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夏风
2018-03-29 16:42:49
天主教虽曾在唐代时以景教的身份进入中国,但却并未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也远未获得扎实的信徒基础。当耶稣会士在明末再一次试图叩开这个古老王朝的大门,所面临的是一个高度发达完善却又闭关自守的文化系统。东西文明之间巨大的鸿沟使得传教工作举步维艰,首先在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教会已经成为主要的中介,它将天主教渗进欧洲文化的结构中,形成一种天主教——欧洲文化的紧密共同体。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宏观至教会与皇帝的关系,微观至衣食住行——都增添了在纯粹教义之外渗透入中国的难度。其次,随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性无疑使得民族文化在传教工作中的进退更为敏感。也使得持有民族膨胀感的教士更加不知变通而激进。这种保守显著体现在方济会、道明我会与耶稣会的种种矛盾中。面对这种情况,耶稣会士阿法罗无不忧愁地写道:“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利玛窦正是那位奔向月球、改写传教史篇章的人物。而这段由利玛窦开始的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在本书作者邓恩神父之前,或限于使用二手资料,或缺乏英文著作,质量与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故而邓恩这本利用大量档案、手稿资料的著作一经出版便在整个英语世界引起广泛注意。
    耶稣会士明清时期的传教过程总得分为两段,首先利玛窦采用全新的文化适应政策打破东西隔膜,他所取得的成就被南京教案带来的乌云遮蔽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接着以汤若望进入时宪局开始,天主教在中国逐渐枝繁叶茂。利玛窦一开始便抱着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的心态,改穿儒家礼服,学习汉语汉字,一方面在儒家经典中中寻找天主教与儒学的接触点,另一方面通过与开明士大夫建立友好关系来扩散天主教思想。利玛窦温和谦逊的待人品德以及丰富的西学知识吸引着中国的学者官员阶层与之结交。“以学会团体为媒介,天主教作为一种发酵剂可以被引入到中国社会。这个阶层可以形成许多向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扩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点”。而这种与学者官员阶层的联合可以在政局变动之下形成一种庇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徐光启在见到利玛窦修订的世界地图后,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在学习了天主教教义后便保持着热诚的信仰与高涨的乐趣。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为突破口,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皈依天主教。
    而利玛窦进京的前前后后,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王朝的政治局势。利玛窦来到北京时,正是国本之争的关键时刻。从1588年开始,围绕皇位继承的问题,皇帝在太监的支持下指定宠妃郑贵妃所生幼子朱常洵,朝臣一方则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种政局下,宦官把持朝政、皇帝怠政、宫廷派系纷争的问题十分严重。利玛窦一行对皇帝的觐见只能通过宦官马堂,皇帝利用利玛窦一事打击朝臣,利玛窦的朋友惧怕马堂的权势而不敢插手。这显然违背了规定的行政程序,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应该由礼部的主客司掌管,宦官们却绕过了这个程序。礼部官员蔡献臣恼怒于宦官越俎代庖,利玛窦一行这才得到机会觐见。“他落到一群太监的手里,在一连几个月中,他成为京城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足球、一个小卒子,陷入了太监和朝臣的纷争之中”。但最终利玛窦及天主教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其病逝后,皇上下诏书赐给耶稣会一块土地。
    利玛窦传教事业的成功是可以推知的,仅从其面对冲突的处理便可窥见一斑。在被宦官马堂扣留的时日中,耶稣受难像引起了马堂的不适与误会,他认为这些外国人要用这个十字架诅咒皇帝。利玛窦的应对十分冷静,也很有经验“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向兵备道和其他人解释,这是伟大的圣人,他为了我们而遭受痛苦和被钉上十字架的。为此,我们制作了代表他的雕像和画像,使我们能够经常在眼前看到他,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我们得到的巨大恩典而感谢他”。对比之下,方济会士在觐见皇帝时,政局显然更加有利,却因为不知变通与傲慢无礼而最终被驱逐。面对礼部官员的询问,他们无所顾忌地拿出耶稣受难像并开始“英勇无畏的讲道”。利玛窦一开始便知道这种情景下的讲道只会加深误会,使用“纪念圣人”而非“宣讲信仰”的解释来避免冲突,求得理解。这种灵活与变通是值得肯定的。
    也许本书作者邓恩受神父身份的影响,对利玛窦抱有一种类似儒生祭拜孔子的深厚敬意。有感本书更像一本利玛窦的道德赞颂记,就像西方古典史学的诗歌性历史,彰善抑恶。比如清洗前人释读利玛窦的“污点”(在我们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作者批判“一些文章不着边际地描写利玛窦如何用狡猾的手段前去宫廷”,强调利玛窦是凭借知识与美德得以接近宫廷,力图将利玛窦塑造成道德完人。对利玛窦的赞颂之辞也反复大量地出现。至于反对利玛窦的宦官、传教士,作者就将他们描写得一无是处。现代史学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努力避免感情色彩对史学叙述的影响,这显然降低了本书作为史学著作的质量与可信度。
    我认为本书最有趣的内容是第十七章的礼仪问题。天主教之所以能够融入儒学体系,最根本在于儒家体系的主要弱点“孔子的本质上的不可知论和他的单纯的形而上学理论”,但人们并非就不关注上天,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使得“天”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这就为“伟大的秩序、对称与平和”的渗入提供空间,也解释了为什么汤若望能够通过任职时宪局修订历法来得到朝廷的支持。但天主教不能够容忍信徒以宗教的方式祭拜孔子,他们认为在孔庙中举办隆重的祭祀仪式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崇拜的外在形式” 。中国人祭拜祖先的习俗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世俗的礼仪,有人则反驳说这是一种迷信,但最终耶稣会士还是容忍了祭祖的习俗。中国人祭孔、祭祖,在传教士的启发下促使我们思考,这究竟是一种信仰,还是仅仅是一种仪式?但我认为天主教相对佛教的包容性而言低了许多,毕竟在中国人看来对孔子与祖先的信仰远未构成宗教,至多算是一种神化了的信仰,又哪里与天主教产生矛盾了呢?佛教在进入中国后,抢占中国的著名历史人物,将其纳入佛教体系,比如封关羽为伽蓝菩萨,再比如我在赤桥村做田野调查时据郭华老人讲当地道教信仰人物蔡伦被请入佛寺。这种强大的包容力正是佛教在中国屹立千年而至今不衰的原因。而在几乎家家供奉土地爷的花塔村调查显示,似乎少数几家天主教的信众拒绝供奉土地,佛教则与土地爷相安无事,天主教对信仰要求的高度纯洁性已然限制了信众的进一步发展。诚如书中所言,“教会关于礼仪的禁令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是双向的。禁止参加祭孔的禁令使得学者、官员不可能成为天主教徒,而教徒因而不可能进入学者行列,这就失去了得到学者和官员们同情和善待的可能性。而在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中,这些学者和官员阶层是传教士们和平地渗透进中国社会的基础。在禁止祭祖礼仪的影响下,教会不得不与处于与整个社会环境为敌的境地。”
    通过本书的阅读,最大的收获是传教史的特殊性。通过传教史,读者可以观察到上层政策、制度的实际制定与运行,南京教案中逐教令的颁布主要原因是沈阙对一件小事的大做文章,而其他参与官吏则想就此罢手;南京教案中逐教令实际上只在南京得到严厉的执行,而地方如杭州官员便出于对杨廷筠的尊重而从未颁布实行。政策的制定未必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诏书上所书写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我们只看逐教令,便会误以为明宫廷阶层与传教士普遍存在深深的敌意;地方实际政策的执行也未必是“各个省份的官吏们表面匍匐在专制的皇权下,口称‘诚惶诚恐,绝对服从’ ”,“在他们权力所属范围内,他们在执行皇帝命令时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通过传教史,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利玛窦的成功传教说明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前,只要对方做到礼貌谦逊与基本的尊重,便可以进一步学习理解对方的文化,整个帝国并不像宏大书写中“闭关锁国”所表现出的强烈封闭性。有趣的是,接纳的前提是传教士穿汉服,说汉话这种似乎偏向表层的事物。两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碰撞时,结果并非“汉化”或者“欧化”,而是互有保留的吸收与交流。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是穿汉服说汉话,通过表层变化达到内心文化认同的变革,岂不是说明鲜卑文化本就无法与汉文化抗衡?一部明清传教史,却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出方方面面,这里是世界史与中国史的连接点,也是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交汇处。本书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是一笔带过的,虽然传教的过程叙述得清晰、翔实,惜流畅有余而深刻不足。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推荐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