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历史中国的国家治理(读书笔记)

荔枝
2018-03-26 看过

本周的阅读文献主要是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本书都是历史方面的经典著作,虽然表面上聚焦内容和书写方式各有千秋,但共同关注的可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特征与困难。钱穆先生在《得失》中择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简明勾勒其政府组织、经济赋税、军事兵役、人才遴选等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并在整体上廓清历史中国政权形式及组织方式,极具历史纵深感。而黄仁宇和孔飞力则分别以1587年和1768年对明朝和清朝进行短时段分析,条分缕析地将当时国家治理的特征、问题及症结娓娓道来。三书通读可谓游园盛宴,令人获益匪浅,课堂讨论也教人思维激荡,火花迸溅,现将主要体会记述如下。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用“皇帝专制政治”来概括,至少从汉至明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即国家治理权力掌握在读书人“士”的手里,这深刻地体现在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政府之间合作制衡的相互关系。而元代和清代则是“部族政权”,即政权掌握在一个部族的手中,并且是非汉族的异族。在某种意义上,明代是“士人政权”之高潮,而清代是“部族政权”的巅峰,这也为我们理解《万历》和《叫魂》提供了大背景。同时,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政治所处理的都是类似的问题,即统治和治理,其政治组织也均具有相同的特征,即皇权与相权、皇室与政府之间的张弛关系。但正如钱穆所说,这种关系的处理是不成文法的,其好处是因时制宜、灵活变通,坏处则是依赖人事、形势多变。这也使得国家治理格外依赖制度与人事的相互配合,但两者又都很复杂,所以配合得宜的情况是少见的,大多时候,是制度模糊而人事僭越,如汉代“内朝外廷”导致的外戚干政,或是制度繁密而人事乏力,如宋代冗兵冗员、明代进退两难。此外,即使有清晰稳定的制度为人事提供运作规范,组织内的人事也总是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和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与制度规范发生冲突。这种制度与人事的冲突也会加剧政权内部的紧张关系,这在《万历》和《叫魂》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万历》和《叫魂》两本书通过短时间研究历史,去挖掘特定朝代的国家治理特征,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所以,在阅读时,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在万历年间和乾隆年间,哪些组织特征导致了组织的紧张或衰落。

《万历十五年》:万历年间的哪些组织特征导致了组织的衰落?

从组织结构上看,明代实行文官制度,“士人政权”及至万历年间发展到极为成熟。皇帝、内阁大学士、文官集团是统治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三个角色,皇帝与内阁首辅的关系近似于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而皇帝与文官集团则是皇室统治者和治理集团的关系,而内阁首辅实际上发挥着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协调功能。

从组织规范上看,帝制中国的常态规范是外儒内法。至明代,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地位发展到极致,不仅仅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更是严格约束着金字塔内每一个人的言行规范。但是,儒家道德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维系着金字塔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儒家道德总是崇尚最为理想的道德状态,这就忽视了人的双重性格,即人常常既有克己奉公的阳面的追求,也有着升官发财的阴面的私欲。

万历年间的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朝廷诸多分裂的缘由。首先,文官集团内部的分裂。不同的文官对儒家道德及其践行要求的理解不同,一部分如戚继光认为有限度的阴面私欲是无伤大雅的,一部分却如海瑞和东林党等坚决抑制私欲苛责理想的道德标准,还有部分官员完全追求个人私欲,这样便导致文官集团内部存在着派系与党争。其次,文官的双重性格导致中央政策执行和有效治理极易陷入困境。帝国幅员辽阔,国家能力衰弱,中央政策不得不依靠层层文官的贯彻执行,政策要有效执行必须符合文官的利益。张居正推行新政,重阳抑阴,决断苛刻,文官的私阴面完全不被考虑和容纳,是以新政被阳奉阴违,张居正也难有善果。而申时行信奉恕道,倡阳贬阴,中庸调济,也不能得到文官集团的一致认可而收效甚微。再次,儒家道德对皇帝较对文官更为严苛,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符合儒家对君主一整套的规范,皇帝作为有血有肉个体的私欲则不被容纳。儒家道德的解释权掌握在文官集团的手中,年幼登基并受教于大学士的万历则几乎完全处于道德伦理和文官集团的约束下。由此,可以说,这不仅是皇帝与文官的矛盾与冲突,更是专制皇权和儒家道德规范之间的拉扯和斗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矛盾的缓解主要依靠皇帝的权变与内阁首辅的协调。

万历年间,两个主要事件加剧组织之间的分裂,即张居正案和立储风波。张居正案中,对昔日师长的失望和对文官内斗的认识初步打击了万历的治理热情。立储风波中来自文官的掣肘和儒家道德的桎梏,则使万历完全失去对儒家伦理的尊重,直接采取与文官不合作的态度,“不仅没有试法平衡文官集团,反而使其进一步损伤分裂”。黄仁宇将此成为“宪法危机”,即作为组织规范的儒家伦理已经不能再规训组织内最高角色,组织内各个角色之间的分裂也发展到极致,正如申时行所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国家未有如此而长治久安者。”数世纪的明朝只是在延续其历史惯性,尚未崩溃而为时不远矣。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乾隆年间的哪些组织特征导致叫魂疑案?

叫魂的谣言在数月内从浙江波及全国,迫使朝廷全面清剿,地方冤案连连,最后却因破绽百出戛然而止。纵观叫魂奇案的发生、蔓延、治理、终结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正是在乾隆年间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治理框架下,皇帝、高级官僚、地方官僚和民间百姓各自遵从着不尽相同的利益考量和行为逻辑,多层之间的复杂互动共同导演出一场叫魂闹剧。

叫魂谣言的产生和扩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莫大关系。一方面,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处于一种资源与人口的供需矛盾中,社会底层民众为生计所困,对无法预测的天灾人祸普遍恐惧,进而蔓延为对外来的陌生人口的怀疑恐惧。恐惧是谣言最好的栖息地,加速了谣言的泛滥程度。另一方面,底层民众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而叫魂案的发生极大地搅动了正常的地方权力格局,使得底层民众有契机掺和到地方社会治理中去。编造有关叫魂的情报不仅可以换取钱财,甚至可以借刀杀人、公报私仇。社会间弥漫的焦虑、恐惧和怨恨使得叫魂案持续发酵。

在叫魂案的治理过程中,体现着皇帝与地方官僚的双向互动,既有合法性逻辑与效率逻辑的矛盾,也有委托代理中的执行与监控的矛盾。首先,钱穆将满清归为“部族政权”不无道理,清军入关以武力灭明,及其满族血统,都注定清朝统治者面临合法性上的紧张。这导致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及百姓的矛盾态度,一方面需要依赖汉族官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又始终敏感、怀疑和警惕。屡屡与“剪辫”联系在一起的叫魂案便带给乾隆及满族高级官员以焦虑和担忧,使其超出常规的社会治理范围,带有深厚的政治意涵。在合法性逻辑的支配下,乾隆发起对叫魂案的彻查和围剿。而地方官员并不关心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而主要受行政效率逻辑和个人政治生涯的影响。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持地方稳定如常,完成上级考核,继而追求升迁是最大的事情。这种逻辑影响下,在叫魂谣言初起时,地方官员只作常规治理看待,尽最大努力希望将事件影响控制在管辖区域内,而当面临皇帝要求彻查和清剿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地方官员为保住乌纱,反而层层加码,致使出现很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其次,历史中国的地域辽阔,国家能力衰弱,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地方官员往往掌握更多的地方信息,扩展了地方变通执行的空间,给中央监控代理人带来阻碍。也正是因此,中央需要打破这种常规的治理模式,进行疾风骤雨般的政治动员。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更指出,运动式治理本就是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的必然矛盾的产物,深深根植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

黄仁宇和孔飞力都是西方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万历》和《叫魂》也可称得上是各自的代表作,这两本书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都持大历史观或整体史观,将特定历史事件放置到整体历史背景中考察,并从细处着眼深入剖析。第二,突破以往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发现历史,注重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影响,如黄认为明代的“洪武型财政”是导致明代由盛转衰的根源,孔将乾隆盛世称为“镀金时代”,也注意到资源与人口的供需矛盾对叫魂案扩散的推动作用。第三,都注意到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比如黄对皇帝与文官集团相互钳制的描述,孔对皇帝、地方官僚、民间百姓行为逻辑彼此冲突的揭示,而且与黄相比,孔更加鲜明地由下向上看,更加关注民间社会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第四,都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二者既注重对史料的挖掘与利用,也注重超越史料,进行解释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许多现今制度特征和问题的渊薮,总是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加绵长深远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家治理和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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