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佬 美国佬 8.8分

纯真的叛离者 --《文汇报》

索马里
2018-03-27 11:03:29

尽管他们最后都远离了西方,回归故乡,但那种对共同价值的信仰依然承担了他们心中的“法律”,让他们面对移民之后生活依然能纯真如初。

文=索马里

W.H.奥登认真地分析过,侦探小说的作者们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喜欢将犯罪场景设置在大学校园里:因为对知识的追寻是一个理想化的教授唯一、全部的激情,而他和他人的关系则是基于他们与普遍真理的共同关系得以确立的。一个教授身上应该没有其他人会有的贪婪、嫉妒的罪恶(不然他既是一个坏人,更是一个坏教授)。当一桩罪案发生,原本纯真的、通过至善维系(因而不需要法律)的共同体受到冲击,法律必须登场,人心惊慌失落,直到真凶显形,法律就可以再次永远离场了。

从这个漂亮的观察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更能理解,当要处理美国的“种族”和身份问题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为何要将《美国佬》的很多的场景设置在尼日利亚或美国的校园里:伊菲麦露和高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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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最后都远离了西方,回归故乡,但那种对共同价值的信仰依然承担了他们心中的“法律”,让他们面对移民之后生活依然能纯真如初。

文=索马里

W.H.奥登认真地分析过,侦探小说的作者们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喜欢将犯罪场景设置在大学校园里:因为对知识的追寻是一个理想化的教授唯一、全部的激情,而他和他人的关系则是基于他们与普遍真理的共同关系得以确立的。一个教授身上应该没有其他人会有的贪婪、嫉妒的罪恶(不然他既是一个坏人,更是一个坏教授)。当一桩罪案发生,原本纯真的、通过至善维系(因而不需要法律)的共同体受到冲击,法律必须登场,人心惊慌失落,直到真凶显形,法律就可以再次永远离场了。

从这个漂亮的观察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更能理解,当要处理美国的“种族”和身份问题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为何要将《美国佬》的很多的场景设置在尼日利亚或美国的校园里:伊菲麦露和高中和大学时期的男友奥宾仔受不了尼日利亚的黯淡氛围,一心追寻西方,这对恋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包括奥宾仔身为大学教授的母亲,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审美和道德系统。包括后来女主角伊菲麦露成功去费城读硕士、后来因为运营了一个成功的批判种族主义的博客——“种族节,或一个非美国黑人对美国黑人问题的好奇见解”,而得到去普林斯顿担任研究员的机会,她谈了一个“美国黑人”男朋友布莱恩,后者在耶鲁大学任教。而伊菲麦露对美国的向往,一度也是被她的表姐——一个曾经在尼日利亚行医,偶然成了政客的情人因而被迫去美国生产的女医生所激励的,她的表姐在美国依然要痛苦地重新变回学生,才能考出医生从业资格证书。

说到底,“校园”象征了一种单一理念的共同体,所有的不谐音会鲜明地暴露自身或得到纠正,而理念之于人的重要性,也较之于其他社会场景更来得直接而迫切,就比如伊菲麦露和信奉左翼理想的知识分子布莱恩分手,也是两人理念的一步之差,毕竟“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毫无罅隙的三年,像一张熨烫得平整光滑的床单” 。他们因为小型政治行动的瓜葛吵架,但也因“他们共同热爱的对象”巴拉克·奥巴马当选而终止。

他们分手的导火索,是布莱恩不能接受伊菲麦露撒谎,没有参加他组织的一场声援一个黑人校工的草坪抗议,这也会让读者急速抵达种族政治的核心问题。比如,“纯洁”的极端推演会导致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正义的优越感,而令他们忽略现实和动机的复杂性。在她在美国的这最后一段恋情终结时,伊菲麦露发现男朋友布莱恩的“道德品质、纤尘不染的生活”令他变成了一个有距离的、遥远的人。她无法和一个彻底的“信徒”展开狂热追求政治进步的生活,说到底,是无法忍受“一种漂浮在空气里的抽象之物……顽固地嵌入在他们之间”。

我们也可以把奥登的观察进一步延伸,对于伊菲麦露或者奥宾仔这样生来就注定是“移民者”的人而言,美国(英国)在他们眼里也是一个完美纯洁,法律几乎不用存在的“封闭”社会/校园。在小说中, “西方”这个被“纯洁化”的概念,也随着他们各自告别单纯、单一的过程,变得立体、真实。

当那个幻想的社会形象被打破,他们仍然积极乐观地履行对自己忠诚的责任,尽管他们最后都远离了西方,回归故乡,但那种对共同价值的信仰依然承担了他们心中的“法律”,让他们面对移民之后生活依然能纯真如初。

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英联邦国家(不可忽视这个词具有的殖民阴影!)的作家,如果是库切或者奈保尔来处理同样的题材的,色调一定比《美国佬》压抑阴沉很多(想想在《青春》或者《男孩》里,男孩在图书馆里试图通过阅读和自我鼓励冲破帝国无形的屏障的那种无边昏暗的颓丧),阿迪契笔下的人物在遭遇环境的抵抗时,仍然是自爱的——在他们遭遇环境再细微、暧昧的偏见和敌意时,仍然有一种无法磨灭的幽默和超然的智慧。他们在充满阻碍的环境里用乐观和这种从未衰减的“自重”,拓宽自己的边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从作家的创作史角度来说,《美国佬》是一次完美地忠实自己,同时又能充分享受小说叙述特权的释放。阿迪契曾和《纽约客》的主编David Remnick说,作为对尼日利亚内乱的记录,《半轮黄日》对她而言是一种历史负担,而她渴望无拘束地表达自己对美国的态度——作为中断尼日利亚的医学学业来到美国攻读传媒学之后,她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是“黑人女孩”,而她也忘不了大学老师问全班,那篇最好的作业是谁写的,她举了手,教授眼中闪过的惊讶—— “种族”是她的美国经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是她后来观察到的美国神话的一部分。而当文学界为了安全考虑,开始推崇对种族问题“含蓄”、“非直接”的描写风格时,她直接称之为“不诚实”,更表示不能忍受自由主义在涉及种族表达时候那些成套的行话。

在美国人的各种宗派主义中,他们最感到局促不安的是种族。假如你和一个美国人在交谈时,想要讨论某些你认为有意思的、和种族相关的问题,而那个美国人说:“噢,说种族未免过于简单,种族主义十分复杂,”那表示,他们其实想要你赶紧闭嘴。因为种族主义当然是复杂的。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解放奴隶,但并不想和黑人做邻居。今天,许多人不介意雇佣黑人当保姆或加长豪华轿车的司机。但他们百分百介意有一个黑人上司。(《美国佬》)

我们跟随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的命运轨迹,逐渐贴近那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相较于华丽有序的表面,这是他们在接触西方后体验到的第一层真实。伊菲麦露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但因付不起房租接受了一份带色情暗示的兼职工作,产生了剧烈的自我厌恶和失落,以至于和故土、和奥宾仔彻底一刀两断,骤降的空白赋予了她拥抱新生活的空间,她为上层阶级的白人女性金伯莉当保姆,原先的憧憬也改变了模样,她渴望成为“人人给予而不是领受,想成为那样一个富有、因而能够沉浸在施与的幸福的中的人,能够负担得起泛滥的怜悯和同情的人”中的一员,遂而接受了富家子柯特的求爱。

而柯特的爱情也和他所属的阶层一样,一切都是被抛光、打蜡,她乐于让第一次和黑人女孩谈恋爱的柯特变成一个温和的种族斗士,比如当柯特的母亲抱怨美国现在已无种族偏见,但有些人仍在找理由抱怨时,柯特也会意识到,如果是“十个看上去和伊菲麦露同属一类的人突然走进这里来吃饭会怎样?”

我们能在伊菲麦露的观察里体验到一种堪称过瘾的解构意识,但这种解构不是通向离间或者超然的失望姿态,毋宁是一种直接应战的果断和自信。

她从青春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麻烦鬼,与众不同”,并认为这是保护自己安全的壳——后来在美国,遇到排斥言论和眼光时,她确实是依靠这它保护着自己。当她意识到美国的小费制度,“疑似……一种强迫性、立竿见影的贿赂系统”;当白人雇主夸赞她的名字具有“多元文化”的美妙,伊菲麦露想的是这样的人会“把文化视作专属于有色人种的陌生多彩的宝藏,一个始终必须能与富饶挂钩的词。她不会认为挪威有富饶的文化”;当她在博客里和读者分享非裔妇女因为自己天生粗糙、打卷、缠结、或拳曲的头发而对头发施加的各种酷刑(有着天生头发的的黑人妇女,出现在“改造前”的丑照里;而在“改造后”的美照里,有人拿起一根烧热的铁棒,把她的头发烤直?)……她就摆脱了个人困境的局促,永远能用否定性的知识抚慰自己,同时也抚平了种族主义的戾气本可能会让文本具有的撕扯和焦灼感。

即使在写爱情的时候,阿迪契写的还是那种平等和诚实本身的可贵。作家对年轻恋人的离别采用了一种冒险的平行写法,伊菲麦露需要花上13年才能明白,种族主义的幽魂阻止了她获得真正的爱情,也令她其实无法获得他人真正平等的对待(比如她和布莱恩之间,也依然存在“美国黑人”和“非美国黑人”的差异导致的观念差异)

而奥宾仔在伦敦的非法移民的经历,也可以被视为伊菲麦露美国经历不那么令人愉悦的镜像,当他看到自己的旧友出于实际需要和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女律师结婚,并习惯于在任何聚会上肯定“施主”的恩惠时,奥宾仔的观察是:“他把家乡定义成丛林,让自己扮演丛林的解说员”——这种犀利,他内心的悠然,和伊菲麦露的那件“安全壳”一样,在他最困窘的时候也在保护他,并让他到最后敢于拒绝尼日利亚新贵生活的自负而稠密的陈词滥调,选择和伊菲麦露重归于好。

而贯穿全书的“平等”和“迁移”的主题,说白了,目标不也是像这段重逢的目的一样吗,让你感觉自己的皮肤感觉“合身”,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躲避、保护、质疑的卑微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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