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明史》到《新五代史》兼谈《新五代史》一处疑误

墳的前面
2018-03-26 03:53:55

我从2016年接触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开始,便逐渐萌发了要研读此书的念头。既然是立志要研读,那就要尽最大努力弄懂书中每字每词的意思。然而,钱海岳先生此书难在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的汇编整合,文字之间还暗藏了许多钱先生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即《义例》所谓: “是非美刺,一本《春秋》,而窃取之义,时出独裁。” 以我目前的认知水平,我觉着史料的比对只要花足够的精力,总归会有个结果,但是那种“春秋笔法”就很难得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了。儒家学派两三千年下来,各种学说混杂难辨,以我驽钝之智,别说全部弄明白,即使是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也是极难的。 不过既然想要研读了,就要迎难而上地一步步做下去。也是前年,我还买了欧阳脩的《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说: “(欧阳脩)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由此可以看出,《新五代史》在所谓“义例”发挥方面,比《南明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方便的是,《新五代史》的义例,欧阳脩同时代的徐无党已经给了不少的注释,很方便我们后人理解阅读。比如对于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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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6年接触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开始,便逐渐萌发了要研读此书的念头。既然是立志要研读,那就要尽最大努力弄懂书中每字每词的意思。然而,钱海岳先生此书难在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的汇编整合,文字之间还暗藏了许多钱先生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即《义例》所谓: “是非美刺,一本《春秋》,而窃取之义,时出独裁。” 以我目前的认知水平,我觉着史料的比对只要花足够的精力,总归会有个结果,但是那种“春秋笔法”就很难得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了。儒家学派两三千年下来,各种学说混杂难辨,以我驽钝之智,别说全部弄明白,即使是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也是极难的。 不过既然想要研读了,就要迎难而上地一步步做下去。也是前年,我还买了欧阳脩的《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说: “(欧阳脩)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由此可以看出,《新五代史》在所谓“义例”发挥方面,比《南明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方便的是,《新五代史》的义例,欧阳脩同时代的徐无党已经给了不少的注释,很方便我们后人理解阅读。比如对于大臣的死亡,徐无党在《梁本纪第三》 “晋人克贝州,守将张源德死之。” 注: “书‘死’,得其死也。” 《晋本纪第九》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滹沱,败绩,死之。” 更详细注称: “战将殁于阵、守将殁于城而不书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遽以被杀尔。若不走、不降而死节明者,自书‘死’,如清是已。” 像“死之”这种写法,《南明史》中可说比比皆是,特别在《昭宗本纪二》: “丙寅,缅人咒水戕从臣,吉王慈煃、……,黔国公沐天波、……,司礼监李茂芳、李崇贵等,死之;文安侯马吉翔、绥宁伯蒲缨、司礼监李国泰,亦被杀。” 处更为明显。由徐无党的注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钱海岳对马吉翔、蒲缨和李国泰的态度和上面那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可说是读懂《南明史》的一把钥匙。 不过,在读《新五代史》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疑问。 《汉本纪》在记载刘知远称帝改国号追尊祖考时,有一条称: “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 这一条记载很奇怪。因为既然刘知远已经尊刘邦为高祖了,为什么他自己死后,庙号还会是高祖呢? 我把这个疑问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没多久,一位网友表示“十六国的刘渊也是汉高祖”。我突然记起来,刘邦的庙号在汉代时并不是“高祖”,而是“太祖”。《史记》及《汉书》是这么说的: “群臣皆曰:‘高祖(帝)起微细(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曰)高皇帝。” 颜师古在“高皇帝”后还特意做了注释表示: “尊号,谥也。” 所以刘渊称“高祖”是没大问题的。但是《新五代史》是明文写着“以汉高皇帝为高祖”的,也就是说,欧阳脩认为刘知远在追尊自己祖辈为皇帝时,还把刘邦的庙号“太祖”改为“高祖”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刘知远自己后来又是汉高祖,不就和刘邦重复了吗?庙号是可以重复的吗? 按点校本的体例,原文如果有疑问或者错误的情况下,一般会有校勘记的。比如《唐本纪第七》: “回鹘可汗王仁美遣使者来。” 校勘记在考释一番后,表示: “是记载前后矛盾,非止本史,孰是孰非,有待详考。” 但是点校本在“高祖”这里并没有给出校勘记。《新五代史》的修订版已经出了,当我到书店查找这里时,仍然是没有任何标注的。难道欧阳脩这样写是没问题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了《资治通鉴》和《旧五代史》。不查不知道,查了才发现原来《通鉴》和《旧史》都没有记载刘知远把刘邦改庙号作“高祖”,而仍然是“太祖”! 1,“庚辰,制建宗庙。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迁。又立四亲庙,追尊谥号。凡六庙。” 2,“庚辰,追尊六庙,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为不祧之庙,高曾已下四庙,追尊谥号,已载于前矣。” 3,“‘又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亲庙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今除四亲庙外,更请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庙。’从之。” (以上分见于《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下》、《旧五代史·礼志上》) 那么,欧阳脩这里为什么会写作“高祖”呢? 首先的可能就是他记忆错误导致记载错误。但是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因为刘邦虽然从《史记》开始,在一般情况下便一直习惯被称为汉高祖,似乎“高祖”就是他的庙号,但是“太祖高皇帝”这个词,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何况博览群书的欧阳脩,更何况《新五代史》是欧阳脩前后花费了十八年左右时间才编撰好的。而且,《通鉴》在叙述这段史事时,只记录了追尊刘邦和刘秀的事,都没有把刘知远的“四亲庙”具体记载下来,可见对北宋人来说,当时追尊刘邦和刘秀是更值得记录的事。这样的一件事,欧阳脩会记错吗? 那么如此记述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看到了薛居正和司马光都没看到的别的资料。但是从常理来推断,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薛居正是在欧阳脩之前,薛可能没看到欧阳脩看到的材料,但是司马光是在欧阳脩之后的。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便说“(《资治通鉴》)纂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这说明只有司马光参考欧阳脩的道理,而没有欧阳脩看到司马光没看到的材料再返回来改动《新五代史》内容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欧阳脩是故意这么写的。这个情况看似不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可能的。欧阳脩修撰《新五代史》,如《出版说明》所述,是为了“垂劝戒,示后世”。欧阳脩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而刘知远这个皇帝,徐无党在《汉本纪》注中即评价表示: “汉高祖非有德之君。” 刘知远既然是无德之君,五代本身也根本没有制度可谈,那么后汉也就根本不会在乎同一个庙号用在两个皇帝身上了。也就是说,后汉追尊刘邦为“高祖”,就更能体现出他们的“无制度可谈”。这一点,就像辛德勇教授在《制造汉武帝》中谈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不是史实,而是司马光为了证成自己政治目的进行人为构建是一个道理。 猜想是这么猜想的,我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像上面说的“记载矛盾,孰是孰非,有待详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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