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分析的幻觉

李欢乐。
2018-03-25 看过
埃里克森是我比较欣赏的那种心理学家,你在他身上能看到一种宽阔性,这是在很多心理学家或者精神分析师那里所缺乏的——倒也很好理解,如果一种学科语言、或者工作内容的视角聚焦在个体、童年、内在冲突(或者顶多扩展到原生家庭,这其中也以母婴关系为多),那么在过分深入的同时必然也就消解了宏大叙事的可能性。

以至于我似乎形成某种偏见,即便惊天骇地如弗洛伊德,在他阴暗式的、细微式的思想逻辑里,也很难觅得那些真正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新精神分析学派逐渐突破了这种学科困境,埃里克森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思想上的宽厚就表现在,比起一种狭小的、对病态的关注,埃里克森更是具有某种全局观——从个体到群体,从个人生长到族群文化,并且他接受过的人类学训练和艺术功底让他避免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泛泛而谈或者一概而论。《童年与社会》便是如此,前半部分是精神分析师的精准而细致的分析报告,会看到器官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如何以性欲为基础来影响一个人所呈现出的“正常”和“病态”。后半部分则走向多元和宏观视角,不同的文化族群背景,人的发展八阶段到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质性个案研究,这些不局限在心理层面,所以对于看惯了心理学标准文献、精神分析治疗套路的我而言,读到埃里克森这种“概念化的旅程”,实为惊喜。

顺便也在感叹,不知精神分析工作者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只谈个人历史的,终究不是历史。

虽然,对于历史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样,我也一头雾水,但读这本书的体验是非常愉悦的,它其中囊括着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一些议题和要点,因此就分享一下这几个我认为的关键词。

身心。
以后再碰到别人跟我讲:你们心理学是远离身体、不关注身体层面的(这么讲的通常是搞艺术治疗的那帮家伙……),我大概可以跟ta好好坐下来,从精神分析的性欲发展阶段开始掰扯起来,特定时期特定身体器官作为性欲“出口”以达成的心理发展阶段(“围绕躯体各孔洞的悲剧和喜剧的本质就是性欲”),神经质(歇斯底里)的内心冲突在生理/身体层面上的展现,以及埃里克森在小男孩个案中对“手”的精妙隐喻,无不是对身心关系的天然呈现,身体与性欲、身体与依恋关系、身体与情绪……至于为何精神分析总给人一种只关注“心理黑洞的”印象,这也许的因为这一学派理论本身就足够复杂,殚精竭虑之余让人无暇他顾。

跨学科。
埃里克森跟人类学家深入学习过,自己又是艺术背景出身,这两种可以说最能了解人类历史的独特视角,就让他与来自医学、精神病学背景的心理学家多少有那么点不同。他形容自己的这些思考是“概念化的旅程”,我读的时候也会觉得,童年与社会,这倒很像是在描述作为人类的整体,由童年阶段经由社会化走向成熟的这一个慢慢长大的样子。

文化选择。
即便心理学的评估和分析当中,据说是一直坚持“生理-心理-社会”模型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容易割裂开,这也能理解,尤其是在一个高度精细分工的现代社会,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人类学家各司其职,其结果往往是大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却开出不同的药方。在每个诊断或者每篇文章的最后,常常看到一句或一段微不足道的“当然这也受文化的影响”,作为研究之不足,但文化背景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或者在心理工作中怎样能事实上真正关注并容纳所谓文化选择,这有点像是修行武术,要真正打通一切人为分界,自如地运用所有已习得的感官、共情、知识、观察、分析……大概只有多听多看多感受。

性别以及性别背后。
如果埃里克森还活着,这会是我非常想跟他,或者说跟过去一代精神分析师所讨论的,什么是性别?所谓女性的“发展不完全”、“被动”、“阴茎妒羡”是观察事实还是在男权文化背景下的某种臆想?这些问题也许他解决不了,因为在一个既定文化选择里,在一个尚没有女权运动、平权意识、女性刚刚开始为选举权和性权呐喊,而与此同时精神科诊室里充斥着因为性和阶级压抑而歇斯底里的女性患者的年代里,她们与男性精神分析师的关系本身就很意味深长地构成了某种文化选择的权力关系元素。所以越发觉得后来学精神分析的人要足够敏锐,否则就很容易因为对其艰深理论与严密逻辑的盲目崇拜,把那些文化选择的因素带入到此时此地的治疗当中,用带有历史和语言偏见的理论来作为十全十美的武器。性别问题上太容易犯错了,但起码要拥有足够的谨慎和悲悯。

语言的语言。
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出现,对个体和社群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符号,是一套体系,一个系统。精神分析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是它们构成了所谓仪式,或者治疗仪式。如果说清醒的语言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那梦的语言,在弗洛伊德看来是通往潜意识,在埃里克森对大草原上苏族人的描述中,则是寻找幻觉的途径。而跳出这个语言系统,精神分析的语言本身,竟也类似幻觉,是很美妙的幻觉,在我看来甚至是人性的浪漫主义。

历史的历史。
语言讲述的历史是一个主体性的历史,“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受到历史规律的支配,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受到心理学规律的支配”,这句话如此透彻,简直快成精了。想起前段时间参加一个心理动力学的家庭治疗,来自英国的治疗师做完演示在给我们分析的时候,关注到了国家历史对家庭代际创伤的影响,对文革、自然灾害、独生子女政策如数家珍,这倒让很多中国学员有些不习惯——咦,这是精神分析吗?但即便在心理治疗中,不谈历史和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历史和社会,以及它们所构建的一个如此特殊的时代和人,就像游荡在狭小咨询室当中的幽灵那样无法散去。
而精神分析自身的语言和历史——就那样在我的想象中悉数登场,帝国时代抽着雪茄的弗洛伊德,擅长催眠的布洛伊尔,在神秘曼陀罗和梦境中恍然的卡尔•荣格,和人类学家一起做田野调查、在咨询室里陪孩子玩游戏的埃里克森,而这时候卡伦•霍尼正在痛苦地进行着自我分析、在满怀冲突的时代里思索着神经症人格,克莱因还在温柔地进行着母婴观察,科胡特渐渐从客体关系学派中建立自己复杂又新颖的理论,拉康的镜像和想象界早已超出心理治疗的范畴,在欧洲文化界掀起狂潮,而远在美国的埃里克•伯恩,到了七十年代才从精神分析训练中猛地抬起头来,在旧金山办起了每周一次的研讨会。
长江后浪推前浪,觉得学识浅薄的自己该认真去读精神分析思想史了。

人呐,是真的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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