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丨“灰阑”中的叙述——黄子平

阿盏
2018-03-24 看过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灰阑”中的叙述》读书笔记。和动辄字典厚的研究专著相比,这本书实在不算厚,但在两百页的篇幅里(除附录),黄子平老师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密集而独特,不管是时间观,宗教修辞,还是“性”与“革命”的关系,着实打开了解读二十世纪“历史革命小说”的新视角。

(注:本文为笔记,所列文字是原文和阅读后思考提炼的混合,引用时需按照页码,查对原文)

第一章 “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

“怎么写”:

尽管延安时就反复强调“民族化”与“大众化”,却只有一两部当代作品采用了章回小说古典形式,如《烈火金刚》。真正进入正典的“革命历史小说”,基本上一律采用了“五四”以来引进西方19世纪“写实”长篇小说的形式,尤其以苏俄最为明显。(p10)

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叙事的模式如:“家族史”、“正邪斗争”、“爱情纠葛”、“生死悲欢”等。而形单影只的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经由炼狱之旅最终委身党/男性而获得一种无所不包的“大爱”,则是其“浪漫”的特质。而这种浪漫随着作品的经典化,势必走向清教徒式的“崇高”(不断删减、排除其中活色生香的男女之爱,而趋于革命友谊的纯洁)。(p14)

“再浪漫化”:

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松动,使“失败的革命”(如皖南事变、西路军)和“非革命”(如国民党的战役)的书写被允许。但讽刺的是,与书籍市场的商业行为相配合,适应新的阅读群体的接受心理,这类作品越来越向晚晴“黑幕小说”的模式看齐。(p15)

另一类作品如莫言《红高粱家族》,恢复了“革命”的浪漫特质——蛮横强野的生命力。“再浪漫化”的革命失去了“崇高”,而赢得了粗鄙、暴力、金钱、性、迷信、宿命,它们与政治纠缠在一起。(p16)

第二章 “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

文学史概念的功能在于划定某一可能的论述范围,收纳某些作品,张扬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经典化,同时拒绝某些作品,抹杀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消失于既定的视野之外。(p20)

进化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史观”渗入了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小说、演义)的“循环史观”之中。先前,循环史观用于解释封建王朝的兴亡起伏规律,而目击到西方的强盛之后,与“过去”决裂、朝“未来”目标奋起直追成为最关键的步骤,故而“进化史观”自然而然地吸纳进来。(p23)

人物关系的时间化:忠奸善恶的两极分化明显地以“新/旧”的二元对立为转移。(p27)

革命的循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革命每前进一步,斗争目标就会发生变化,故而许多自以为忠实叙写革命历史的作者在后期被批判(如批判《保卫延安》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立传),所谓“对革命的革命”/“革命的循环”。

当“革命”/“反传统”成为常态,矛盾就出现了:革命的目标(即未来)不再用于扬弃历史,而成为了历史的辩护人,用于原谅历史中的血污、暴行和不公正,这使“未来”成为了一个黑洞,收纳无尽的历史罪责和苦难。而这会导致“未来”与“阴暗肮脏的为革命时代”同流合污。(?此处还是不很理解)(p31)

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革命杀反革命,反革命杀革命,不革命的,或者当作革命被反革命杀,或者当作反革命被革命杀……”——鲁迅

时间观的改变:

莫言《红高粱》:“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西历和古历的古怪结合,点明所叙时间刻度的暧昧复杂。//格非《大年》:时间由唐济尧的“布告”告知,客观的历史时间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叙事时间与“权力”、“欲望”交织在一起。——在80年代以后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中,“时间”被斩首,“未来”被取消。(p36)

第三章 革命·性·长篇小说

“狎邪”与“革命”的多重变奏,是经由女性身体符号的种种置换来演出的,为国捐“躯”、献“身”革命的多重隐喻解释,从晚晴曾朴《孽海花》一直延伸到40年代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p47)

在“社会全景”中写“性”说“欲”:茅盾在理论上引进欧洲自然主义来描写性欲,采用实地的观察和客观冷静的描写,但在写《子夜》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有意识地与自然主义决绝。并且茅盾发现,写“时代女性”的幻灭、动摇和追求,是穿梭织就社会全景最有利的经纬线。(p51-55)

革命叙事的“圣洁化”:从不太干净的歌剧《白毛女》,到比较卫生的电影《白毛女》,再到绝对圣洁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间存在种种复杂的过程。时代女性已经脱胎换骨,成长为“党的女儿”。(p64)

第四章 革命·土匪·英雄传奇

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座山雕:天王盖地虎。—假胡标(杨子荣):宝塔镇河妖。—座山雕:脸红什么?—假胡标: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啦?!—假胡标:防冷涂的蜡。—八大金刚:么哈?么哈?—假胡标: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黑话/红话:土匪黑话被官方红话所收编所征服,纳入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样板叙述之中,而红话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它不得不承认有另类话语的存在,对它们的收编和征服无法抹杀、反而提醒人们注意了这种存在。(p70)

“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术语引自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鲁迅笔下的阿Q革命/毛泽东笔下湖南农民的革命。鲁迅的“思想革命”,想要革的正是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对“革命”的类似狂想。并且,存在于农民的想象中的“革命”方式往往没有超出民间戏曲中绿林英雄传奇的模式(如服装—白盔白甲,仪式—下跪讨饶,情节—打家劫舍掳人妻女)。(p76)

英雄传奇:《水浒传》梁山泊传奇寄托了一个土匪的“桃源乌托邦”。意识形态曾经允诺这个乌托邦的真正到来(“共产主义”),但是现实并非如此。20世纪末的中国,科层组织化日益普泛的现代工业社会已经成形,逸离土地的农民弟兄们要么涌入“三资”企业成为廉价的劳动大军,要么流窜都市边缘成为“严打不绝”的“流氓团伙”。故而对这种“绿林好汉”的想象只有像莫言这样寄托在《红高粱家族》等文学作品中。(p84)

第五章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

“空白”与“宗教修辞”:

90年代中国大陆已出现了一批宗教立场鲜明、且影响深广的中长篇小说,如北村《施洗的河》(基督教)、张承志《心灵史》(伊斯兰教)、张炜《家族》(儒教)等。但在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并非完全“无神论”,“宗教修辞”并非空白,而是潜藏的。(p87)

宗教修辞如——《林海雪原》(曲波,1957)中的“八大金刚”;中共中央根据地陕北延安,被许多文献称为“民主‘圣地’”或“革命‘圣地’”(p90)。

空间:道观佛堂和圣地

歌剧《白毛女》(贺敬之,1946)中,地主黄世仁在佛堂奸污了贫农女儿杨喜尔,凭借宗教空间的庄严和圣洁,恶人的禽兽行为显得更为尖锐。在这里,宗教修辞奠定了政治叙事的基础,政治上的“革命/反动”划分定性,必须从宗教的“正/邪”、“善/恶”那里获得一种转喻的力量。(p93)

“圣地”一词进入现代叙事——“圣地”的空间标识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才具有的一神教排他性。独一无二的圣地、圣城、圣殿、圣陵,矗立于暗昧迷蒙的大地之上,闪耀独一真神的无际光芒。(p95)

身体: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源自道教内丹修炼,脱去凡胎,练就圣胎,更除凡骨,换上仙骨。在这里,三层含义均为当代叙事所重视:改造“凡体”的需要、改造程度的彻底和改造过程的艰难。如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党的战士”,就经过了无数炼狱和地狱之苦。(p99)

第六章 《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

“叙事时间”和“所叙时间”:

“时间”和“叙述”是贯穿《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的两大聚焦点。朝、夕、故、新,时间也;拾取、编排,叙述也。展开来说就是,作者以“叙述”(写作)来探寻、解决“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p113)

《故事新编》的篇目罗列是以故事涉及的历史事件为顺序的。作者在历史可信性的外观掩护下突袭了历史。写作的主观实践性与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之间,暗含着种种内在冲突和张力。《故事新编》是作者反抗死亡、战取时间的记录,又是他作为写作主题询唤历史、与之对话的一种努力。(p116)

放在“引号”中的叙述:

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①他比别人更充分地将“叙述使命”和个人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在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危机中,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生存境况。②他比别人更充分地领悟了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又同时对这一要求抱有最深刻的怀疑。(p122)

鲁迅作品常用的“引语”——杂文:古典引文、报章杂志的引申//《野草》:“梦”//《朝花夕拾》:古书、外文书、插图、“现代评论派”的言论//《呐喊》、《彷徨》:叙述者的限制视角(p124)

“引语叙述”揭示了“发声者”的存在,它引导读者不单注意此发声者“讲了什么”,而且注意“谁在讲”;提醒读者注意其中一整套叙述规则的采用或拒绝;“引语叙述”也为作者(鲁迅)保留了嘲讽一切话语(引语)的自由,拒绝“思想界权威”、“青年导师”的名头。(p125)

第七章 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

从严复开始数代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创造性误读”:“变异”压倒了“遗传”,人们乐于看到两类“变异”了的“不肖之子”——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和大胆反抗命运的叛徒。(p143)

青春、爱情和自由:

青春和爱情,对受到“家”的上海的青年具有治疗性的作用,因此在高家花园里,“爱情”具有纯洁性、战斗性(排除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叙述)。而巴金根据生活原型(后来并没有如此凄惨命运)将众多爱情中的女性写入“绝境”(鸣凤、梅、瑞珏),则可见意识形态杀死了人物,死者因此封闭了爱情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途径。(p146-147)

巴金的理想——从“家”到“群”,从“狭的笼”到“大的世界”。巴金没有看到“群”中也有迫害、倾轧、阴谋、牺牲和梦靥。40年代,路翎的蒋纯祖(《财主的儿女们》)已然置身“群”中而茫然失措。(p148)

从《家》到《家变》:

觉新诗两种命运的中介,他既不属于黑暗也不属于光明,亦无肩着黑暗的闸门的英雄姿态,毋宁说,他以其昏黄暧昧的形象,颠覆了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现代神话。反讽的是,当觉慧放心大胆地一走了之时,是这位大哥以子辈的身份履行父辈的功能,支撑着“狭的笼”中那部分家业,养老扶小,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使“家”的叛徒们得以在“广大的世界”里驰骋。(p150)

第八章 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

经典化与“重大题材”:

丁玲《在医院中》的陆萍,是从莎菲开始“背负时代苦闷和青年女性叛逆”的最后一个角色。此后的作品中,这种创伤就“自愈”了。(p154)

从横向看,丁玲同期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和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五四”势必接受“现代版农民革命战争”的重新编码。(p155)

医院中新来的青年人:《在医院中》聚焦于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类似:《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呼吁人们“改悔”,最终却被治愈,“赴某县候补”去了)(p159)

“还是杂文时代?”:《在医院中》的陆萍在“医”之余写作杂文,用以书写时代的病症。//值得注意的是,杂文作者们(罗烽、王实味)严格区分着“里面”和“外面”,强调“疾病”的“外来性”。他们试图效仿鲁迅剖析社会病症,但未曾意识到鲁迅的杂文批判从来就是“内外兼施”的。

一个群体约束力强而个人规范模糊的社群,非常注重社会群体界限的存在,内外分明。同时,在个人层面上,疾病或者身体的痛苦都视为外物的侵入所致,维护身体界限的和谐不使外物进入,成为重要的价值所在。这是人类学家成为注重“社会卫生学”的社会。(p168)

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以《讲话》为典型的“治疗”,区分了“洁”与“不洁”的界限: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讲话》

《讲话》无异是对那些还想着用杂文笔法去救国救民的文学家的当头棒喝:“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讲话》)在这次治疗之后,“杂文时代”结束了,开始了“秧歌剧时代”。(p174)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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