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明月几时有

静志~
2018-03-27 看过

李敖作品大多以批评、杂文为主,日积月累,人们读他的小说也总有杂文的感觉。

《北京法源寺》作为李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李敖语),再现了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仁人为救国图存而奔走的身影。

同样是刻画人物,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李敖选择以大幅度对话及人物内心思想活动来再现康、梁、谭等人的风采。仅仅以对话、思想就重现了那样一个大时代,这是李敖的功底所在,其题材的特殊性以及书写的复杂性让我们难以用平常小说来对待它,既然如此,那就抛开表象的一切,直接探究它所表现的思想的纵深。

这本最初在狱中构想,最终于一九九零年底完成的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李敖奉行一生的精神写照。

天公不语对枯棋

晚清时的中国,兵连祸结,满目疮痍,亡国的威胁伴随着每一位爱国人士,在这样的情景下,一批心怀理想的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

一八八八年,三十来岁的康有为来到法源寺,他不知道未来自己将在京城里掀起名震中外的维新运动,自然也不知道这运动最终会失败,现在的他只是个上书无门的书生。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公车上书),这时的他是康进士。两朝帝师翁同龢有感于康有为的“有为”,愿牺牲自己促成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见面。

于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开始。

凡变法必会面临保守派的打击,自古皆然,因此戊戌变法不光是维新派的救世运动,同时也是新旧两党的权力争夺之战。

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将淳熙以来士大夫分为两大壁垒,他们分别系之于“道学”型和职业官僚型。当然,这是余先生从宏观角度所作的历史建构,其着力点在于抉出双方在权力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他也再三谦称这仅仅是一个大体判划。但以权力争夺而产生分化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使然,以此来看待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与慈禧代表的守旧派之争是比较合理的。

守旧派大体上安于现状,而维新派则力求有所作为。随着一条条新政颁布,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守旧派无法接受康有为等人激进的变法(康有为欲在三年之内完成变法),两大壁垒的最后冲突无可避免。

终于,在变法103天后,慈禧太后训政,光绪皇帝被囚,全部新政作废,康有为也匆忙逃往国外。

至此,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十几年过去,帝国覆灭,民国到来,只是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仍坚定改良反对共和,这时的他举世皆敌。

“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

康有为继续关心“治道”,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可时代再也不是他熟悉的时代,这是属于民国的时代。他一生为君主立宪奔波,历经数次失败,从维新时的先知变成民国时的古人,最终落后于新时代,这是他的历史性悲剧,也是所有“自见于世”士大夫的悲剧。

当梁启超遇见谭嗣同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被迫南下,剩下困顿不安的梁启超留在京城,那时他仅23岁,已经名满天下。

一天早上,他走进法源寺,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他们讨论佛法,辩论出世与入世。年轻人正是谭嗣同,几年后他们同康有为一起投身于维新运动中。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暂避于日本公使馆,他数次劝谭嗣同与他一块离去,但谭嗣同却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自比公孙杵臼,与梁启超进行“死君”与“死事”之辩,谭嗣同认为自己并非为皇帝而死,他是为改良而死,为维新而死,终究留下来现身说法。

后人每读他的绝命诗,都倍感震撼。

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谭嗣同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他以死证明了改良道路的失败,以死开启革命之路,以死完成了比不死还重大的贡献,这是谭嗣同最伟大之处。

众所周知,谭嗣同对佛法钻研极深,大多中国人只知出世不知入世,自古名士遇事便想出世,这仅仅走了一半,是不负责的态度,真正的佛法还要入世,在出世后入世,即看破红尘后再回红尘,为众生舍身,此名为“回向”。

人生不过昙花一现,谭嗣同看破了这点,他明白自己此生的意义就是以鲜血来醒世,抱着这样的理想,他走进了法场。

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法场,惊了世人,也打破不少人对清朝的幻想。之后,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他不断更新自己,在救国图存的路上继续前行,他从少时书生到维新派,再到保皇派、共和派,于我中求变,甚至当仁不让于师,一直紧跟时代。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至,新的一批年轻人(胡适、傅斯年、陈独秀等)也即将登上舞台,一场大幕徐徐拉开。

李敖与康有为

「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李敖的这本历史小说,历史考据严谨,旁征博引却不显累赘,究其根本,此书重在思想上。

有人评价他看似在写别人,实际上是在写自己。这话说的太对了,与其说他写维新运动不如说他在写自己脑海里的维新运动,他以谭嗣同自比,想杀身以成仁,以一人之力唤醒众人,这样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又何尝不是他呢。处在狱中的李敖在漫长的时间里思考国与人,中国几千年朝代更迭,其底色是当政集团,变法图强不光要最上层,必须是上(统治者)中(利益集团)下(百姓)一体才有可能。先辈们为自由而战,几十年后的他也接过火种在这条路上继续奋战。

全书以康有为始又以康有为终,康有为在某种层面上就代表李敖,李敖在国民党时期是反抗者,民进党时还是反抗者,他反抗的不是哪一党而是当政集团,在李敖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

只是那时候人们视他为斗士,几十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却淡忘了他,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世界里,他唯有靠每次的“头条”来吸引人们去思考他话语的余韵。

就像康有为所顿悟的:“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

在这点上,李敖也许是先知。

只是现在,李敖也走了,他跟随康有为走了,作为先知,他们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到现在。

(田沁鑫导演话剧《北京法源寺》,图片来自网络)

小说中康有为在美国公馆时,史迪威曾对他说“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康有为笑了笑,两人分手后,他在手卷上写了雄浑的五个大字:

明月几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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