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的艰难定位

黑色太平洋
2018-03-29 10:28:25

日本凭什么被单独列为一个文明?

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与中国有复杂的文化联系,两国之间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了解日本的自我定位,是了解日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的重要途径。在《文明的冲突》之中,亨廷顿赋予了日本特殊的地位:为了遏制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必须拉拢日本文明。而日本人则更倾向将自身定位为东西方之间对话和融合的桥梁。从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地位中,也可以发现文明冲突框架的一些不足之处。另外,日本人独特的自我定位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文明的冲突》中日本文明的定位

相对于一些学者将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统一在一个单一的东亚文明之中,亨廷顿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特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之间”(24页),由于地理上的阻隔,日本得以按照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式接受中国文化,同时保留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文明,与亚洲的其他国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华人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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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凭什么被单独列为一个文明?

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与中国有复杂的文化联系,两国之间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了解日本的自我定位,是了解日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的重要途径。在《文明的冲突》之中,亨廷顿赋予了日本特殊的地位:为了遏制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必须拉拢日本文明。而日本人则更倾向将自身定位为东西方之间对话和融合的桥梁。从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地位中,也可以发现文明冲突框架的一些不足之处。另外,日本人独特的自我定位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文明的冲突》中日本文明的定位

相对于一些学者将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统一在一个单一的东亚文明之中,亨廷顿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特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之间”(24页),由于地理上的阻隔,日本得以按照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式接受中国文化,同时保留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文明,与亚洲的其他国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华人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也就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较容易,与亚洲混合在一起却不会那么容易。”(87页)

但在另一方面,亨廷顿又在不断地强调东亚的某种整体性。这一点集中体现于亨廷顿的论述方式,即将大部分关于日本文明的讨论都放置在“亚洲”或者是“东亚”,甚至是“中国”这样的框架下,如第五章的“亚洲的自我肯定”,认为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具有某些一般性的、与西方文化有着显著不同的亚洲价值。在第九章的“亚洲:中国与美国”和“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顿描述为一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摇摆文明”,并认为,20世界八九十年代,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更好地前景”(197页)。

由此可见,日本作为一个文明,它在亨廷顿设想的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形成中的意义仅仅存在于中国成为亚洲领导者的时间表上。虽然承认中日可能在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归属上爆发冲突,但亨廷顿根据日本的历史和亚洲“搭便车”的习惯,认为日本更有可能屈从与中国。日本文明作为中国文明的子文明,在与中国文明的冲突很难走向极端,因此在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的过程中,也注定是半心半意、敷衍应付的。一旦美国在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遏制中国影响的义务方面不能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就很有可能顺应中国。

根据相同的逻辑,东正教文明、或称俄罗斯文明,将会比日本更加亲近西方文明。因此,类似美日同盟的跨文明同盟都注定是脆弱的、不可靠的。美国与其在日俄领土争端中帮助日本,不如在与俄国发展良好关系上更进一步。

总而言之,亨廷顿是在亚洲文明这样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大框架下去理解日本文明的。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盟具有着根本上的冲突,因此两者的联盟注定是一个脆弱的、苟且的结合。《文明的冲突》对日本文明的定位,在第五章对文明间全球战争的想象中集中地表现了出来:日本不但拒绝为美国打击中国提供方便,而且将成为中国的海上长城。

2.日本人的自我定位

当然,亨廷顿作为西方文明的一员,本身对日本的理解就可能受到局限。日本人对日本文明的定位就要复杂得多。

日本作家橘玲认为,并不存在独立的日本文明,日本文明应当归于亚洲文明之中。他在《(日本人)》中反对肇始于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日本人异质论,并将《菊与刀》所描述的日本人的各种所谓的“特质”,与泰国、中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比较,并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的日本人异质论只是西方国家为了更加了解日本文化而炮制出来的,实质上和亚洲水稻种植区的各个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人真正的特点并不存在于《菊与刀》的论述之中。

然而,橘玲的观点在日本并非主流。大部分日本人将日本文明定位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间的“摇摆文明”。

东京大学教授山内昌之在《“文明的对话”与21世纪的地球社会》一文中,希望日本能够成为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核心力量,而这种对话的意义在于能够解决如今全球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从表面看,本文在讨论贫困、人口与移民、环境这三大问题时,将“富国”与“穷国”并列,以美日欧为一方,以落后国家为另一方,而文明的冲突和断层线将出现于富国和穷国之间。但在指出开启文明间对话的关键在于西方的“主观第一”的笛卡尔经验主义思想时,山内昌之提出日本思想界要利用“把追求真正自我(self)作为哲学出发点的中国、韩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等亚洲思想”的传统资源。这样的表述中,其实就隐藏着日本将自己归于包括中国、韩国乃至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深厚亚洲传统之中,并将自己作为这种更为广义的亚洲文明先锋,来为全球社会确立一种普世价值。

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不满于亨廷顿对美日关系的悲观看法,认为《文明的冲突》一书把文明与文化相混淆,并将文化间的摩擦夸张为文明间的冲突。平野质疑,“在这里,一度是文化隔阂的日美间的隔阂,到美欧之间的比较时,一下子改成了文明的隔阂。反之,美欧之间的隔阂则由于二者同属西欧文明,故而只能算是文化的隔阂。显而易见,作者使用的比较基准发生了偏差。为什么不能以文明或者文化为比较美欧、美日时的基轴呢?”,从而认为,亨廷顿在文末所构想的“世界共同体”是“不真诚”的。因此,要构建一个“真诚的”世界共同体,必须以文化为基轴来考察各个集团间的关系,也唯由此,才能获得对世界整体的认识。

事实上,平野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无疑揭示出日本在自我定位中的焦灼感。日本作为一个最发达的亚洲国家,其文明在传统方面与中国文明、佛教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现代方面又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共性。正如亨廷顿所坚信,亚洲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存在着深刻地冲突。日本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冲突,造成了日本在定位上的艰难。

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上,这种艰难的定位就体现在日本政府在“脱亚入欧”和“亚细亚主义”之间的摇摆。数年前的鸠山内阁的改革及其失败,正代表着这种定位的困难即便在冷战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于日本国内。大体上,正如亨廷顿所言,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日本的对外政策是亲美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彻底倒向美国,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在美国和亚洲之间产生摇摆。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对美日同盟的消极看法。

(日)山内昌之:《“文明的对话”与21 世纪的地球社会———日本的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第1期 (日)平野健一郎:《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化的摩擦——亨廷顿论文批判》,国外社会科学,1997,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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