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投资智慧

pilllow
2018-03-25 看过

普莱斯

普莱斯始终践行客户至上的原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我们为客户谋利,我们就会被他们眷顾。”

根据普莱斯的理论,不要依靠那些所谓精确的数学方法,面对未知的将来,他们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虚幻的确定性。只要增长还在继续,投资者就应该绑定增长最快的行业中表现最佳的公司。举个例子说明,15年后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情况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用通货膨胀、GDP、人口增长、油价和车价的水平来计算,但这一切全是徒劳,所有你能知道的就是,即使他工作十分努力,他也只能过一种拮据的生活。

这世纪90年代,一些人就是靠这种方法在软件、电子商务、生物基因行业找到了一些超级成长股,他们不是依赖业绩报告和投资分析,而仅仅是购买领跑者的股票。 普莱斯认为,应警惕投入资本的收益下降,这通常通常是公司业绩下滑的标志。

巴菲特

巴菲特指出,银行业是少数几个即使成为行业老大也没什么优势的行业之一。真正重要的是你怎么管理资产、债务和成本。在这些方面,企业的规模实际上并不代表什么。

巴菲特说,在收购可口可乐之前,他闭上双眼,试着描绘它10年之后会成为的样子。

如果放到公开市场上去拍卖,巴菲特的7亿美元所罗门可转换优先股的价值将在8.5亿美元到12亿美元之间。由于他的廉价认购等于稀释了已有股份的价值,他的暴利其实是来自持股人的腰包。

约翰·邓普顿

战争来时,切勿卖股。战争会让货币贬值,却让商品升值,包括这些商品的股票。

公司必须妥善应对通货膨胀,才能有很好的投资价值。广告公司就能做到这一点,邓普顿说,广告公司收入来源于其顾客总广告花费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广告费用上涨了,他们的收入也就相应上涨。

费雪

“我不想要一大堆好股票,只要有几个突出的就行了。”费雪说。他不想成为一个万事通却没有专长,你所能了解的只有一部分,因此要了解的更多就需要专注。

为了更高收益的新公司而减持老公司,费雪认为很难站得住脚。你对新公司的了解很可能比老公司少,毕竟多年下来对老公司了解日益加深,这方面你就可能犯错,因为你不可能同时了解多个公司的重要信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股票有理由在10年后涨个三四倍,那么即使现在的定价高出了35%,难道还重要吗?要知道也有可能是股价高反应了你还不知道的利好。

费雪说,最愚蠢的就是因为股价涨幅过大而卖出。股价的大幅增长仅仅说明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有吸引力的股票都是涨了又涨的,涨势几乎总是来源于有利的再投资。因此,高红利就意味着较少的再投资,而投资者所追求的长期成长积累的价值也就减少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从来没有管理超过2000万元,以今天的标准就是几亿美元。通过将股票获利的现金分配给他的持有人,他限制了公司的成长壮大,这是因为格雷厄姆不相信自己可以一次处理超过2000万美元资产估值过低的情形。

明确追随格雷厄姆的人也都一直控制管理资金的数目。虽然现在有了电脑处理数据服务和筛选工具,游戏玩起来更容易,但竞争也更激烈的,利润也少了。

马克·莱特鲍恩

通常在新兴市场,一些业务比大多数业务的利润率高,所以就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那些领域,比如只要管理得力,个人银行业务就会很诱人,地方机场往往是大有前途的收费站,品牌制药行业通常也不错,啤酒酿造和瓶装软饮料行业也很好,养老基金行业管理也是很好的行业。

新兴市场投资最终的战利品是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在经济体内有牢固的位置,正成长为大公司,通过协调增长和自由现金流的明智分配,最终会成为地区或世界级的公司。

约翰·聂夫

聂夫认可集中持有几个行业的股票,1988年温莎基金年报中汽车行业占所有行业的22.2%,金融业占37%。年报中持仓最大的10只股票占到了59亿基金资产的一半。

在交易所卖出时,聂夫会非常小心,他总是想要在当天市场走强时卖出,成交量避免占到某只股票当天成交量的1/4,当然如果股票上涨,他卖出所占的交易量就不怎么重要了。

温莎基金在1990财年下跌了整整28%,聂夫跟股东们说,“这是我们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年”。基金投资了银行业14%,汽车业11.8%,保险业8.5%,储蓄银行业6%,聂夫损失惨重。福布斯总结道,“聂夫的组合像是要找医院诊治了。”聂夫甚至收到股东来信,“称他是个白痴,在每个人都说储蓄银行保险要跌时还买进。”

到1994年,温莎基金总资产达到了110亿美元,却只投资了69只股票,聂夫发掘出了几个大赢家。

朱利安·罗伯逊

当他谈到了46岁就从麦哲伦基金退休的是说你得缺少一样东西,他不快乐,没法让别人帮他。林奇一直孤军奋战,林奇是个工作狂,不论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他的生活里甚至呼吸中除了股票,还是股票。

罗伯逊发现大部分非美国公司管理人都不够专注于底线,他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居然没有人真正关心获利能力,这实在很奇怪。”

罗伯逊认为,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股市,主要是得益于美国CEO们对获利能力的关切。但欧洲和日本的这些人就不一定了。

罗伯逊1999年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他的选股策略失效了,所以一旦融资,问题就加剧了。

罗伯逊面临的问题是,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整个体系变得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仅靠他的一己之力已经无法维持。而下放最终权力可不是罗伯逊的性格,而他自己又没有“新经济”市场所需要的灵活性。

最终增长导致复杂化,复杂就导致衰退。炙手可热的基金经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直到他的整个体系崩溃,所以他带着一起毁坏的东西要比刚起飞时多得多。所以罗伯逊的投资者赔多赚少,尤其是后来的投资者。

吉姆·罗杰斯

我们对公司下个季度如何盈利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来如何改变某个行业或是某些股票的命运。如果我们看到的事实与股票的实际市场价格存在巨大差别,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是华尔街所称的“自上而下”的投资方法。

罗杰斯关注的是重大的长期性的趋势,而忽略短期的商业波动。

罗杰斯说:“我一直觉得坐下来自己阅读要好得多,和别人谈话会混淆自己的想法。我就自己坐着,阅读,把事情想通要容易成功得多。”

乔治·索罗斯

无论是反馈还是反射性,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参与者不清楚客观真相到底是什么。而事实上他们自己的行为就是真相本身。

彼得·林奇

林奇通常对杠杆收购很愤怒,因为他觉得这妨碍了公众充分预测价格下跌后会出现反弹。

飞速发展的行业永远是产生竞争的温床,这些热门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扩张,以保持市场份额,于是利润越来越低。

林奇从未担任过部门管理职务,相反,他总是刻意逃避类似的管理部门的责任。

总结

通过投资优秀的美国跨国公司你已经可以有很大的国外风险敞口了,而且美国比任何国家对投资人都友好。

大多时候,那些宏观不可知的概括性论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让我们忽视了具体的、可知的、有作用的分析。所以,把那些大道理留给你的竞争者去烦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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