品的缺乏关注相提并论。明代贵族女性的重要角色之一即传宗接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是确保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而对血统真实性的声明和质疑贯穿着明代政治的始终。

六、潞王的青铜器
对于众多明代非世袭的士大夫而言,藩王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那一时期不少知名人物都与某一王府的圈子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的部分思想也是在王府形成的。任职于王府相应地意味着藩王的荫庇和保护(杨瑄、焦芳、王思任、陆炳、张居正)。一些至今仍然赫赫有名的人物也与王府有关系(吴承恩、李时珍、傅山)。身怀功名的士大夫阶层对宗室的行为举止很感兴趣。士大夫与王府之间存在共同参与鉴赏某种文化活动的互动(以诗会友、为宗室写贺词)。王府是主要的书籍文化中心,在藏书、刊刻上贡献卓越。藩王也是创作音乐、制作乐器的重要人物。

七、灯忆
在明代士大夫的观点中,宗室家族是以非正面的形象存在,他们不断增长的俸禄支出、浪费与腐败加重了省内财政的负担,但同时在明代的士大夫身上又存在一种矛盾和张力:人们既将宗室家族看做抽象的恶势力代表,又可以对某位宗室成员有亲切的个人感情。明代藩王在清代官方历史中的负面形象可以部分归结于他们在抵抗清军过程中的角色。在农民群体中,对于明代藩王宗族的民间记忆以数种方式保存下来。明代藩王在大众文化中的存在在当代中国仍然意味着些什么,比如宁化府的醋,比如旅游景点中对王府或王家陵墓的开发。

八、感想
     第一章通过三方面证明明代藩王在社会生活景观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田野中的王室陵墓、藩王庄田、王室宏伟建筑、佛教道教建筑碑文造像使藩王在空间上占据显著地位;与当地士大夫的密切交往,藩王宗室的庞大人口,对百姓的役使又使得藩王在人际圈中占据重要存在;方志中对藩王的记载使他们在文本展示中有一席之地。本章很明显地体现了一种长时段的探讨,径直讨论“明代”的藩王而不顾明代的分期特点。甚至可以说,作者赖以解读史料的逻辑基础不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其结论所隐含的视角即便放在其他朝代恐怕也妥当。这是包裹着历史外衣的,对历史学本位分析理路的背叛。当然作者探讨的并非政治史上朝夕瞬变的内幕问题,对于以百数十年做一时间单位的社会史而言,这种长时段是不足为异的。此外文章的角度十分新颖,比如人际圈,空间,文本记载,不是针对史料的细节解读,而是做一整体的考察,这启发我们史料解读视角的创新,往往可以重新焕发旧史料的价值。但是本章存在逻辑推演先于经验证明的弊病,比如作者轻率地推论晋祠壁画反映了晋祠分水的情节,比如方志通过出版流通使得整个帝国都知道贵族阶层的存在。
    第三章把书法帖子的复制与藩王血脉的复制做类比,他们共同是为传递“文明的终极发源地”的价值。把文与法相联系,“文”的复制,即带来“法”的复制,亦即帝国典范的复制。这是本章最精彩,想象力最丰富的一个类比,藩王从事拓片汇编工作是为了传递一种文化权力,然而这种类比只能促使读者理解藩王的价值,算历史的解释而绝不算作实证。除此之外,还有过度解释的嫌疑,比如宝《贤堂集古法帖》中晋代与晋国的联系,作者所谓晋的光环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巧合,至多是将文化作品与权力相联系为下文的解释做一个逻辑的铺垫,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巧妙联系的发现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将晋王的文化工作置于大框架高结构中探讨原因,假如我们能够访谈明代的藩王,这种结构性的答案是绝对不能在访谈中获取的,它不构成一种“肉眼可见”的答案,也没办法使用实证的理路,故而答案的真实有效性需要打上若干问号。再将本章的理路与巫鸿的《武梁祠》相联系,《武梁祠》将祠堂壁画与《史记》相联系解读。可以看到,艺术史的理路之一便是通过把某一物质文化整体做类比,从而做出一番解释。
    第四章与第三章关系密切,二者合而考察,深化阐释明代藩王对书画作品的参与以及通过复制书画作品来接收和传递皇家的权力,宗藩作为帝国中心显赫统治的中转站存在,又通过文化作品的复制实现。我读这章对柯律格的文笔产生一些认知,他会把不成熟的思考过程清晰细腻地阐述出来,比如明代藩王作品特点与士大夫典型有别,有时候哪怕没有分析出有用的结论也依然加以表述,比如明代藩王绘画作品文献记载与物质遗存的不对称。而我们国内的论文则是只书写有把握的结论或是谨慎的分析过程,正是胡适“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的学术原则。我认为柯律格的这种做法会使得行文变得逻辑不畅、臃肿,并非一个中心主题之下的紧密论述,并且稍显轻率。但这种看似冗杂的思考又能在不经意中启发读者。此外本章对文化项目传播、流动过程的探讨也引起了我的思考。经典的文化作品从中央政府“下发”至王府,王府的作品通过宗教场所、社交场所而与底层人民、精英群体产生交融。最后,三四章还启发我在解读造像碑的过程中注意题记中是否有贵族、女性的参与。
    第五章对明代女性作用做了并不深入的分析。女性传宗接代的作用是生物学意义的,我认为即便这与明代皇室正统问题息息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参与了历史事件。因而未起到推动历史进程作用的女性被历史书写忽略是理所应当的。柯律格只是指出了问题所在,却并没有对女性作用做出深刻解读。
    第六章第七章要呈现的观点与前五章相比无甚创新,主要是讨论明代藩王与士大夫的交往以及记忆中的明代藩王,多泛泛而谈且并不深入,故而这里不再做出内容概括。
    通览全书,明代藩王一直处于现代历史研究的边缘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既往对明代的研究史料基础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明代江南地区是没有王府分布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藩王被视作占用大量国家财富而无历史贡献的封建糟粕、剥削压迫人民的反面人物,故而“没有历史价值的藩王”在学术史中被淡忘。柯律格此书意在通过文—法联系探究明代藩王的实际功用,类似于法帖的复制,藩王们相对皇家而言属于生物学的复制品,他们通过从事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把中央的权力正当性复制至地方;并且明代藩王在实际的社会景观中、实际的人际交往圈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脱离了权力中心的明代藩王也依旧有重要研究价值。在藩王的研究之外,柯律格也启发我们不要拘泥于长久以来难以撼动的中国历史认知,对于历史的边缘性群体,我们依然知之甚少。不禁思考,柯律格给出的明代藩王的价值,就能证明他们确确实实有“历史价值”吗?藩王们是否推动了历史进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今日?留待进一步思考。其次,还启发读者注意历史书写与社会图景的差别,历史书写中的边缘群体,也许在社会图景中相当普遍。最后,也提醒我们艺术史的一个普遍视角,即文与法的联系。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藩屏的更多书评

推荐藩屏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