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历史书,将中国文化剥皮拆骨

夜枭
2018-03-29 10:45:35
做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我经常在逛书店时,看到一些军事化的书名出现在情感类和经管类书籍的封面上,比如《情场如战场》或《商场如战场》之类的。

乍看之下还以为我国已经全民皆兵,到处都有军事大师。

伴随这种军事化思维的,还有一种对阴谋论的喜爱。比如,中国人喜欢看的电视剧,往往都是宫斗戏、间谍戏,以及各种军事权谋戏,如前阵子热播的《军师联盟》。

不是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吗?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军事和权谋呢?

对此,历史学家张宏杰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

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

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

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这段话出自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历史学家张宏杰,擅长从人性角度切入历史、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本书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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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我经常在逛书店时,看到一些军事化的书名出现在情感类和经管类书籍的封面上,比如《情场如战场》或《商场如战场》之类的。

乍看之下还以为我国已经全民皆兵,到处都有军事大师。

伴随这种军事化思维的,还有一种对阴谋论的喜爱。比如,中国人喜欢看的电视剧,往往都是宫斗戏、间谍戏,以及各种军事权谋戏,如前阵子热播的《军师联盟》。

不是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吗?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军事和权谋呢?

对此,历史学家张宏杰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

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

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

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这段话出自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历史学家张宏杰,擅长从人性角度切入历史、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本书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在书中,张宏杰描写了朱元璋、朱棣、海瑞、魏忠贤、吴三桂、张献忠、郑成功这七个历史人物,还原了他们的个性、情感、处境乃至家庭,通过对他们的深入分析,剖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影响。

这些影响巨大、深远,即使到今天,仍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值得我们警惕与借鉴。

恶性竞争观

马克思说过:在封建时代,一个帝王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帝国的质量。

而中国的帝王素质往往都不高,很多开国皇帝都是流氓出生,比如刘邦、刘备、赵匡胤、朱元璋......

就像张宏杰说的:流氓是皇帝的蛹。

那么,为什么是流氓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首先在于,中国是个不尚竞争的国家。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安分守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不能指望被驯化得服服帖帖、早已失去爪牙的农民去角逐天下;文人则因为自身的软弱性,加上对自己的定位,是跟在皇权的后面帮助塑造稳定,所以也不会出头。

只有那些被放逐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流氓才敢于在乱世里兴风作浪。

再则是,因为缺乏竞争精神,也必然缺乏竞争规则,中国的皇权竞争又极端残忍,一旦失败就是身家性命全丧。所以,那些角逐皇位的乱世冒险家们,面对的是一片无规则的、恶性的、缺乏基本约束的竞争海洋,只有那些最残忍、最无底线、最缺乏羞耻感的流氓才能取胜:

【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

这种“游民”习性也被很多后人所继承,比如书中的篡位皇帝朱棣:

当建文帝还在为找不到理由削藩,无法对朱棣动手的时候,朱棣却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嫡子,如今要“奉天靖难”,并且含糊其辞,暗指洪武皇帝死得不明不白,有被害的嫌疑。

这种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马皇后终身不育)、找借口(所谓“靖难”)、构陷(洪武皇帝自然死亡)的本领恰恰是中国式英雄们的成功之道。

看看书中提到的几个乱世枭雄:

朱元璋用“洪武四大案”成千上万地血洗功臣,发明了剥皮萱草(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这样的酷刑来对付贪腐;

朱棣为了对付政敌,发明了“瓜蔓抄”、“诛十族”,深文周纳,大肆株连;

张献忠毫无原则地反复投降、背叛明朝,最后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甚至决定把四川全境人民都屠杀干净......

他们无一不是嗜血残酷、心理扭曲的厚黑专家。

传统时代的帝王被视为天下表率,尽管有着无数的粉饰,但他们骨子里,那种无视规则与底线的流氓竞争观还是传播到了整个帝国,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

【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深深侵入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中国政治越来越流氓化。】

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摆脱不了骨子里纯粹的功利与实用主义,相比于在规则内靠创新手段进行公平竞争,还是更擅长于绕开规则乃至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这些恶果多多少少根源于此。

文化与制度的双重扭曲

皇帝用强权践踏价值,那士人呢?他们是圣贤教化的追随者,纲常名教的卫道士,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能否做到“从道不从君”呢?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地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于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

那些不愿在精神生命上自杀、力图保持自己价值观完整的人只有毁灭一途。

朱棣登位后,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不愿意归降,下场之凄惨让人不忍卒读: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的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中国式的残酷竞争,导致士人们要面对的,往往是这一类统治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而这些统治者又喜欢扮演伟大仁慈的君王,并且逼着大臣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利用他们的喉舌,把自己的光辉形象传播到帝国的四海八荒。

曼德拉说: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然而中国的士人从来没有“卑微如尘土”的权力,只能在“扭曲如蛆虫”和化为齑粉中进行抉择。

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前者。

他们虽然知道皇帝的道德装扮是掩耳盗铃,但更知道这些盗铃者手握生杀大权,可以任意指鹿为马。

既然他们还肯掩耳,大伙儿也就借坡下驴,选择性地无视他们本性里的残暴与厚黑,赞颂皇帝的仁德与伟大,既能讨好皇权,又可以教化万民来感激天降英主,顺便也给了自己和同僚们一个继续服务的理由。

四方讨好,八面玲珑。这些孔门学子,最终都成了夫子所说的乡愿:“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说这些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李大钊一针见血:中国一部历史,是大盗与乡愿结合的记录。

再来说说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相当神奇的物种,一方面,它依附于强权,容易被利用,被践踏,乃至被扭曲,看起来软绵无力;另一方面,它的生命力又坚韧而顽强,能存续千年,散之四海,约束和规范帝国里的普罗大众。

同时,它又容易滋生出极端的思维,如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

由于圣贤的标准太高,偏执如海瑞,或许能够一丝不苟地践行,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做“禽兽”,甚至矫枉过正——既然无法进入道德法庭的大罗升天,干脆就堕入纵欲享乐的无间地狱:

【嘉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

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

在上层社会,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可大家终究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的,内在的廉耻心逼着人们发挥骨子里的聪明劲,学会用各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言辞来包装自己:

【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对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除海瑞和几个耿介之臣外,书中提到的大臣大都形象不堪。他们一面大谈国计民生,一面贪腐成风,强调士人气节,却又“扭曲如蛆虫”:

魏忠贤上台时,大臣们为满足魏氏的变态虚荣心,以求得进身之阶,将他吹捧成德配孔孟、功高伊尹的千古贤臣;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顾秉谦,让自己的孩子认魏忠贤为爷爷,拐弯抹角地给硬要给魏氏当儿子;许多饱读诗书的两榜进士,都成了魏忠贤的“十孩儿”、“四十孙”......

全体士人的形状猥琐卑下,“反映出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在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扭曲下,中国人养成了几个明显的性格特征:

一、由于无法用极端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便采取了一种道德上缺乏标准的含糊心态——中国人在道德原则上的擅长变通常常让西方人目瞪口呆。

这种缺乏自律精神的含糊心态,扩大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导致到处都能见到胡适笔下那个“差不多先生”。

二、在专制社会底下生存又必须学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必要时必须曲学阿世,培养出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人下菜碟”的人生哲学。

相比于兢兢业业的奋斗,很多中国人更相信圆滑世事,才是立身之本。

我记得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是有什么新奇的立意或独特的角度,而是要懂得揣摩出卷老师的意图,顺着ta的心意来写。看来传统文化教育,果然是从娃娃抓起。

三、习惯于用各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言论来包装自己的真实意图。

有时这种意图仅仅是一些基本的个人利益,但很多中国人还是羞于直白地申诉自己的利益,毕竟在我们的文化中,推崇的是毫不利己,是压抑自我而呈现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形象;

有时这种意图又可鄙下作——十几年前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该集团就曾经向政府提出这样的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可谓深得其中三味。

除上面几点外,本书还涉及很多主题,如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权力的奥秘、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贪腐文化的形成等等。

虽然书中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与批判,但张先生的本意绝非为了全盘否定或抹黑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今天分享这本书也仅是希望各位能从书中揭露的现象里得到一些启发。

李敖曾经说过:我们很多时候像提线木偶,很多行为是被古人的思想提着操作的。

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造成独特的国民性,无论优劣,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基因,一路传承下来,影响了现代中国人。

观看历史,有时候就是透过它来观看自身,让自己多一分警惕与思考。

本文最初发表于公众号“夜枭笔记”(ID:yxbj2018),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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