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转折中的梁任公

朝歌。
2018-03-26 10:35:36

近来拜读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深为梁任公广博之才识所折服。在举史实以论证观点之时,梁公纵横捭阖,从质疑周成王即位年龄,到考证玄奘寿命,再到研究元代也利可温教之形态,各代史实信手拈来,洋洋洒洒。与后世学者相比,如严耕望于《治史三书》中举例往往限于其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朝交通等几个方向,而荣新江于《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所举例子更是局限于敦煌、吐蕃学研究。由此观之,不得不感叹前辈大师之博通。同时,梁公在书中始终致力于建立一套新史学,目的是帮助国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走向自强复兴之路,其拳拳爱国情怀以及筚路蓝缕之坚毅,亦让吾辈学子热血沸腾。

然而,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笔者发现,处于历史学转折中的梁任公,其学说似有不够清晰甚至是前后矛盾之处。这无疑是受到其时代的特殊性所局限。而其新史学理论之架构,从今日历史科学的视角看来,也颇有不完善之处。笔者不才,且借此机会细细考之,以向梁任公及其他大家学习,亦作为学术训练之始。

可商之处,以下五点。

一曰进化观。梁任公对此问题似乎颇为困惑矛盾,以至于20年间多易其说。

在其1902年二月发表于《新民从报》的《新史学》一文中,梁任公对于历史的界定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也。”[[i]]梁任公认为,自然学研究的是循环的现象,而历史学研究的是进化的现象。对于孟子所说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中把历史之象当作循环,梁先生指出,“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乎?”在这里,梁任公明确地区分了宏观与微观视角,由此可见梁任公之历史进化说已是较为成熟、体系化。这一进化史说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梁启超也由此被称为是史学界“草莽英雄陈涉”[[ii]]。须知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往往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这种观点来自于孔子对三代的追慕,所谓“言必称三代”。“而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iii]]由此看来,梁任公这一进化史观对于新史学的确立具有较大影响。

然而,20年后,梁任公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以下简称《研究法》)中,却对进化史观似乎稍有动摇。在对历史的定义中,梁任公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在这里,“赓续活动”“因果关系”已经取代了“进化”“生长、发达”。

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以下简称《重要问题》)一文中,梁先生进一步质疑了其先所坚持的进化史观。梁先生写道,他向来不喜欢孟子上述说法,因为与其所秉持的进化主义不相符合。“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为什么不敢再坚持了呢?梁先生提出几点理由。其一,几千年中国历史,一直是一治一乱的循环。世界历史也是如此。其二,孟荀不比孔子更为进化、戴震不比朱陆进化,陶潜与屈原、但丁与荷马、罗素比黑格尔等等皆如此。其三,就物质文明而言,当下并不比古代人类更为“舒服”(舒服一词,确为梁公所言)。其四,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观念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之“文化共业”是不断扩大的,其余只好编入循环圈内。

读罢这几段,内心颇为惊异——梁公之思想转换焉得剧若此耶?况几点意见颇有自相矛盾之处,如人类平等之观念,希腊比之中世纪何如?三代比之秦汉何如?若据此说,则人类平等之观念亦非进化的。20年前梁公已经提出不能只在局部言进化,而应观其大势,吾以为此言颇是,而20年后又为何提出诸如孟荀之于孔子、罗素之于黑格尔这种个别的对比呢?再就物质文明而言,梁任公以“舒服”作为判定标准,不禁使人哑然失笑。舒服作为一个极为主观、个别的感受,怎能作为物质文明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呢?应当以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生产力来鉴别物质文明,则工业时代较之石器时代自然是进化的。梁任公此番论断,颇失水准。

为何梁任公对于进化史观之态度会发生如此之转变呢?实际上,20年来梁任公之整体历史理论从“史学革命”到“重新推崇传统考据学方法论, 倡导一切应‘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上’。这一回归传统,耐人寻味。”[[iv]]梁先生之史学理论趋于保守,除了受近代科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之外(梁公与科学精神之联系将于后文详细阐述),笔者还有一个颇为大胆的猜测:当年在变法事业中呼风唤雨、被视为思想启蒙者的梁启超,在20年代已被新文化运动一批人视为落伍,而遭冷落。在这种压力与郁闷下,梁启超便索性回归了更为传统的史学理论。

综上,梁公引入进化史观对于新史学之生发所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而梁公的思想变化也无须讳言,恰恰体现了社会变动、思想动荡之剧烈。同时亦可见进化史观在中国没有真正扎下根,包括梁启超本人也缺乏对进化史观的深入理解。

二曰群体观。此点与上点颇有重合之处,简要论之。

梁公在《新史学》中明确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也就是说,研究历史之进化,必以人群作为基本单位。“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这与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所讲的“历史学的对象是人,更好的说法是复数的人,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时间中的不同的人’”[[v]]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梁公思想之先进性。而对于旧史之重视个人而忽视群体梁公也提出了批判,认为其褒贬一二人,为众人卸责任,“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在《研究法》中,梁公对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较之之前更为完备成熟。在自序中,梁任公便提出,新史学“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家一人之谱录。”在第六章,在坚持历史为群体之历史的基础上,梁公也没有否认“英雄”在历史中的特殊作用,并创造性地提出“历史的人格者”这一概念。而这历史之人格者,与文明发展程度相关——“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梁公还指出,对于“首出的人格者”,吾侪需认识到其背后有无数人的意识,实乃其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而对于“群众的人格者”,必有其领袖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通过这些关于历史中的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论断,可以窥见梁公与传统的强调个人的旧史的分裂,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在之后的《重要问题》中,在探讨进化说之时,梁公却把眼光局限于个人,举孟荀不如孔子、但丁不如荷马等例子,欲以反驳进化史观。这与之前所强调的“群体的进化”完全背道而驰且,恕我直言,颇为愚稚,实在让人大跌眼睛。对此情况之原因的探究,上文已提出一点猜想,然而似乎尚不足以解释之。笔者才疏学浅,冥思不得,只好暂且搁置。

三曰因果观。在《研究法》中,梁公对因果已有较为完备的论断,而在《重要问题》中梁公又将其否定,让人讶异。

在《研究法》一开始,对历史进行定义时梁公便说:“......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可见梁公认为通过对活动之体相的分析,可得出一普遍的因果关系,作为当下人类活动的指导。而其对于旧史之为个人立传,琐碎零散而不知事情之全貌以及前因后果的批判,对纪事本末体的推崇,亦可见其对历史事件之联系、因果关系的重视。

而在《研究法》第六章中,梁任公似乎对因果论产生了一些怀疑。他写道:“若以因果论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然而,梁任公又写道:“然而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为了调和这一种矛盾,梁公提出了适用于历史的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之别。而另外举出的三点,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梁任公自己尚表示怀疑。可以看出,梁公在著《研究法》之时,对于因果论的问题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据梁公之后回忆,“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

在《重要问题》中,梁公最终否认了历史里头有因果律的存在。在梁任公看来,因果律是“必然的法则”,自然科学是依据因果律的,而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不能认为其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梁公所举的例证是,佛陀的诞生,佛教的产生,就是完全偶然的;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不过是想访拿建文,却促成了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这一结果也是偶然的。“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笔者以为,将历史视为完全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是与唯物史观相左的。而梁公之所以对因果律问题感到困惑,或因以下三点:其一,梁公之《研究法》作于20世纪20年代初,方“赛先生”以及科学研究范式、科学精神初入我国之时,尚未有现代学科分类之意识,没有将历史研究视为科学研究之下一门,因此对于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律能否用于历史研究表示怀疑。其二,梁公对因果律本身之理解存在一点偏差:梁公认为,因果律等同于必然的法则,实际上是没有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宏观与微观区别开来。微观上或有偶然之事件,如佛陀之诞生,但在宏观上,往往尤其必然性,如释迦摩尼之所以能遍传佛法,与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需要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其三,梁任公观点的改变,据其自己所言,受立卡儿特(今译为李凯尔特)影响较大。李凯尔特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特殊性的观点观察现实时,现实便是历史”[[vi]]。受他的影响,梁公的史观偏向唯心,并强调科学与历史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四曰科学观。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大都收到近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影响。然而由于知识传播渠道的局限,知识分子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往往不够全面深入;再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往往会产生困惑、曲解,以至于背离。梁公在《研究法》中试图依据近代科学精神建立新史学,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首先关于科学归纳法。在《研究法》开篇对历史的定义中梁公就谈到,要记载活动之总成绩,得出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在第六章中,梁公又写道,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尤其是异中观同,方得社会之全貌,时代之精神。然而,在《重要问题》一文中,梁公直言不讳地否定了自己之前所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认为其只适用于整理史料,不能更进一步。梁公给的理由是,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而人的意志绝不会相同,若是把相异的属性全都剔去,则史之精神也就丧失了。不依靠归纳的话,历史学如何能称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呢?梁公说,“依我看来,十有九要从直觉得来”。当然,梁公也坦言,说自己目前还没有研究成熟,要等将来再发表意见。梁公的这一转变,可见其对于近代科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历史学尚存怀疑。而“直觉”“史之相异”云云,显然是收到李凯尔特的影响。

其次关于科学“求真”精神。梁公于《研究法》中鲜明地提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主观而忠实于客观”,可见梁公此时对于科学之求真精神相当推崇。但同时,梁公此前一直受传统学术培养,尤其受乾嘉考据学影响颇深,坚持认为“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挤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由此梁公希望把近代科学之求真精神于乾嘉学派在考据上的求是主义统一起来,以完成其史料学方法论的建构。然而,实际上由于梁公对考据学更为熟悉,再加上对这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的偏好,“他(梁启超)几乎是身不由己地陷人对史料的沉迷、对史迹细节的考究之中,而忽略对整体作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归纳和升华。”[[vii]]由于对近代科学理论理解得不够深入,梁公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好宏大叙述与微观史料梳理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乾嘉学派的窠臼。

总的来讲,梁公在对待科学的矛盾在于科学研究与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同质性、“可通约性”。由此便带出一连串困惑:科学归纳法是否适合历史研究?因果律是否制约着历史?受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分开的影响,梁任公还是偏向否定的。

五曰历史价值观。梁公对于旧史的批判,最为鲜明的莫过于历史价值的判断。梁公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古代虽有成体系的史学、史官制度,但所著正史本质上不过是“一家一姓的谱牒”、“皇帝教科书”。梁公认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将历史研究视为国民精神财富,这与新兴的公众史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梁公思想之先进性。然而,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梁公在《研究法》中却颇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梁公认为历史研究要立足当下,“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使历史研究有助于当下之进步,“以增进生活之兴味”,以至于归纳历史之规律,指导未来之发展。然而,另一方面,梁公又对《春秋》加以批判,认为孔子作之别有目的,所记史事,不过作为手段,后文说要“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学往往受《春秋》影响,“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以臧否正邪、辨明是非为目的,最终达到太史公所言“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效果。中国旧史的这一自《春秋》以来的传统,恰恰符合梁公所言的“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可见梁任公受其师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的影响,在对待《春秋》的态度上略因偏激而最终与自己之前的观点相矛盾。

总而言之,梁公在其书中种种矛盾、不完善之处,以及其多次的自我否定,往往是受其所处特殊时代、个人经历所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门学科初创时期的的艰难。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给梁公挑错以彰显自己,而是希望能以理性且同情的态度对待梁公其人其书,以及以梁公之广博学识为标杆,学习其严谨之精神,谦卑坦诚之态度,以及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i]]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 中华书局,2014.(以下无注的引用,皆引自此书)

[[ii]] 周予同.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M]. 学林社, 1941.

[[iii]]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iv]] 姚玳玫.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v]] [法]马克·布洛克. 历史学家的技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vi]] [德]李凯尔特. 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vii]] 姚玳玫.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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