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披着法袍的纲常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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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8 23:07:09

近日,读了瞿同祖先生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又有了深层次的认识。瞿老先生在序言中提及他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精神以及变化,然后通过“家族、阶级、宗教、意识形态”四大方面展开论述,辅之个案与判例点缀论证,以期读者有己所得。 其实读罢本书,最直观的感受是豁然开朗,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和瞿老先生叙述逻辑相关。瞿老先生将“家庭”“婚姻”“阶级”“宗教”等这些独立的点抽出来放在前面,徐徐讲述各个部分下法律的特点,读着似乎是散的,但各个点之间又有一丝脉络牵引,那就是“纲常礼教”,但至此读者还是朦朦胧不甚透彻,直到最后一章瞿先生花了大笔墨在“儒法思想”上,思路才一下子明晰,对于中国法律的特征也才有了整体的把握。 中国古代法律初显于春秋,成型于秦汉,后至隋唐渐成大观。但是深究中国法律的内容就可以发现里面的教化意味很重,对于纲常礼教的看重令人咋舌。这种特征折射出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也透露出自春秋时期就开始的“儒法之争”最终以儒家的全面大胜而告终。但是历史的结束总不是最终的结束,“儒家与法家究竟取何者”总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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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瞿同祖先生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又有了深层次的认识。瞿老先生在序言中提及他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精神以及变化,然后通过“家族、阶级、宗教、意识形态”四大方面展开论述,辅之个案与判例点缀论证,以期读者有己所得。 其实读罢本书,最直观的感受是豁然开朗,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和瞿老先生叙述逻辑相关。瞿老先生将“家庭”“婚姻”“阶级”“宗教”等这些独立的点抽出来放在前面,徐徐讲述各个部分下法律的特点,读着似乎是散的,但各个点之间又有一丝脉络牵引,那就是“纲常礼教”,但至此读者还是朦朦胧不甚透彻,直到最后一章瞿先生花了大笔墨在“儒法思想”上,思路才一下子明晰,对于中国法律的特征也才有了整体的把握。 中国古代法律初显于春秋,成型于秦汉,后至隋唐渐成大观。但是深究中国法律的内容就可以发现里面的教化意味很重,对于纲常礼教的看重令人咋舌。这种特征折射出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也透露出自春秋时期就开始的“儒法之争”最终以儒家的全面大胜而告终。但是历史的结束总不是最终的结束,“儒家与法家究竟取何者”总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质问着我们。这个问题在今日看来仍有思索的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儒家与法家内容上是断然不可兼容的。正如文中所说,儒家思想的立足点是求“异”,它承认人生而不等并通过理论巩固了这种不同,期望通过“分野”来打造出社会等级秩序,并通过“礼”来维持这种“三六九等”的“异”,所以总的而言儒家的目的就是维持不同,而“礼”是具象手段,德化是宏观手段,“人治”是德化的政治表现;但是法家的立足点是求“同”,尽管它也承认人人不同,但它并非希望固化这种不同,而是希望通过“惩奸扬善”来实现社会的基本一致,国家的总体安稳。它坚持法律本身的平等性,也因此坚决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商君时期就曾对王公贵族实施“五刑”以彰显法的一视同仁。所以总的而言法家的目的是维持一致,通过法律保证民众行为的一致性,法治是它的宏观手段,而它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 正是由于法家与儒家在立足点和目的上的背离就决定了它们在内容上不可兼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所说的融合是指形式上的融合,法家和儒家同作为社会规范,在作用范围上是必然交叠的,但这并不能被认为是内容上的兼容。 其次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儒家“以礼入法”的行为在古代是有一定意义的,不能全然否定。儒化法律在内容上更多强调儒家“纲常礼教”的思想,而这种纲常教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靠着法律的强制力实现了对国民道德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家最开始所说的“忠孝仁慈”的育人目标,并且这种思想是深入骨髓深入民族精神命脉的,说它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文人气节与国人风貌也不为过,不得不说在道德教化上直至今日儒家也仍有可取之处。同时儒化的法律以看重家族推崇阶级为特征,这种特征十分契合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且对维持封建制度的稳定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我们现在看来封建制度是落后的,但在当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度,我国的封建制度不可谓不先进了。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儒化的法律是有其硬伤所在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就像是披着法袍的纲常礼教,与其说是法律倒不如说是强制化的儒家思想。它强调的是教化而不是惩处,在面对尊卑贵贱的时候伸缩性过大,甚至有时候为了顾及礼义而直接放弃固有的法律规定,这对于法律而言不得不说是莫大的毁损。同时因为它强调的是教化,所以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是局限的,对于一些冥顽不化的人而言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 当然这是从法律作用本身的角度而言的。从内容角度上看,纲常礼教虽说在当时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三六九等”差异的固化与执着,使得整个社会变成铁板一块,缺乏活力,僵硬刻板。同时每个人生来就有固定的命运,尤其是对于贱民而言很难改变这种由政治、经济、文化多方力量造就的差异,这种无奈又绝望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的本性,某种程度上现在一些国人暴露的“奴性”或许就是从此而来。 最后站在当前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儒归儒,法归法”,这里的儒指的是除去糟粕之后所剩的传统道德理念,这里的法指的是古代法家的法律平等性理念以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中的公平、正义、人权理念。 道德与法律本身就有其各自的作用范围,道德要求的是常人之上,即它所求的是“好”,而法律要求的是常人即可,它所求的是“不坏”。道德是求诸于心,是非强制的,是内在的,而法律是求诸于行,是强制的,外在的。不论是目的还是特征都决定了两者内容的不兼容,所以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做的是强调法律的系统化,专业化,将法治本身所代表的民主性展现出来,同时为道德梳理出作用的空间,尽可能避免道德法律化,拔高法律的门槛,混淆两者的作用范围,造成新时代的“儒化法”。 最后的最后感谢瞿同祖先生的撰写。在序言中瞿老先生谈至自己撰文时正逢战时,经常在硝烟中夹稿而逃,朝不保夕,但是不论如何艰难,他还是完成了该著作,所以这是他个人的成就也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幸运,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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