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眼中的晚清史

丁国宗
2018-03-28 16:11:31

记得笔者第一次接触到唐德刚先生的书籍,那还是刚入大学之时,第一本读的却是他所有书中“最不严谨”的《毛泽东专政始末》(笔者此言绝无贬低轻蔑之意,盖全书无甚注释,又有众多作者自我推断,许多细节语焉不详,初入史门的笔者自然觉得此书在学术规范上“很不严谨”了)。

时隔数年,笔者也粗略地翻阅了唐先生真正成名的学术著作(如《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唐先生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以及对整个大局胸有成竹的把握让笔者极为钦佩。近来写作毕业论文之际,无意间在图书馆碰到了这本鼎鼎有名的大著,自是喜不自胜,数日便将此书从头至尾细细翻阅一遍。掩卷沉思,由古及今,不禁感慨万千,古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历史的三峡本就是不容易通过的嘛!

唐先生全书规模宏大,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地求和开启国门讲到辛亥革命清廷崩塌民国难建,前后整整七十年,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这还是经过相当删减之后的)。而全书却围绕一条极为明确的中心展开,即唐先生独特的“历史三峡观”:鸦片战争以来是整个中国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第一次则为春秋封建制到秦汉郡县制的转变),这次转型犹如被迫跨越一次历史三峡,在外来冲击下打开国门,在经历反反复复的挫折痛苦后终将走向西方开创的现代社会。而晚清七十年只不过刚刚度过三峡一半而已啊!

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綜论、太平天国、甲午戊戌、庚子之变及辛亥革命。无疑,唐先生眼中的近代史是一部断代史,是有着明确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正如他在綜论所谈,近代中国是“从‘千年不便’到‘十年一变’”,那么将七十年的晚清史划为五大阶段就基本符合“十年一变”的宗旨了。

笔者数年来读过众多近现代史专著与通史,从描述事件以及考证细节来看,此书恐怕难以超越,其他书籍,然而从史论(即评价审视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书却当之无愧地站在巅峰之上。唐先生立场公允、对历史人物有着“历史之同情”,从不标签化、污名化(或神圣化),单凭这些就将“革命年代”下众多同行的教条书籍远远甩在身后。加之唐先生近似口语的叙述,夹叙夹议,谈古论今,本书自然便获得海内外近乎一致的好评了。

一部晚清史,正是一部被动挨打的屈辱史,却也是一部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觉醒史,更是一部千年大国被动转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史(当今犹在转型之中)。各路精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自然只能是奋起救国了,只是这次的危机却远非先前两千年十数次的周期性内乱了。

全书中唐先生最敬佩的人物莫过于李鸿章,正如全书扉页对李鸿章的评价“外御列强,内说昏君的杰出外交家”,对其笔墨可谓是全书之冠。李鸿章早年剿发捻、勤远略,后身居中枢,执掌北洋,又一手创立了世界第八海军,成为中兴名臣之最。即使是甲午之后,庚子之变后的烂摊子不还是李鸿章以夷制夷而解决的吗?(唐先生认为不割地只赔款是李氏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结果,并非是“朴素爱国主义”的义和团等“好汉”的余威所致)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李鸿章纵有变革政治制度之心,又怎有变革之力乎?况且兴办洋务已是阻力重重,毕竟驶过长江三峡本非一日之功,我们又怎能责怪其“中体西用”而不尚政体变革(梁及之后学者所共同批判之处)呢?(况且我们不也是洋务运动吗?)

唐先生最不钦佩的恐怕是洪秀全与康有为了。洪秀全屡试不第,却在极端严峻的社会矛盾下(尖锐的土地人口矛盾与当地主客矛盾),混合了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揭竿而起,从金田山村一路打倒金陵古都,掀起了一场长达14年的内战,然而天朝内讧不断,腐败堕落,最终兵败身亡,而一度危如累卵的清廷却因此颇有振作之气,竟形成了同治中兴的小康局面。(一方面是唐先生所阐释的能人政治,即两宫、恭亲王及曾胡左李的洋务运动,局面颇有改观;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大难不死,而人口损失却以亿万计,这反过来却缓和了到达极限的人地关系。)康有为则是在清廷貌似中兴局面在甲午一战彻底崩塌后出现的风云人物。康氏自幼博览群书,对中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对西学也略有了解,竟合二为一独创一学,以布衣之身领导了公车上书,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不可不谓之时代巨人。然其为人狂妄之极,真以为全天下系于他一人之身,轻易地得罪了诸如张之洞、李鸿章等强大的洋务派,极大地减弱了维新变法的势力。光绪帝有名无实,康有为志大才疏,变法又极为激进,得罪之人何止千万,其命运前途便是不卜而知了。

唐先生评价最公允的应是袁世凯与孙中山。百年以来,袁世凯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史学家的笔下从来都是“祸百田常、罪千王莽”,而唐先生独采“历史之同情”的态度,相当客观公允地评价了袁世凯的功过一生。23岁的袁世凯在朝鲜兵变中崭露头角,不数年便在朝鲜形成“非袁不可 ”的局面。至于出卖变法一事,唐先生不无同情与理解。谭嗣同的“围园杀后”岂不是以卵击石,袁世凯不过是被“绑票”而已,换位思考,除了“告密上报”外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小站练兵成为袁世凯的发家之本,镇压山东义和团又让他有了安民有方的时誉。清末新政时期,袁氏主持朝政,革新有方,岂非“治世之能臣”乎?武昌革命一声炮响,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军政大权都落入其手,民国政局又是“非袁不可”了。只可惜其不欲做共和元勋,却要狗尾续貂,最终愤恨而死,局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山先生自是两党笔下的“圣人”,但唐先生却秉持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客观地指出了中山先生革命之际“不择手段”之处。诸如革命之始的争夺领导权,革命期间落魄的生活,二次革命时与日本之间出卖国家利益的妥协以及晚年日益独裁的领导方式。然而革命领袖自是“非孙不可”,又岂能“以一眚掩大德 ”?中山先生的终极目标是缔造共和,建立西方代议制社会,其格局与之后的独裁者自是不能以道里计。

唐先生此书写人远详于记事,史评远多于史事,笔者同样以总结人物的形式概述此书框架,总不失其大概。唐先生喜欢历史比较,谈古论今,中外比照是其一贯文风。如李鸿章比作周恩来,袁世凯比作曹孟德,一书之中反复提及,夹杂众多“革命”话语,又掺杂不少作者自身经历。文字浅显易读,叙事跌宕起伏,中心明确突出,这自是受到广泛好评的缘由。然行文如此,颇异于传统的学术著述,加之作者过于联系当下,有着强烈“鉴古知今”的意愿,反而可能囿于成见,难免部分重蹈其批判再三的“以论代史”的覆辙。加之不少内容相对驳杂,略偏主题,虽是唐先生精彩的论述,却不免有些喧宾夺主之感。时时穿插的中共式话语又难免有着“出戏”的感觉,史论之中又有着众多“劝导式”话语,俨然是传统知识分子知古可以鉴今的“帝师”心态。不过,相较于其他众多近代史通史,唐先生此书不失为是一本极具可读性又有着相当学术功底的名著,值得我们反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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