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谣言传播与心态结构

紫微郎
2018-03-26 10:33:33

谣言传播与心态结构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一书一经中译出版以来,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书评和讨论文章不计其数,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追捧。究其原因,除了其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深厚的学术功底之外,还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与有趣。对《叫魂》的评论文章角度十分广泛,从权利运作、官僚体系到社会基础、谣言传播机制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微观史学的一种可能——一个微观事件可能包含着无数的角度和侧面,而优秀的学者可以从一个层面扩展开来,以至于使其成为窥视社会全貌的一个窗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孔飞力做到了。

孔在其序言中写道: “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尽管我在有关清代通讯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更值得探讨。”在孔飞力看来,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专制权利的运作、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制衡等等。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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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传播与心态结构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一书一经中译出版以来,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书评和讨论文章不计其数,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追捧。究其原因,除了其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深厚的学术功底之外,还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与有趣。对《叫魂》的评论文章角度十分广泛,从权利运作、官僚体系到社会基础、谣言传播机制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微观史学的一种可能——一个微观事件可能包含着无数的角度和侧面,而优秀的学者可以从一个层面扩展开来,以至于使其成为窥视社会全貌的一个窗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孔飞力做到了。

孔在其序言中写道: “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尽管我在有关清代通讯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更值得探讨。”在孔飞力看来,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专制权利的运作、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制衡等等。不难看出,其目光仍是精英视角的,关注上层权利的运转,虽然其研究的基础是一件底层的社会事件。

我对“叫魂”事件的关注点与孔飞力正好相反——通讯体系,包括官僚之间、官僚与皇帝之间以及民间信息交流,对孔而言是一个社会事件的背景,是一个影响因子,而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叫魂”谣言的流传机制,进而探究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背景,特别是社会心态结构,应当是心态史研究的一个不错的角度。

奥尔波特在其《谣言心理学》中根据流言产生和传播的动机,把流言归纳为不安、恐怖、好奇、愿望、憎恶等几种类型,并且强调,人们处在恐惧不安和焦虑的状态中时,流言与谣言更加易于传播。就叫魂这一事件来看,整个社会的焦虑性心态结构成为了谣言传播的基础。

民众对“叫魂”事件的焦虑首先来自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在1768年的中国,绝大部分民众依旧保持着对超自然力量的绝对崇拜。这种崇拜在民间体现为这样一种认识,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因素的影响。这种崇拜不仅仅存在于愚昧的底层百姓之间,在一些士人甚至是帝国高级官员之间表现得同样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帝国的建立以及统治正统性亦来自于这种超自然力量授予和扶持——这种把王朝统治与作为超自然力量的最高代表的“天”联系起来的政治思想自汉朝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在普通民众看来,超自然力量有“善恶之别”,因此,一方面人们通过泛宗教行为,包括一些佛教仪式以及一些民间信仰,进行祈福;另一方面,人们又恐惧“邪恶的神鬼力量”对自身的迫害。民众对“叫魂”的恐惧正是来自于后一种心态。对“叫魂”的恐惧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身体与灵魂是可分的。在民间信仰中,经常把疾病视为灵魂脱离躯体,而治病就在于把灵魂重新召唤回来。这一古代萨满习俗在中国人心里占据重要地位。而人们对“叫魂”的恐惧就在于,把人的灵魂与肉体分离成为一件人为操作且容易实现的事了,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在自己或家人,尤其是孩童身上。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及宗法社会,父母担心孩童的早夭,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得不到恰当的补充,自己衰老之后无人赡养以及死后得不到供奉祭扫。

对“叫魂”的恐惧还受到当时多重因素的影响得到加强,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点是官僚对于民众这种心态的矛盾态度以及“宗教能力的下移”。

“叫魂”危机爆发之后,官僚们发现很难对“叫魂”(steal soul)这种行为以及相信“叫魂”真是存在并且具有勾走人灵魂的能力的这种心态进行定性。若是简单地否定“叫魂”行为的功能并将相信这种行为的心态斥为愚昧、迷信,正如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所做的,他们受正统儒家教育,“不语怪力乱神”,对这种粗陋的民间信仰表示不信以及不屑,但是他们个人甚至是政府官方也一直保持着与神灵世界的交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超自然力量维持统治。在国家的最高层,皇帝通过祭拜天地的仪式宣扬其本人以及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并期维持帝国范围内的农耕兴旺和国泰民安;在下层,知县(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小皇帝)则把城隍爷作为自己施政的一个助手。因此,统治阶级在查禁妖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同神灵世界打交道。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安抚民众心态而对“叫魂”行为所具备的功能的否定所具备的说服力就大大削弱了——在官僚身份之外,他们自己也是“迷信行为”的实践者甚至是“叫魂”的恐惧者。既然无法否定“叫魂”的实在性,统治官员们只好将其定性为“与神灵世界的非正常交往”从而将其阻止,但是这样一来,其实是变相承认了“叫魂”的真实存在以及其所具备的偷人灵魂、使人减寿甚至是致死的功能。这样只能导致民众的恐惧进一步加深。这种矛盾还体现在对待民众自发使用某些方法或者仪式来避免“叫魂”对自己产生危害这一行为的态度之上。应该如何对待这一行为?支持、禁止亦或是将其斥为无用,都不能缓解社会焦虑和恐慌。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重要的不是妖术的真实性,而是民众对其的态度。如果民众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叫魂”行为虽然没有达到其宣扬的功效,但是确确实实地造成了社会焦虑和恐慌,这也许是某些谣言传播者的真是目的之所在。

与神灵世界交往的权利,一般垄断在国家政权以及宗教职事人员手中,普通百姓被禁止对帝王和官僚所崇拜的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在古代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接管了与神灵世界的一切交往,其中包括通过登记注册、发放度牒的方式对僧人道士进行管理,并且努力对民间信仰进行排除打压。然而实际上,国家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于民众的需求,平民社区中依然存在大量的民间宗教职事人员,即所谓的“在俗僧道”。这些人居住在寺庙道观之外,不完全遵守宗教戒律,通过为葬仪和驱邪仪式提供服务来谋生。在“叫魂”案中,这种“宗教能力”进一步下移,除了僧道之外,一些无业游民甚至是乞丐都被认为拥有“叫魂”的能力。这些大量的在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的人,使得”叫魂“发生在自己及家人身上的概率提高,民众对”叫魂“的恐惧也由此加强。

为什么民众会认为僧道以及游民甚至是乞丐具有“叫魂”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共时性心态结构的研究对象。人们常常把道士与法术联系在一起,因此,当邪术威胁社会安全时,道士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社会怀疑的对象。同时,道士参与的各种活动,主要为驱邪、治病以及主持丧葬仪式等,很容易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人们会认为由死亡带来的污染和不祥会粘附在道士身上。因此人们对道士的态度敬而远之的。定居在某一社区的道士一般会利用自己的“法术”帮助民众完成驱邪这种正面目的,但人们依旧怀疑这种能力也会被用来达到某种邪恶目的,而对于外来的“游方道士”,这种怀疑便更甚了。怀疑之所以加重,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陌生感”。被卷入“叫魂”事件的僧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当时的民间神鬼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僧道的印象:道士一般被描绘为施邪术谋财害命之人,而僧人大多以善良正直的正面形象出现。那么,在“叫魂”事件中,为什么僧人也成为了受敌视的对象?我们发现,被卷入这一事件中的僧人都是未获僧职的“见习僧人”。这些僧人一般并不注册在案,户籍上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靠化缘为生。这些僧人处于国家管控体系之外,没有人了解任何有关他们的身份和背景知识。这种陌生感再加上乡间固有的排外情绪足以让人产生恐惧。除此之外,见习僧人的身份常常成为罪犯掩藏自己的一种手段,因为成为见习和尚十分容易和随便:只要由师父削发并开始遵守戒律便可以达到。甚至不需要有一个师父——自行削发之后很容易伪装成僧人。除了陌生感和罪犯的潜在可能性所导致的恐惧之外,僧人化缘行为亦常常被蔑视甚至是敌视。在农业文明中,化缘这种不事劳作的寄生行为一般会遭到厌弃,并且化缘常常会被与乞丐行为联系起来。那么,为什么乞丐也被迫卷入了“叫魂”事件,并遭受到百姓的怀疑甚至是迫害呢?孔飞力先生认为是乞丐带来的“污染”与妖术的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此我有一点异议。若是没有妖术事件的提前发生以及谣言的流传,人们对待乞丐的态度最多只是厌恶,而不会恐惧。叫魂事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在其传播过程中这一妖术的“神秘性”、“仪式性”逐渐降低,成为一个技艺性的能力——不需要施法的天赋,简单如剪割发辫衣襟的行为就可以达到妖术的效果。这使得乞丐掌握这种技艺,或者说被认为掌握这种能力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宗教能力的下移”。当然,与乞丐相比,僧人、道士本身所具有的与神灵世界更为亲近的联系使其遭受到比乞丐更多的怀疑和敌视。

上文所提到的这种陌生感,可以将其归因为社会流动。这就为心态结构寻找到了社会经济基础。1768年妖术危机爆发的时候,正值我们所说的“康乾盛世”。后世研究者在描述这一场景时叙述基调是明快的,因为与19世纪后半期的孱弱、衰败比起来,这个时代的繁荣更加鼓舞人心: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稳定和平的国内环境以及美洲新作物的引进,人口开始激增,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一个以百姓为服务对象的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绝大多数农民都卷入了这样一个地区性交易体系中来。伴随着这样一种地区性市场贸易体系的出现,信息传播网络也随即建立起来,并通过长途贸易使得这一地区性信息网络扩展到全国。这为妖术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基础的信息网络。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对外贸易使得大量贵金属流入中国,金银的供应和流通量不断增大;贸易的扩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和专职化得到加强;白银的输入促使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这是一种有益的通货膨胀。以上是研究者们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所描述的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以至于孔飞力称之为“镀金时代”。

但是,作为历史叙述和政府文书里面所称的盛世对民众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商业的蓬勃发展对百姓来说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生产竞争;粮食价格的增长还没有得到八十年代后白银大量涌入和物价整体上升的缓解;人口的激增导致土地进一步被开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存空间减少,生存压力增大。在这种生存压力之下,随着劳动力的解放和被雇佣的自由化,许多农民选择离开土地去寻找别的生计,这就造成了一种随意的无序的社会流动——德清县的石桥是找隔壁仁和县的石匠修整的,同时人们发现经过自己家门口的陌生人也增多了。然而,总有一部分人口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唯一出路便是向社会下层移动,成为上文中所提到的给社会带来恐慌的僧道、术士、乞丐。(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社会经济容纳能力”的问题,即社会能够容纳多少人进行生产活动。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构想。)除了这种向下的流动之外,孔飞力还强调了一种由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动。的确,在“叫魂”案中确实有和尚是为了到更富庶的地方化缘而流动并被当作“叫魂者”迫害,但作为一种社会总体趋势的出自贫富差距的人口定向的持续的甚至是大规模有组织的流动,并不能像那种无序的随机的人口流动给当地社区带来陌生感和恐惧感。因此孔飞力所强调的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平行流动对妖术恐慌的流传和扩散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孔飞力在书中称自己对于尝试以社会的或者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感到满意。一种“害怕妖术的实质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比如人口增长会偷走他们的生计”的说法虽然看起来很迷人,但这种把社会经济因素与心态直接挂钩的猜测是难以得到证明的。因此在心态史分析的尝试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还是结构性的心态因素。

上文中所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对民众的心态是否会造成直接影响?人口的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减少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道德堕落,人与人之间往往采取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这种判断貌似简单轻巧,然而并无具体的史料和明确的逻辑加以支撑,最好少下。民众心态中更多的还是焦虑——除了对“被叫魂”的恐惧,社会还存在一种广泛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除了来自于担心命运受到超自然因素影响之外,更来自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人们的权益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得到司法制度的切实保障,事物纠纷也常常得不到司法的妥善处理,或者说中国人一直不习惯用司法解决问题,而更倾向于私下解决甚至是诉诸暴力。这一心态反映在“叫魂”案中就体现为人们利用官方清剿妖人这一机会来清算宿怨或是谋取私利。在一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突然成为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在一个对司法制度普遍失望的社会里,妖术成为一种权力的幻觉或者说权力的补偿——“叫魂”仪式的简化和技巧化虽然不能使其宣称的勾魂的能力成为可能,却使得实施妖术造成恐慌和提出妖术指控达成迫害人的相似效果。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人们把“叫魂者”的帽子扣在他们所厌恶的僧道和乞丐身上。在一个普遍失权的集权社会中,这样一种带着官方权威的权力补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同样造成了一次类似的社会歇斯底里。

以上便是对“叫魂”事件中民众的焦虑、恐惧心态的分析。这个过程中我在怀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心态分析只能模糊地分析共时性、结构性因素,其时间跨度往往是中时段的,从而难以对事件的偶发性进行解释,比如为什么“叫魂”案件发生在1768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心态史学与微观史学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冲突?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给出让自己满意的回答,并将会持续思考下去。

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为这一微观事件的解释寻求另一种视角,提出另一种研究可能,或者说进一步利用这个微观事件进行想要的研究。孔飞力在这本书中的多次触及到这个角度,但是囿于传统的精英视角,他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官僚体系的运作、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制衡等问题。

在叫魂事件中,谣言的传播除了根植于社会普遍的焦虑性心态结构之外,还与民间信息传播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如果能借鉴一些当下十分兴盛的公共空间、信息传播的研究成果,势必能对叫魂事件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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