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事件

出何典齋走狗
2018-03-29 看过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小说开篇的聚会与结尾的聚会似乎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最初当然是邻里情谊,钱爷爷、吴妈妈、陈阿姨、李老师这些成年人都在逗弄两位说悄悄话的小姑娘。林奕含写道:“席上每个人的嘴变成笑声的泉眼,哈字一个个掷到桌上。”“掷”这个字就好像是朝牌桌上扔麻将牌。读这部小说使我反复想起张爱玲的《色,戒》,后者不过是一万字的短篇,但同样写得波澜不惊却气势极大。更重要的是,它也沿用了《色,戒》的结构,易太太的牌局便是这幢高雄大楼的圆桌聚餐,小说结束时,除了房家搬走以外,其他人又一次聚在一起,这漫长的社交巡礼在林奕含的笔下同样没有中断。

然而正是这种呼应将使迟钝的我们收获后知后觉的震惊。文本结构很明晰: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像莫扎特小夜曲,《乐园》是一段寻常无奇的叙事:元宵节的汤圆会、许伊纹嫁入钱升生家、许伊纹同房思琪和刘怡婷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房思琪向刘怡婷坦白了一部分她和李老师的事情、两人到台北上学、房思琪在山中发疯并且被送入精神病院、刘怡婷读到了她的日记。作者埋下的伏笔在第一章结束前已经被部分揭开,“怡婷读着读着,像一个小孩吃饼,碎口碎口地,再怎么小心,掉在地上的饼干还是永远比嘴里的多。终于看懂了。怡婷全身的毛孔都气喘发作,隔着眼泪的薄膜茫然四顾,觉得好吵,才发现自己刚刚在鸦号,一声声号哭像狩猎时被射中的禽鸟一只只声音缠绕着身体坠下来。”

不等开春,人们便开凿冰面,冬泳或是捕鱼。第二章与第一章的关系正类于此:它使我们察觉到生活的湖面下藏纳着残污败絮,甚至是美德的尸体。我们发现,作者对重心的拿捏同样有着不合时宜的早慧。虽以第三人称贯穿全书,叙述方面却有其选择和侧重,此间深意不可不察。例如《乐园》始终就是刘怡婷的乐园,而不是房思琪的乐园。刘怡婷此后将回想起她们所共同经历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她的愉悦房思琪并未全盘感同身受。刘怡婷的乐园是房思琪的失乐园,是天堂颠倒的所在。但作者又不仅仅止于埋下伏笔,第一章的结尾已经昭示了这层用意:故事必须重新讲过。这里的核心至少不全然在于重新讲述的故事将成为冰面以下的第二稿本,还在于叙述本身的救赎意味,让曾经承受罪孽的房思琪复活,让房思琪并不白白活过一遭。

《失乐园》与其说是重述《乐园》,不如说是更为清楚地复原怡婷曾经遗漏的细节,而乐园正是由于细节的遗忘而变得失真与无暇:李国华一家搬进这幢大厦后逐家的窥探;钱一维将许伊纹娶过门一年不到便开始施暴;几位补课教师交流彼此的“心得”;李国华将两位女生从许伊纹那里夺去,让她们“写作文”……一面是殴打妻子的钱一维,一面是性侵女生的李国华。情节摧枯拉朽至此,已无复述的必要。有一个细节值得观审:钱先生酒后为自己的儿子与张先生的女儿做媒,张太太一面双手举杯说哪里配得上,一面回家就对张先生说:“钱一维打跑几个女朋友我不是不知道,今天就是穷死也不让婉如嫁过去。”但翻过这页我们就读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话:婉如结婚搬去新加坡以后,张太太逢人就讲为晚辈担心婚事而婚事竟成的快感。很快地把伊纹介绍给一维。它迹近是这幢大厦在美德公义湖面的倒影。

“邪恶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爱老师不难”。是谁将房思琪变成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呢?也许就是这座屹立不倒的圣殿,而事实上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远。除了曾试图拯救她的许伊纹,没有人关心一个“不需要性的人”。人们关心体面、妥帖、被人尊敬的生活。但他们忘了有的人“需要性”,并且善于利用这种体面的需求。大门一扇一扇依次关闭,思琪在外面敲门便佯装不知。谁来收留她?——直到日记最后,房思琪仍要学着以及习惯“突然想到:‘老师是真爱我的。’”又是《色,戒》,却没有“心下轰然一声”。轰然的乃是圣殿的坍毁。

从怡婷的《乐园》到思琪的《失乐园》,再到第三章许伊纹的《复乐园》。可能是欲扬先抑,乐园必得天真无邪,失乐园则全是反讽着自我催眠,直到复乐园,小说才有了正面而清醒的回击。诚然,如果伊纹还在钱一维身边,而李国华依然以补习功课的名义将两个小女生掳夺走,复乐园也无从说起。在许伊纹、李国华与房思琪之间有一个奇怪的三角关系,而许伊纹和房思琪的呼应则让人想到杰伊·帕里尼针对《八月之光》误读的一个澄清。有的论者坚持在福克纳的那部小说里,象征着八月之光的乃是莉娜·格罗夫,她与被平行叙述的乔·克里斯默斯形成了某种摩尼教意味的对照。莉娜照亮了克里斯默斯的黑夜。帕里尼嘲讽了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前者的悲惨可能一点也不少于后者,“莉娜就像悲伤的圣母,而乔仿佛陷入黑暗的基督。他们在命运束缚下的挣扎好像是《福音》的一个不正当版本。”在林奕含的这部小说里,只是在许伊纹独自居住之后,她才有勇气独自面对那座圣殿,并且鼓励怡婷“重新讲述这个故事”;而在许伊纹搬出大楼以前,故事被彻头彻尾的黑暗与迷雾笼罩,我们看不到一丝光亮。

李国华在侵犯过思琪后,每逢前者哭诉,他就要仰面对天花板沉思:“那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当然他心中所想所念的背面也被作者不惜笔墨地勾勒出来。诸如此类的精神分裂早已不会让社会战栗,倒是他那娴熟的诱奸,附庸风雅的作态有某位民国败德文人的影子。不过,将我们的联想牵引至此的,是林奕含的文体。这是整部小说最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惶惑的根源也许是大陆与台湾在国文教育上存在认知差异。很难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陆读者能从这位民国文士的书中读出趣味)。我相信作者切实地憎恶她所描述的,但她所憎恶的不就是她的叙述语气吗?——从这种腔调里能够引出一切她所憎恶的事情。书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挑逗着语言的逻辑极限,直至喷射出无限的恶。甚至在后记中亦是如此:“一个如此巨大的男人,被一杯小小的咖啡收束起来。那是直见性命的时刻”。作者究竟是有意还是不自觉地就采纳了这种绵密繁复却花拳绣腿的句子?这种语体风格和它所象征的东西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嘲讽、控诉以及鞭笞着它自己。

我希望下面这段话没有过度解读:这是一部自我嘲弄、自我反对以及自我毁灭的文本。它当然反讽——反讽是浪漫主义开发出来的最重要的技巧——但反讽不过是浮在语言所指层面的抵牾,是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是最容易暴露的地方(与义正言辞地谴责一样好懂);但自我嘲弄则是用能指去戏仿所指,并且进而导致文本层全方位的分裂,过渡到一种濒临失序的状态中。在我看来,后记反映的就是此一症候。通过让自己面目可憎,从而不再为其他丑恶之事呕吐。我不清楚这是怎样做到的,但我钦佩以及能够断定这是林奕含创作中真正可贵的地方:一种创作姿态,同归于尽式的毁灭,也再难复制。很明显,这种语体风格所象征的东西同时也就是那位民国败德文人所象征的遗毒(至于这遗毒的源头在哪里,我不便轻易论断),矫揉作态,不知其丑,却还“涎着脸求欢”,与李国华、钱一维如出一辙。

此后房思琪更为清楚地写道:文学的生命力就是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这未免有些遗憾。就如同当我读到博罗夫斯基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中所做的控诉那样,不如说是失语:“我们对伊特拉斯坎人被灭族,迦太基文明的毁灭胡言乱语,对背叛、欺骗与掠夺歌功颂德。还有那罗马法律!……如果德国人赢了战争,世人又会了解我们什么?……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与真相,但只属于他们。他们会创立新的宗教。”作者在小说结束时不忘让邻居嘲弄思琪,将她发疯归咎为读了太多的文学。虽然这样做能够描绘邻居的见识和情谊,到底还是失之偏颇了,如果这恰恰就是作者所想到与所坚持的。归根结底,恶是合谋,是齐心协力,是全体的无知;文学能够被利用,但文学对于它以外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包括真正的美德,或切实的恶。


2018年3月9日写好
刊于《北京日报》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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