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与实证之间

朝歌
2018-03-26 10:31:08

(这篇读书报告是大二宋史课的作业,现在读来颇多幼稚错谬之处,看豆瓣上还没有这本书的书评,因此贴上来以求教于方家)

一、 内容梳理

绪论部分,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在这一部分包老师不但对唐宋城市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做了大致的介绍,还对主导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即“发展”范式和“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介绍和探讨。对于这些范式的反思体现在之后具体的实践中。

本书可依据论述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从地理形制和城市管理、市场和税制以及人口和文化三个角度对进行城市研究。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五、八章。在第一章,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中,包老师对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探究,从城市数量、规模、分布、布局等角度对唐宋之前城市的特征进行了简要论述,得出从城堡到都邑到城市的发展脉络,强调行政力量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肯定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影响逐渐增强。第二章,城市的管理制度,主要对坊制和厢制的起源、发展、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一些微观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辨正。值得注意的是包老师在肯定加藤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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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读书报告是大二宋史课的作业,现在读来颇多幼稚错谬之处,看豆瓣上还没有这本书的书评,因此贴上来以求教于方家)

一、 内容梳理

绪论部分,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在这一部分包老师不但对唐宋城市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做了大致的介绍,还对主导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即“发展”范式和“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介绍和探讨。对于这些范式的反思体现在之后具体的实践中。

本书可依据论述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从地理形制和城市管理、市场和税制以及人口和文化三个角度对进行城市研究。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五、八章。在第一章,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中,包老师对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探究,从城市数量、规模、分布、布局等角度对唐宋之前城市的特征进行了简要论述,得出从城堡到都邑到城市的发展脉络,强调行政力量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肯定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影响逐渐增强。第二章,城市的管理制度,主要对坊制和厢制的起源、发展、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一些微观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辨正。值得注意的是包老师在肯定加藤繁关于“坊市分离”的打破的同时,还详细地论证了坊作为管理单位以及建筑标志物的沿袭,对我们,至少是对笔者原有的坊墙倒塌之后坊就不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观点进行了修正。第五章,市政建设,从官衙学舍的迁移、陶瓦建筑的增多以及城市道路的修建三个角度论述两宋时期的市政建设,强调行政力量在这之中的主导地位。第八章,发展瓶颈。在这一章里包老师突破了对于宋代城市的传统观念,即认为宋代城市高度发展高度繁荣这样一种观念,从人口密度、生活物资供应、卫生管理以及消防安全等几个角度论述宋代城市的一些弊病,即所谓的“城市病”。

第二部分则包括第三、四章。第三章,关于城市市场。分别介绍了唐代与宋代城市市场在形制上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市场设置、市场监管方面宋对唐的沿袭。第四章,城市税制,主要讨论了两宋时期地税、宅税,重点论述了市场地段的地税问题,归纳出由不动产综合评估坊郭户各类财产以作为征税依据的发展趋势。

第三部分是比较有新意的一章,包括第六、七章。第六章,人口意象。包老师认为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对宋代城市人口进行精准的统计,于是他索性转向文人意念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即作为诗词中的意象的人口。这一独到之处笔者在后面有比较详细的分析。第七章,城市文化。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士大夫雅文化、市井俗文化、宫廷文化、村野文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论述包老师对 “市民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

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包老师对全书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两点看法,即避免过分强调范式以及重视历史连续性。

二、 精妙之处

首先,包老师此书结构清晰,论证流畅。包老师在本书中分章节从不同角度对宋朝城市进行了探讨,在每一章中又用小标题进行提示。在每一章节的论述中,无论是提出观点加以佐证还是抛出他人观点加以分析评判,思维都相当缜密,基本做到了论从史出。有一些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确定的观点,包老师也坦言只是猜测。在每一节论证完成之后,包老师都会做一个简洁的总结,说明自己反对的观点、自己提出的观点以及所使用的史料,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验。

第二点,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包老师在书中较多地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一方面是为自己的论证提供依据,使其更加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则是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前者体现为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包老师在书中运用大量数字表格对数据进行分析,比如通过历代县的数量和县均户数的对比提出其发展模式,即设县的总数趋于稳定,城市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县市人口、户数的增加。再比如列举两汉各地县邑数及县均户数的统计表,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得出政治中心地区城市最为密集、人口密度最大的结论。此外,包老师还运用现代城市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对宋代城市进行分析,比如运用城市中心地理论、城市辐射范围等概念,对人口聚集所带来城市病、城市交通、城市物资供应、公共安全、卫生防疫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对传统的城市研究领域进行了突破,同时也使得研究更加理念化和清晰化。

第三点则是包老师的史料功夫。这一点确实让笔者十分惊叹。首先是所运用的史料相当浩繁,根据书中所列的文献史料,共计304种。其中除了常规的史籍、方志之外,还包括大量的文人笔记、诗文全集、民间话本传奇等等。其次,包老师可谓真正做到了有一分史料史料说一分话,论从史出,每一个观点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撑,比如在论证宋代市民即全体城市居民的时候,包老师就列举了9条史料加以分析论证,以支撑其论点。其次,包老师对史料有着精微的研读和判断。比如在质疑加藤繁提出的“坊墙”的概念时,包老师指出加藤所引用的《唐会要》中关于坊墙的敕文是针对长安的专条,并不能得出坊墙是天下通制的结论。而《唐律疏议》才能反映普遍情况。接着包老师引用《唐律疏议》中的一句“其廨院或垣或篱,辄越过者,各杖七十”论证说,部分坊市可能有垣篱,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坊市皆然。就比如唐律中有着大量的严禁民众侵越城墙的法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推断天下州县都有城墙。实际上,许多县城是没有城墙的。如果城墙都没有,那么坊市墙垣就不太可能存在了。

第四点,也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点,即范式的反思。唐宋变革论似乎成为了研究宋朝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包老师这本书一开篇也提到“城市的跨越性发展是唐宋之间社会转轨过程中最显眼的现象之一,故学界对唐宋城市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老师对待唐宋变革论的态度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或者说关注了唐宋变革说的一些基本设定,因此这本书虽然名为《宋代城市研究》,其实包含了很多对唐代城市的研究以及唐宋城市之间的区别和跨越性发展。为什么包老师不选择研究宋朝城市对元明清的影响呢,我想他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范式思维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包老师在研究过程中又对这一范式进行了反思甚至是批判。可以这么说,包老师突出的一点就在于理性地运用这一理论范式,把“唐宋变革论”这一标签细化,分析在哪些范畴上可以运用这一概念,在哪些范畴不行,限制、明确说明、集中关注和遏制这个范式,将其缩小到应有规模,从而保持其精确性和适用性。包老师在书中举例说明,过于强调范式有可能影响史实判断。若依据唐宋之间“城市革命”的立场,即唐宋城市变革从封闭式的坊市分离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为了强调两宋的开放则势必回溯唐朝的封闭,从而形成一种唐代严格限制城市商业发展的固化思维。比如景龙元年有敕令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大历二年有敕令称“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188)有论者依据这两条史料就认为唐代实行对商业进行严格管控,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以致于又发一通议论称重农抑商云云。这就是受既有思维范式影响,认为唐朝严格限制商业发展,那么朝廷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限制商业。其实唐廷之所以下达这样的诏令主要还是在店铺前更造偏铺势必侵占公共用地,影响市容市貌,阻碍交通。诏令的后文也有说“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也就是说商铺向两侧扩展是不受禁止的。而论者往往受思维范式所束缚,忽视了后文。

同时,有一些结论若是依据这个范式是无法得出的。因为这种范式使得“论者在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时候,停留于一般性的与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对比,满足于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开放,而忽略宋代对前代制度在多方面的继承与因袭。”而在研究唐代城市市场的时候,又束缚于与宋朝开放的市场的对比,一提到“坊市分离”就觉得是什么重农主义原则所导致的专制政府用来控制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包老师认为,实际上若是把唐朝与之前朝代对比而非与宋代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坊市分离制体现出工商业区已经挤入城区,使得城市的经济性日益凸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坊市分离却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表现。

由此说开来,关于史学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范式大都产生于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概括。一般而言,所归纳的史实基数越大,范式就越准确,适用范围也越大。其后的研究往往是借助这个范式去理解其它史实,得出结论。因此范式一定要有,且必将先于具体史学研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对范式进行不断调整,甚至是推翻原有范式提出一套新的范式。这就需要我们对权威的范式保留质疑的勇气,分析在哪些范畴上可以运用这一范畴,在哪些范畴不行,限制、明确说明、集中关注和遏制这个范式,将其缩小到应有规模,从而保持其精确性和适用性。而过度强调范式,则很有可能影响史实判断。把史实标签化是这个学科的必然要求,是为了使得繁杂的史实可理解。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个标签不断细化,使其趋向于准确。包老师对于“唐宋变革论”也正是这个态度——不将其奉为真理,也不对其一味否定,而是对其进行不断地修改,使得范式适合史实,而不是相反。

近年来不断地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学界的“理论饥渴”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中国历史,我们之前所依赖的范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因此史学家极其渴求有一套新的范式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于是很多学者纷纷采取西方历史学界的范式,甚至是对其理论发展亦步亦趋。这是西方学术霸权的一个结果,但并不代表这样就是合理的。

西方的学术霸权导致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古哈的庶民研究。为了抵抗传统的精英视角的印度近现代史的书写方式,以古哈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小组”把目光转向种姓制度和殖民掠夺压迫下的印度庶民,强调庶民阶层的“历史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和抵抗统治的能动性。这种对西方学术霸权的反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虽然中国没有完全的被殖民经历,缺乏一种后殖民话语体系,但是部分地由于对现代性的热切憧憬所导致的对西方理论体系的迷信,以为其中包含着一种国家走向现代的成功经验,使得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一直追随西方的脚步。这样一种迷信使得中国历史研究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批判。而后殖民史学也许可以提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研究之路。

因此,我们在吸收、利用西方研究范式的时候更应该批评和反思,用中国经验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参考西方提出一套本土化的新的理论。本土化的理论范式是必要的,因为与自然学科的普世性不同,人文学科必然是独特的。与实证主义所倡导的不同,人文科学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同情心,必须强调“主体性”。

三、 吹毛求疵

接下来对包老师书中一些观点提出一点吹毛求疵的小意见。

首先是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探讨。包老师在书中认为,城市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人口的增多,从而导致城市“溢出城墙”,向外围扩展。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里面也提到,中国的行政单位统辖范围一般是点状分布,依据道路网进行联系。而聚落的发展一般是一个由县到面的过程,不断填充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空隙。包老师在书中也多次提到,唐代甚至是宋代的城市在城墙之内也很有可能散布着一些未开发区域,甚至是农田,比如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竟能“于城中得荒地数十亩,躬耕其中”。因此城市的发展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城市内部,向纵深发展,把城市填满,人口密度增加。

除此之外,城市发展还可能有另一个模式,即县邑数量增加,在聚落与聚落之间冒出来一个新的聚落。包老师在书中说自从汉代以来各代县邑的数量基本维持不变,但是实际上县邑的数目还是有增加的,尤其是在东南地区。根据数据统计可知,西汉末县邑数为1314,而北宋宣和年间县邑数目为1234.考虑到北宋与西汉相比少了并州、幽州的大部分,还有凉州,这三个州在西汉的县邑数目总和为360多,那么这么算起来汉代之后必然设定了不少新县。

因此总的来说,城市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向,即城区面积的扩大、溢出城墙;第二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第三则是城市数目、地区城市密度增加。包老师在书中似乎更加强调精微的考证,在抽象的概括方面就没有太过用心。

第二点,关于市民文化。包老师在书中明确指出,“设想城市由某个单一文化体系来涵盖一切,恐怕是太过简单了”。在第七章“城市文化”中,包老师首先是对“市民文化”这一次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即“什么是市民?”。唐朝的市民一般指具有“市籍”,在市场从事工商业的一类户口。而两宋时期由于坊市分离被打破,城中处处可市,这时候的市民是指全体城市居民。而我们寻常所讲的“市民文化”中的这个市民,又似乎是把官吏等统治阶级、追求清雅的士大夫阶级都排除在外了。“如此一来,则可能引起概念混乱,不免有以今人观念剪裁历史之嫌了。”其次,如果我们说市民文化,那么是否有一个相对应的“乡村文化”呢?或者说,“就城居”这一共性而言,是否可能会使得全体城市居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与其相对应的乡居者不同的文化共性呢?“因此,包老师实际上是质疑了我们所说的”市民文化“这个概念的正当性。

之后,包老师引用牟复礼先生的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形成一种文化连续体,独立的城市文化并不存在。”在此之后包老师对士大夫雅文化、市井俗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乡野文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最后没有给出一个总结性的结论。

故笔者试图将其进行概括。首先两宋时期城市文化最直白的表现就是士庶之间清雅与世俗的文化趣味对立。士大夫一般崇尚雅趣,而贬斥市井之间娱乐的低俗,反而对淳朴的乡野文化心生向往,这也就使得最雅和最朴的文化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但同时,士大夫雅文化与市井俗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由于科举考试增进了社会流动,市井出身的士子也有可能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文化圈,这多少给士大夫文化圈增加了一些市井的烟火气息。市井与乡野之间,则多表现为一种出于物质丰富与缺乏所导致的骄奢与粗鄙之间的对立。这种单方面的优势也导致了两宋时期城市在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市井文化与宫廷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市井文化常常侵入宫廷,比如一些比较大胆的妆饰或是一些比较艳丽的词曲。另一方面,市井文化也常常以内廷为时尚或者是风向标,以致两宋时期“民戍车服逾制的现象屡禁不止”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本意并非在于僭越,而是出于一种炫富或者追求奢华的趋向。因此,总的来讲,用“市民文化”来概括宋朝城市文化是过于简化的。虽然市井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上层文化有着渗透和影响,“但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上层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在操作层面上对基层社会的新鲜成分进行吸纳和利用,但其核心内容难以被撼动。包老师认为,若根据葛兰西霸权论的视角来看,士大夫雅文化仍在两宋城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了解民众的需求而将一套与民众需求相呼应的价值观慢慢内化到一般民众的心中。虽然强调民众认同的重要性,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总的来讲宋代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一个多元的、雅俗并存的文化体系,不能简单用一个“市民文化”进行概括。

最后一点,是包老师的一个新的尝试,即人口意象。包老师认为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对宋代城市人口进行精准的统计,于是他索性转向文人意念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即作为诗词中的意象的人口。这种视角也就是说,某个城市究竟有多少人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士人们“认为”城市有多少人?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从而发掘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出来。包老师通过归纳史料得出结论说,两宋时期都城一般称百万户,区域中心城市一般称十万户,一般州县城市则称万户到千户不等。北宋士人对都城开封的说法一般是百万户,西京洛阳也常被称为百万户。然而到了南宋,临安城虽为帝都,但却一般被称为“十万户”,相比大多是出于对其偏安一隅的不满。对于一般州县城市的户口数目,则往往有两种心态,一是夸耀,而是贬低。夸耀多出自于心情好、祝贺友人或是奉承长官,而贬低则多出自于被贬的郁闷。通过对比分析,包老师得出的结论是行政层级是城市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其人口规模在时人的印象中大体是与其层级相对应的。包老师所采用的这个视角是个不错的尝试,有点类似于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可能是对其有所借鉴,开拓出一个比较新鲜的领域。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可能是由于史料的限制,包老师只考察了士大夫的印象,而忽视了下层民众的心态,而后者恰恰是分析一个社会心态结构更加重要的因素,我想或许可以从一些话本小说笔记类书中窥见一二。这也体现了包老师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忽视了对底层民众的分析,这实际上是与史学研究趋势相悖的。

包老师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出他厚实的史料功底,也有可能是对诗文不够熟悉,爬梳史料的数量还不够充分,对其文学意蕴的分析还稍欠火候,有些地方略有误读,比如引用刘敞的《寄上濠州舅氏》一诗曰:“贵为千骑长,富有万家居。”这里的万家居显然是为了与千骑对仗才这么说的,并不代表有万间居室,更不代表城中户数了。除了史料之外,包老师在对“百万”这些数字进行分析时往往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阐释,上溯唐代的说法,而往往忽略了共时性的因素分析,只是做了一些疏离的列举。不过总的来说,包老师的这种尝试是有趣且有益的。

包老师的《宋代城市研究》是城市史研究,乃至历史研究的一个典范,尤其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包老师这本书以一种较为传统的视角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辨析研究,是一本非常合适的史学研究入门书籍。虽然这本书没有太多新的理论建构,许多观点和视角略显老套,在当下的学术研究潮流中格格不入,但笔者从中看到了清晰严密的论证分析,了解到传统的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感悟到严谨的著史精神,启迪了关于研究范式的思考,这便是阅读此书最大的收获。至于评判其过于保守的观点,笔者以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二者并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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