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新闻 发掘新闻 8.6分

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读舒德森《发掘新闻》

苏伦
2018-03-29 12:23:31

舒德森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新闻史、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授。除了这本《发掘新闻》,他的其他著作譬如《好公民》、《为什么民主不需要可爱的新闻界》、《新闻的力量》等也具有广泛影响力。但正如舒德森自己所说,在他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口碑最佳的就是这部《发掘新闻》。他甚至抱怨后来写的书比《发掘新闻》更好,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热烈反响。 回到书中,正如其副标题所指出的——“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舒德森以社会学的视角,准确来说是以“媒介社会学”的路径审视新闻业的变革。由于《发掘新闻》是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因此有学者将这本书称为新闻史研究社会学转向的开创之作。 如我们所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流行“新闻室观察”的研究方式,研究者深入到媒介组织中,观察媒介机构的运作和媒介内容的生产,譬如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塔奇曼《做新闻》等著作都是在这一阶段产生。但是,这种从自身出发观察自身的方式,很难突破固有认知框架,也难以发现宏观社会结构与新闻机构的互动。而在舒德森之前,新闻史研究领域最早的研究范式以哈德森的《美国新闻业》为代表,他按照编年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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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森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新闻史、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授。除了这本《发掘新闻》,他的其他著作譬如《好公民》、《为什么民主不需要可爱的新闻界》、《新闻的力量》等也具有广泛影响力。但正如舒德森自己所说,在他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口碑最佳的就是这部《发掘新闻》。他甚至抱怨后来写的书比《发掘新闻》更好,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热烈反响。 回到书中,正如其副标题所指出的——“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舒德森以社会学的视角,准确来说是以“媒介社会学”的路径审视新闻业的变革。由于《发掘新闻》是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因此有学者将这本书称为新闻史研究社会学转向的开创之作。 如我们所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流行“新闻室观察”的研究方式,研究者深入到媒介组织中,观察媒介机构的运作和媒介内容的生产,譬如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塔奇曼《做新闻》等著作都是在这一阶段产生。但是,这种从自身出发观察自身的方式,很难突破固有认知框架,也难以发现宏观社会结构与新闻机构的互动。而在舒德森之前,新闻史研究领域最早的研究范式以哈德森的《美国新闻业》为代表,他按照编年体方式,观察报刊、广播或影视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脉络,注重广泛收集史料,尽量展现新闻业的发展全景。而后来兴起阐释性研究范式,以莫特的《美国新闻史》和埃默里《大众传媒解释史》为代表,这种视角已经开始强调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更宏观的情境中解读新闻业发展,超越了从新闻业自身出发总结发展规律的狭隘思路。但这种模式对新闻史的阐释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主观色彩,而非科学、理论的解释,因此无法对行业发展规律做出科学总结。 舒德森首创了一种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在社会与媒介的互动中观察新闻业变革的新闻史研究方法,也就是媒介社会学范式。这一范式强调在社会语境中观照媒介,抓住新闻业的独特属性,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以点带面地发掘新闻业发展规律,后来的学者比如布罗斯玛、查德·约翰也都沿着这一路径开展新闻史研究。 所以当国际传播学会ICA将最高学术奖“院士图书奖”的荣誉,颁给这本《发掘新闻》时,强调的也是舒德森在这方面的成就: “它充分运用一手、二手的资料加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文化、政治、商业与媒体的互动驱动美国报纸的进化,而不是关注个人或机构。该著作强调媒介史上的变革是清晰地与嵌入其中的更宏大的文化的、社会的时刻相交融的。该著作激发了后面几代媒介学者去探究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形态下的新闻业和媒体。” 当然,在媒介社会学研究这一主业之外,舒德森也结合社会背景,对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予以解释,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成果。诚然,对客观性的讨论占据《发掘新闻》论述的大部分篇幅,“客观性”理念线索隐隐贯穿于全书内容。而本报告也将对其予以重点关注。 1 便士报与美国报业革命 第一章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此时美国新闻业正掀起一场革命,便士报的出现就是这场革命的标志。第一份便士报《纽约太阳报》于1833年创刊,几个月内就成为纽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们通过大发行量来吸引广告,不依靠订报费和政党补助,因此报纸出版的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广告内容迎合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并因此成为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一切向钱看。 在政治立场上,由于不依赖于政党的资助,报纸开始政治独立,不受政党影响,对政治事件和政治新闻也不关心。于是,“中立性”的概念就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有学者比如丹·席勒将此视为客观性的诞生,但舒德森指出,中立性指的仅仅是政治立场中立,并不能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客观性。 在内容方面,便士报发明了现代的新闻概念。在它出现后,报纸不再报道常态的经济消息,而是雇佣作者去主动寻找新闻,反映商业政治活动,刻画社会生活。因此,便士报使新闻成为一个市场化的产品,新闻开始成为报业的重心和主流,而主观性强的社论开始没落。 这就是便士报引发的新闻业变革。而这场变革与舒德森所说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兴起,也就是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范围的扩大有关。一个问题出现了:社会背景为何会与新闻业革命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到底是哪些社会因素的变动促进了这场变革的发生? 学界流行这样三种解释: 一是科技论,认为印刷技术及相关行业的科技进步、铁路交通运输以及电报通讯行业的发展,是新闻业得以变革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三个方面与报业的互动是双向的,比如便士报的发展也将蒸汽印刷机引入美国,并促进了电报行业的发展。但舒德森认为,科技论只能解释便士报为何成本低廉以及发行量巨大,但却不是便士报成长的必然因素,而且也不能解释便士报的独特内容为何形成。 第二种解释是识字率论,认为19世纪教育和识字的普及刺激了人们对报纸的需求,新形成的读者文化水平不高,品味简单,注重实际,重视当地新闻,这就使得便士报发行量增长,并且重视地方新闻和人情味新闻。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是识字率对报纸发行量增长来说,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第三种解释是自然史论,这是一种带有辉格史观色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报纸的历史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渐进演化过程,它经过自然过程演进到了现代化,但过程怎样,如何演化却不加以解释。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李普曼和帕克。通过对这一观点的批评,舒德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可帕克对社会历史条件进行阐述的角度,但他表示自己不会书写自然史,也不会不加解释地陈述历史。他主张既考虑历史的进程,也重视人类的自觉活动。这也就是他关于媒介社会学的基本理念。 舒德森认为,便士报的出现以及报业革命的发生与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有关。如他所说,理解社会构架,能帮助我们解读便士报,而便士报也解释了社会结构的形成。19世纪30年代是杰克逊民主时代,政治上,共和党政党体系土崩瓦解,政党组织改变,在纲领和制度方面焕然一新,管理更为民主。经济上,经济发展,市场扩张,主要投资方向由航运业转向制造业和交通业,商人中产阶级兴起,便士报广告为商品扩大了潜在市场,而便宜的价格使读报也更为便捷。文化上,市场文化与民主文化渗透到美国人的社会意识中,利己主义成为生活主流。社会层面,城市生活使基本人际交往被次要关系取代,宗族纽带弱化,家庭的社会重要性下降,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日渐衰弱,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便士报产生的社会土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几乎是必然。 2 新闻记者职业化 第二章讲的是职业记者的出现。舒德森首先举了一个《纽约新闻报》的例子,表明记者开始在报业世界扮演主角,并以此宣告记者时代来临。他总结说“新闻是19世纪30年代的发明,而记者是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发明”,要知道,早期的报纸印刷、广告、编辑、报道都由一个人完成。但问题在于,记者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走向职业化呢? 舒德森总结了以下几条原因: 一是当时美国内战加速,战事报道使报纸的投入上升,推进了新闻界的前进步伐,记者队伍迅速扩大。二是新闻业开始看重大学文凭,对大学生记者的雇佣成为业界潮流,这使报道质量提高,记者群体日益壮大且素质和地位也有所提升。三是记者的薪水稳步增长,大量的记者组织出现,新闻报道逐渐成为一个稳定的职业。 这段时期记者的工作理念和报道理念相同,受文学上反形式主义影响,记者坚信自己既要报道事实,又要使事实鲜活生动。这种对事实的态度,代表当时进步主义人士的立场,却不同于现代的客观性概念。而在实际的报道工作中,记者们看重塑造独特、流行的个人写作风格,其实对事实没有太大兴趣。舒德森指出,记者可能是迫于每日新闻工作的组织压力,才不得不养成呈现事实的报道风格,这体现了记者与编辑的“抗争”。 3 报道的故事模式与新闻模式 强调个人风格的取向与强调事实的取向愈发分离,逐渐推向两个极端。于是来到了第三章,舒德森讲述了新闻报道的两种模式——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即强调娱乐性和强调事实性。这里他以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例对这两种模式兴起的社会背景进行了说明。 19世纪80年代,商业发展,对报纸广告版面的需求增加。发行量开始成为报纸竞争优势的核心标准,美国报纸的商业化进程由此被推动。而普利策重视改善报纸与广告客户的关系,对报纸的广告政策进行理性化改革,使报纸顺应了商业社会组织的整体变革,这是《世界报》成功的一项原因。普利策的另一项创举是大搞煽情主义,即增加报道的夸张程度以及注重自我推销手段,也就是打自家报纸的广告。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报纸版面和报道内容的变化,插图增加,色彩重,字号大,内容简单有趣。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大量移民涌入纽约,他们文化水平低,但迫切想知道周边世界发生了什么,于是《世界报》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当然深究下去,《世界报》或者说故事模式的兴起还有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不仅为了迎合移民工人阶层的新特性,也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新的生活方式。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愈发以消费为发展导向,人口增加,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改变。社会发展带来中产阶级的流动性,为了适应车上快速阅读,纸张小,字号大,图多,有导语,简单有趣的便士报便受到了欢迎。 另一种模式就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奥克斯在1896年对《纽约时报》进行改革,确立了“保守、庄重、准确”的风格。它的报道以商业报道为主,且政治立场偏向于保守,支持共和党因而更受富裕阶层的追捧。在总结时报崛起原因时,舒德森分析认为一是因为它自我宣传时强调庄重,而非新闻报道、准确性或政治立场;二是价格从三分降到1便士,使发行量大大增加。 舒德森还讨论了时报对便士报的“道德战”攻击,这里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指出读报时的“心态”问题:时报之所以受到富裕阶层追捧,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尊贵的象征,因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读便士报却成为一种耻辱。他进而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进行比较,指出“19世纪90年代纽约信息新闻与故事新闻之间的道德战,是阶级冲突的一种遮掩”,这场道德战的本质是面对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阶层,富裕阶级和保守阶级的一种抵抗策略。当然舒德森并未对两种模式做出高低优劣的判断,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在他看来是社会变迁导致的报纸功能分化和读者社会分层的必然结果。 在本章的末尾,舒德森讨论了客观性的问题,他指出信息取向的新闻也不等于是客观性。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记者们开始不再相信事实可以不证自明,不再坚信信息的功效,抛弃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所谓的“中立性”概念。民众也开始意识到,事实常常与利害关系有关,理性也受到利益、意志和偏见的影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20年代之后,客观性的概念诞生,而这就是第四章的内容。 4 客观性理念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民主市场社会的价值和内在逻辑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20世纪三十年代,德意志独裁政府日益壮大,美国经济萧条,民众对民主政治失去信心,极端怀疑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和精英阶层中蔓延。这股潮流波及到新闻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崛起、事实的衰落和记者职业的存在危机。艾维·李、伯奈斯等公关大鳄指出,事实是不存在的,人们都通过“自身利益和偏见的有色玻璃观察事物”,没人能呈现全部事实。公关提供粉饰后的“事实”给报纸,威胁到报纸报道的理念。而政府公关活动和宣传活动行也在增加,以服务公众之名操纵公众。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业被迫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体现在业务层面上,是署名报道、阐释性报道的兴起以及新闻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体现在观念层面上,就是客观性理念的诞生。具体来说,因为政治专栏和解释性报道的兴起,迫使日报记者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就在于新闻采编,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他们能严肃对待报道工作,而读者与其他行业人士也能严肃对待他们的成果。显然,这个框架就是“客观性”。 对客观性的诞生,舒德森总结说,客观性理念的崛起是对怀疑主义的回击,为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设计了方法。而李普曼指出:当我们的头脑深刻意识到人类思想的主观性时,我们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迸发出对客观方法的热情。这表明新闻业虽然遵守客观性原则,但也意识到事实的主观性无法避免,事实与意见不能分离,因此客观性无法真正实现。所以舒德森叹息道:客观性刚一开始,就土崩瓦解了,它沦为了一种理想。他进一步指出,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在这一阶段信奉客观性,是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需要一种逃避。民众对民主市场社会失去信心,极端怀疑主义兴起,而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5 客观性批判 时间推移到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成为一个侮辱性词汇。客观报道成为偏见的同义词,因为它营造出的社会现实拒绝审视威权和特权的基本社会结构,并以新闻采集的方式强化了官方所建构的社会现实。这就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舒德森反思了对客观性批判的几种声音。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一阶段,传统新闻业以及客观性理念会被批评? 舒德森揭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日渐普遍,引起新闻业警觉;二是六十年代兴起的对抗文化促使新闻业反省。 自巴黎和会之后,政府和新闻界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政府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控制新闻,后者成为前者的工具,而传统新闻从业者只能接受政府的公关宣传,由此导致了事先设计好的“伪事件”充斥报纸。李普曼指出:“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有权有势的个人和组织人为制造的,那简单的新闻报道,也就是秉持客观性的新闻,不仅无法完整揭示真相,还会呈现出一个扭曲的现实”。由于新闻管理已经威胁到新闻作为第四权力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新闻从业者对政府的新闻管理开始进行反击。而政府发言人西尔维斯特关于政府有权撒谎的言论更加激化了矛盾,进一步导致媒体与政府交恶。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对抗文化兴起,并影响到各个领域。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冷战趋于缓和为批判提供空间,种族冲突、越战、水门事件等等使社会批判至关重要。因而,知识分子及社会各阶层都不信任政府、政党、政治。而新闻从业者也像普通大众一样受到批判文化的影响,对抗性新闻报道出现,并开始反思、批评客观性理念。 在新闻界内,对客观性理念的批评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建立在一整套基本政治假设之上,这些假设长期影响到新闻业和从业者,但假设的正确性却从来没有被质疑。舒德森指出,这些假设就是因“客观性”理念所被遮蔽的讯息,也就是基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第二种观点认为,形式构成内容,新闻报道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的偏见。典型的新闻报道的偏见倾向于观察清晰明确的事实,倾向于广义、总结式的词汇,倾向于冷静的陈述风格和倒金字塔结构,倾向于报道冲突而非平和的事件,倾向于报道事件而非过程。而这些偏见巩固了现有权力结构,迎合了政府机构和伪事件。政府符合报道的事件取向,因而可以操纵事件,而社会运动和改革是问题取向的,因此往往会被忽视。 第三种观点认为,采访新闻的过程本身就构建出一种现实,巩固了官方的观点。新闻业的客观性传统一直利于官方观点的传播,因为它重视社会形态和过程产生的结果,所以倾向于官方观点和行为。这种观点同时指出,“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信仰是及其脆弱的,塔奇曼将客观性视为“战略性仪式”,只是一套惯例习俗,新闻从业者受到抨击时就会拿他作挡箭牌,以降低记者负责任的程度,这也就是客观性之所以长久不衰的原因。 与客观性相对,也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鼓励记者写精彩故事而非客观报道的文学传统,比如新新闻主义。另一个是揭丑传统,如调查性报道,舒德森在此举了水门事件中两个记者的例子。后来,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新闻评论与调查性报道兴起,客观性进一步丧失了它的生存空间。 全书到此基本结束。但是,尽管舒德森对客观性已经如此清醒和冷静,最后仍然陷入了“客观性”的泥淖之中。他竟然指出由于还没有一个新的理想挑战客观性理念,因此“年轻记者首先要学会如何严格地遵守客观新闻的原则,撰写纯新闻”,还说“年轻记者首先要学习的,仍然是将事实从意见中分开”。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客观性以及事实与意见分开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也是舒德森一直论述的主题,但他却得出这个结论,由此可以看出,舒德森在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暴露了中庸立场,这使他对客观性的批判锐利性骤减。同时,这也体现出客观性巨大的生命力和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回顾全书,舒德森通过对客观性理念在美国新闻业出现过程进行考察,阐述了客观性理念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命运:它从一套新闻从业者旨在拯救衰落的事实的话语策略,到一种被权力所吸纳并为现存权力结构服务的话语资源。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舒德森的“客观性”观念仅仅是众多对客观性的讨论中的一支,丹·席勒、凯瑞等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而且探讨客观性本来也不是《发掘新闻》的主业,我们更应该重视舒德森以社会学视角观察新闻业变革的新闻史研究思路,他找到了一条重新组织新闻史史料和素材,并以之为基础阐释行业历史发展规律的路径,使新闻史研究脱离了主流人文学科传统,而转向社会科学,以此形成对新闻业变革准确的理解,这才是《发掘新闻》最重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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