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不系舟
2018-03-27 20:35:56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 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

与传统的决裂

宪法的窘迫

大革命就像一个对自己的作品永远难以满意的孩童,在海滩上一遍遍地,无休无止地用沙砾构筑着他理想中的城堡。革命时代法国人的立宪好梦为何如此难圆?还要从法兰西宪法观念说起(29)。在诸多影响宪法观念的因素中,具有最初始,最直接促发意义的恐怕还是宗教领域展开的、特权等级对专制王权的批判(30)。起因于路易十四的暴虐统治,还有冉森派立宪主义运动。冉森派的理念中已经包含了对宪法和议会的尊崇。冉森派的理念是,教会应该是信徒的议会,并遵循“一致性原则”。冉森派教徒与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律师制定了一套高等法院的立宪主义理论,进一步把法院看成世俗教会,委以神圣义务与世俗启示。另一方面把国王看成在政治上对“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宪法”一词在18世纪改变了它的内涵——由早先的“组成国家的方式”,变成了“确定国家各种权力的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章条例”(32)。1771年莫普放逐高等法院130名成员,促使冉森主义与启蒙思想合流(33)。

关于心态根源,作者提及了冉森派对专制的恐惧和人民对宪法寄予厚望的同时又充满不信任感,“一致同意”原则让“公意”凌驾于宪法之上,意味着“当时的法国人虽然对宪法基于无限厚望,可在还未得到一部宪法之前,就已莫名奇妙地对宪法功能表现出隐约的不信任感,他们在心灵深处最看重的毋宁说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呈现另一种形态(37)。”除了观念,还有制度上隐忧。法国议会曾就国王否决权的制宪会议之争,分为左右两派列席,“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分类法,它不仅包含着‘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分别象征着激进和保守,进步和反动甚至革命和反革命的术语,而且还暗含着一种关于两派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心里假定,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意识(38)。”在同意国王否决权后,路易十六一再通过否决权阻挠革命,“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能够组织否决权一案的通过,为什么,归根结底,除了法兰西民族根深蒂固的‘重权轻法’的传统因素之外,恐怕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释(40)。否决权之外的另一个制度隐忧是一院制议会,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对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三个等级必须合厅开会,反对分割立法权;另一方面是贵族不愿与第三等级为伍。“由此看来,1791年宪法对一院制的坚持,实际上仍然暗含着对某种被称作‘公意’的专制权威的认同,它所反映出来的仍然是一种‘重权轻法’的心态。(41)。”

代议制的困境

1789年三级会议变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统一不可分割”的观念意味着法国不再存在任何等级,而有共同的法兰西一致,但把主权统一与代议制结合存在矛盾。“因为对主权不可分割原则过于认真的强调,甚或企图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都必须导致代议制原则的被破坏(45)。”关于主权与代议间的问题,卢梭和孟德斯鸠都做过探讨,卢梭认为主权不可分割,人民不能被代表,孟德斯鸠则认为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但由代表来做人民力所不能及的事。然而法国最后还是选择了卢梭,“法国人是下了决心要和过去传统完全决裂的,而有了这种激进的决裂意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难免表现出更易于向卢梭否定代议制的主张趋同的倾向(47)。”

这种与表面上与过去决裂和无法摆脱路径依赖的矛盾体现在强制委托权和直接民主上。强制委托权即三级会议代表只能为自己选区的利益发声,然而无论国民会议前后,这个问题都没被革命者注意到。“这种忽略,或者说这种态度的不明朗,本身就深刻地反映了强制委托权传统在革命人士心态中的牢固存在(49)。”直到巴莱尔提出,立法权一旦形成就是公意的代表,而公意不容分割,革命人士才通过对强制委托权的批判,对主权不可分割的观点进行宣传。争论体现在佩蒂翁和西哀耶斯,前者否定强制委托权而诉诸直接民主,后者则认为公意是对所有个别意志的提炼,因而由代议制体现的公意才是公意。“代议制观念似乎终于压倒了直接民主制观念。然而,西哀耶斯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主权不可分割’这一原则基础上的……只要还承认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直接民主制思潮就不无其合法性源泉,代议制也就难免时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52)。”人们一面要求议会摆脱强制委托权的限制以代表民族利益,一面又要求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换言之,每个人都对议会法令有最后批准权。议会的讨论总是悬而不决,没有政党、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常常只是利益的临时凑合,而法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政党的原因可能在于“反党派政治”的群体价值取向。议会权威的不稳定性催生许多俱乐部与民众社团,议会对此感到惊恐后以法令禁止社团、协会以政治形式存在。纳税额选举权制度则剥夺了大多数法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激进派意识到一种独立于委托人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地违反强加于它的限制。大革命一开始就呈现权威分割的局面,反贵族王权的代议制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合法的代议制权威的侧畔,树立这同样合法的直接民主制权威(61)”。1792.7.11,议会宣布祖国处在危急中,则把直接民主制明确提上议程,雅各宾派随后对直接民主制作出限制和破坏,以“救国”为目的实施恐怖统治。法国似乎难以摆脱专制的幽灵,法国议会一开始就有强烈的集权倾向,国王对议会活动没有任何发言权,司法机关只能依法判案而无法像美国那样进行违宪审查。“好像革命者们在下意识中普遍地感到,要结束王权的专制权威,就必须赋予作为民族代表的议会一种专制权威似的(68)。”

显而易见。法国革命的代议制度之所以会如此顽强地表现出背弃孟德斯鸠的倾向,根源全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那里。法国革命者虽然承认了代议制原则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却严重缺乏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否定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不可代表的思想,却怎么也否定不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条……似乎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才产生了革命者们反对二元制、维护议院同意,反对行政权独立、力图集权议会的种种努力(70)。

平等的幻梦

法国革命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信念还体现在对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上。作者指出《人权宣言》中这样一句话:“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这个“始终是”体现了法国人赋予平等一种毫不亚于自由的绝对价值。与贵族可以参加工商活动的英国、直接立基于资本主义的美国相比,法国贵族依然有着寄生特权,处于典型的封建制度中,“法国革命人士那种独特的平等观,正是作为就制度封建特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75)。”与英美相比,法国革命更像是大同理想的一次空前的实践。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对公民平等权利的诉求,但实际中常常背弃。比如未敢贸然贯彻宗教宽容,不承认黑奴的公民权。而最突出反映这样有限平等观的则是关于“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划分,只有男性本国公民纳税人才能参与国家活动。“‘消极公民’一词除了强调国民对法律的一致服从之外,还有其试图模糊大多数人政治上的屈从地位,掩饰新生法兰西民族中的阶级矛盾的意思(80)。”这种权利等级的心态可以从旧制度时期法国社会结构中的三个概念看出:等级制、团体主义和特权。等级制与“大存在链”的观念相关联,认为各人位置已由上帝规定好,因此任何僭越等级的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团体主义即各职业都有着自己的团体,而各人只有与团体相联系才能安身立命;特权则是每个团体或等级都有自己的一套权利或特权。“他们很难立即同这种制度实现彻底决裂”他们本身狭隘的阶级利益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迷恋特权的传统心态也顽强地阻止他们这样做,既然如此,他们对平等的追求也就只能是非常有限(84)。”但这种公民级别很快被更激烈的革命打破,“8·10”起义废除了“消极公民”的概念,女性开始被赋予政治上的积极性,体现为“女公民”称呼的出现。但这往往有所保留,女性被认为应在私人生活中完成其指责,允许妇女学政治但不允许她们参与政治,她们可用符合贤妻良母角色的方式来为祖国服务,无疑这仍是家长制、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最后,成立的妇女联合会也在大革命中不知所踪。

祖国在危急中

革命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前,革命是天文学意义上的公转、循环,反映古老的人类事物“轮回”观,而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里,革命指人类事务的偶然变动,是人类生活的不稳定性,政治等级的职能便是要平息它,此后词典中革命一词包含着更多“动乱”的意义。专制御用文人刻意将革命概念消极化可体现在关于“光荣革命”的争论。胡格诺派用大写、单数的形式指称英国革命,用“循环”的意涵欢呼根本法律的复归,预示欧洲新时代的曙光。而专制御用文人则对此不满,认为革命破坏了传统秩序,坚持用小些、复数的革命一词。对革命消极含义做出相反解释的以马布利为代表,他认为一个好公民应使革命有益于他的祖国,革命虽是动乱,但也有其不同的目的,可被专制用来压迫国民,也可是民族下决心恢复自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渐渐让革命变成褒义词,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就是温文尔雅的文明演化,如卢梭等人也看到革命可能出现的危险和痛苦。兰盖担心革命会把欧洲具有破坏性的力量释放出来,“弄好了就是‘千年至福’,弄不好就是‘世界末日’,这种兰盖式的宣传又将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咬紧牙关,拼死一搏。这也就是说,大革命时代法国人对革命的看法不仅带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眼光,而且也深深刻有兰盖的印记(117)。”

民族再生是大革命的另一个中心话语,与“革命”是一回事,使法兰西摆脱奴役的同时还要变成“新人”。所谓再生即人性的复归,而这种理想中的新民族是部落式的,没有大城市、没有科学……什么都没有,人的本性才完好如初地保留在他们身上。在现实中的实现即是要放弃财产,因此法国人认可美国革命,认为人人虽有财产但都差不多,是相似的平等,然而古代的情况和美国革命是否可作为法国的参照?答案是否定的,法兰西民族要走出自己的路。关于再生,有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再生如圣启,自然而然就会到来;另一种则认为再生是任务,需要艰辛的努力。但革命人士常常表现出两种概念的交替混用,人们观念的摇摆,是由于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点,“它们都企图忽略时间,奇迹式的再生,以为施加一个意念就能创造一个新世界,自然是不打算考虑任何时间因素的;而任务式的再生强调什么都得靠人们动手去干,则含蓄地否定了时间本身具有任何改造世界的能力(125)。”现实中时间带来的往往是对革命意志的消磨和更多不可控因素,时不我待,只有雷厉风行才能保证再生的成功。任务式的再生落入现实便是教育问题,分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学校教育和对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教育从增设各种节日,编排吸取,传唱革命歌曲开始,到颁行共和历,最后对哪些道德败坏的“旧人”,剥夺其子偶,乃至消灭其肉体。在罗比斯皮尔看来,恐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教化新人的方式。

革命的宗教礼仪化

法国革命是政治革命却按宗教革命的方式运行,首先是破除旧的象征,对于不善文字表达的无套裤汉来说,没有比仪式化的象征符号更好的表达方式,巴士底狱就是被人们当做旧制度象征而夷平的,路易十六称为共和制新社会的祭品。非基督教化运动更有一种向上帝宣战的意味,相对应的则是“革命崇拜”的造神运动,“勃兴于大革命时代的这种新宗教很自然地同非基督教化运动本身一样,带有异常突出的人民大众文化的性质(144)。”革命崇拜的具体内容则是由一系列象征物和礼仪构成的,如上升至神圣化的小红帽、三色徽、以海格力斯塑像替代自由女神等。革命崇拜的礼仪则可体现在节日狂欢上,那种反基督教传统的聚众狂欢,展现出和革命一样的颠覆性,日常生活的革命化可以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地名人名革命化,用革命字眼来重新敏明;日常生活用品革命化,生活用品上贴着共和的团,甚至改变棋牌花样和游戏规则;语言和服装也革命化,从贵族语言转向俗语,服装则与贵族明显区分,以朴素为“爱国”的标志。

谣言的泛滥

大革命为何出现如此引人注目的谣言现象?谣言产生过什么作用?首先谣言蜂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大变故发生前,人们忐忑不安,试图揣测解释未来;2)缺乏大众宣传没接,人们口头传递“小道消息”。“法国革命中谣言现象之所以格外突出,乃是由于革命时代法国人法国人的危机感,远比革命时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的缘故。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自然又是同法国革命那种独特的、翻天覆地的激进性或彻底性是分不开的(166)。”人们一直被阴谋论笼罩着,种种谣言皆是以关于各种“阴谋”的传言为基本内容。贵族的反革命阴谋和四处蔓延的饥荒、流浪者联系起来,形成这种特殊忧虑感的前调。在这种氛围中,一件小事就可能被夸大为凶险的新闻,情绪不断地被这些事件点燃,乃至陷入一种嗜血杀戮的状态,“这种夸张的抗争情绪,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关于‘贵族阴谋’的夸张的谣传,而由这种抗争情绪所激发的群体暴力行为,无疑又会加强社会的紧张气氛,从而加强人们的危机意识,其结果自然又为新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夸张的谣言的产生和流传准备了土壤和条件(178)。”

革命政治的公开性

议会以一种向公众敞开的姿态存在,反映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公开性”。大革命改变了公开性原本的意涵(开放政治空间,人人获得知政、议政和参政的权利),而被看成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公共领域的扩张导致私领域的退缩。所谓称为“新人”的公民,即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国民,而私人利益则被看作与公共利益所不协调。因而大革命处处呈现贬抑私心的论调,而公心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公开而坦荡的,这点可以从《杜歇老爹报》的文风上看出来。对透明性的要求使党派划分变得无法忍受,因为党派只是各自集团利益的体现,“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任何主张‘集团’或‘团体’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理论都被舆论主流斥为贵族的缪说(191)。”法国人对公开性的追求几近极端,在政治俱乐部的分会场上也有巡查员来直至“私下交谈”。这种对私利、集团、精英的抵触从何而来?作者认为革命时代的法国有着极强大的贵族实力,与几乎没有贵族等级的美国完全不同;而且他们对待党争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麦迪逊看来,党争是必要的,现代立法任务正是去管理这些利益互不相容得集团,而不是消灭它们,法国人则想贯彻卢梭“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的训令,或许因为党派政治中必不可少的密室策划行为出动了“阴谋恐惧”这根法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反党派的意识其实反映了法国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因素——容不得反对党派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罗伯斯皮尔排除异己的一党专政,而雅各宾派的衰亡,与“公开性”和“反党派”政治也不无关系。

群众现象与法兰西内战式政治风格的形成

在革命中呈现出来的“群众是无意识的人格”,个人在群众中无个性化,个人责任丧失。另一方面,精英与群众又有所交织比如在“王宫花园”的咖啡馆,精英们大谈国事,群众则在聚在一旁倾听,随着接触增加,群众的政治觉悟提升。但他们未尝不有冲突,在精英看来,人们应为了权利奋起,而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和糖,而且精英一直在担忧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革命精英对群众实行组织化的做法,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于群众的一种既爱又恨,既宠又怕的复杂情感(229)。”革命中大规模的群众参与,给大革命后的法国政治注入更多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可以体现在革命圣物上,起源于情感化寄托,有据以二分式地去判断善恶。“直到今天,法国政界的左右派仍在不停地回顾大革命这段历史,仍在力图从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找灵感和力量 的源泉,并且仍在模仿着祖先的那种极端激烈的风格(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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