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概念化”

fateface
2018-03-24 看过
魏斐德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历史学是反理论的。这一观点说的人很多,很多历史学家都很得意于他们能够用史料本身来说话,排斥社会科学理论,并常常批评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社科理论为“两张皮”。但其实魏教授还有另一半话,他说历史学家要用历史的细节来充实社科理论的概念,用故事的丰富多彩来填补理论的苍白。历史研究虽然是“反理论”的,但却不能缺少“概念化”的思考,如果仅仅满足于“让史料本身说话”,那大家都去编史料集好了,还要历史学研究干什么。

侯旭东老师这本《宠》就对历史作了很好的“概念化”。他有非常清晰的方法论自觉。在代序中,他对“倒放历史”的线性历史观作了反思,摒弃了对制度演进有着潜在价值判断的偏见,将以往史学叙事中往往带着负面色彩的“宠”,理解为一种中性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并从动态的关系变动的角度去描述和分析这种关系。

此书的结构也反映了这种方法。在引言部分后的第二章描述了“宠”的各种表现形式,第三章则简述了西汉各个皇帝和其所宠的男人、女人、太监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部西汉简史。这两章主要是对“宠”的静态描写。第四章则跳出了线性历史的束缚,描述了“获宠”“失宠”的过程和机制。第五章则从君和臣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为何彼此都需要追求这种“信-任关系”。这两章可谓是对“宠”作为一种关系的动态描写。

接下去的各章才真正显示出作者的学养和功力。正如他在引言中提出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复数而非单数。“宠”表现了君臣之间私人性质的“信-任关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个人性。与之相对的是常规官僚体系中的“礼仪性关系”,那是建立在帝国范围内普遍性官僚制度基础上的非人格化的关系,但这样的“礼仪性关系”对官僚而言很难获得足够权力和利益,对于君主而言又是不可信任的——可以忠于坐在皇位上的任何人。随着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生地位的上升,还出现了一种理想上的君臣关系,君主垂拱而治,其实国家由儒生担任的臣下来治理,这种理想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信-任关系”和“礼仪性关系”之间的持续性的此消彼长。而且这样的关系不仅局限于朝堂之上,而且还可以在各级政府、乃至家族内部看到类似相同结构的关系。

第九章“家与国/私与公”的讨论是我最喜欢的。他从西汉的时代跳跃出来,从中国家庭的组织形态讲到国家治理的制度结构,从中看到一种同构现象,并用来解释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熟人社会”现象。他的创见并不在于提出这一说法——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开始,就有太多类似的论述。他让我惊艳的地方在于他如何去理解“熟人社会”的这种“信-任关系”。再回到代序中他反复强调的避免“倒放电影”的线性历史观无意识地对历史作出进化论意义上的判断——礼仪性关系优于信-任关系,公民社会优于熟人社会,“人民”优于“一袋马铃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人口流动有限的生存状态下,“信-任关系”才是原生的,常态性的,而“礼仪性关系”反而是随着大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叠加于其上的。因此,在日常政治中,二者的纠缠和张力是不可避免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不满足于“礼仪性关系”的僵化、陌生,而投身于对“信-任关系”的追求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前赴后继,兴衰不定,为这个庞大系统带来活力,黏合了这个庞大系统中诸多的松动和不谐。

他利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是西汉的史料,既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正史,也包括考古发掘的竹简文书等等。这就使他可以真正做到朝堂与地方的双焦点研究,在君臣关系和府君与小吏的关系中看到同构性,从而将”宠“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来理解。而在理论上,很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受到韦伯对中国属于“家产官僚制”的判断的影响,但是由于作者掌握的丰富的经验材料,他对“家产官僚制”又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和解读,是对韦伯的进一步超越。

我很喜欢这本书,第一刷用了几个小时,阅读感觉很好,读到后记才意识到,其实原来这是一篇已经发表在刊物上的长文。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作者对原文作了不少修改,尤其是后半部分,论述更为细密,结构也更为合理。再加上了一篇代序,作为方法论的自述,也值得一看。这本书的责编谭徐锋功德无量,鼓励侯老师把这篇长文改为了专著,使其不至于成为又一本“论文集”里的又一篇“论文”,而可以作为专著屹立于学林,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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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 7.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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