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谁识黄仁宇 ——谈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李硕在新疆
2018-03-23 看过

他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观察,冷静而疏离,以至二十世纪的人(包括中国和美国人)都很难理解。只有到近年来,当各种颜色、花色革命变成战乱、宗教动荡和一地鸡毛之后,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黄仁宇的价值。

十年前读过《黄河青山》这本书,印象很模糊,大概记得,有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种种辩护,还有那个过于庞大芜杂的“中国大历史”概念。

最近几天无事,从书架上又翻出了这本书,看了几天,渐渐有了新意。不知是我本来健忘,还是这十年的想法和环境都变了。于是催着自己写点文字,不然哪天又忘光了。

“后革命”的成长:怯懦与功利的青年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生于1918年,和“新文化运动”同龄。《黄河青山》用的是“意识流”写法,忽前忽后跳来跳去。所以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黄仁宇的父亲可谓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清朝行将终结时,他作为同盟会的内线人物打入了福建新军,辛亥革命后担任福建督军的参谋长。几年后,他厌倦了不停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回乡结婚生子,过起了淡出军政界的乡贤生活。

这个家庭可谓那个时代的“中产”人士,在国民党上层有些人脉,但如果不急于钻营、把这些人脉变现的话,就要过清贫的日子,有时还难免挨饿。黄仁宇和其弟就在这种家庭里长大,他们少年时,恰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破裂,长沙街头整天处决共产党人,砍头多而枪决少,黄仁宇的母亲家族多有共产党亲戚,远亲甚至有毛的第一任夫人杨,行刑人故意对杨多打了非致命的几枪,让杨在痛苦中挣扎而死。

这些处决给了少年黄仁宇极大冲击,使他一生都对理想化的革命抱有恐惧。他的人生目标颇为现实,就是让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关注下层的处境和社会的总体变动。可以说,由于家庭的原因,黄仁宇是一直是“后革命”人士,对革命的幻灭(父亲的挂冠还乡)和惨痛损失(母亲家族成员的横死),他看得很深,这使他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里很“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观察,冷静而疏离,以至二十世纪的人(包括中国和美国人)都很难理解。只有到今天,甚至在各种颜色、花色革命变成战乱和宗教动荡之后,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黄仁宇的价值。

黄仁宇刚刚考取南开大学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黄仁宇放弃了大学教育,为地方报纸做一些采编工作。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些刚刚“浮出水面”、可以自由活动的共产党精英人物,比如田汉、郭沫若、廖沫沙,这些人都是他的父执,他们的忘我、昂扬和理想化,给了青年黄仁宇深刻印象,但个性使他不可能投身共产党。他进了国民党的成都军校,和同学们都成了校长——蒋介石的狂热崇拜者。虽然蒋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毫无魅力,几次让他大失所望,但他还是保持住了对蒋的个人感情。后来在美国留学、执教,这个立场让他受尽鄙夷,他的“中国大历史”学说也与此有关,即个人的道德立场与历史的宏大走向无关,这算是对蒋、对自己立场的一个辩护。

短暂的军校学习之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云南省某地驻军连长,那里没仗可打。这是黄第一次离开中产阶层的生活,看到农村的现实。他觉得农民贫穷而迟钝,穿军装的农民也是如此。国民党军队管理混乱,真正的兵员和花名册完全不是一回事,军官薪俸微薄,只能靠吃空饷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

黄仁宇很想上抗日战场效力,不久后,他受命到缅甸和印度参加对日作战,职务是司令部参谋。这里我想自作聪明补充一下,虽然黄仁宇自己没有承认,但他父亲显然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让他(以及其弟)远离前线的基层军官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兄弟活到了战后。

黄仁宇亲历了美军对驻印国军的整顿训练,对美国人的军事管理方式印象深刻,他总结为“可以用数目字进行的管理”,和国军名册、账目的混乱和名不副实形成鲜明对比。在他后来的“中国大历史”学说里,这也构成了现代社会和传统中国管理方式的最重要区别。

抗战结束后,黄仁宇回到光复的后方,一度悠闲的考虑婚事,他有过两个目标,一个是家庭条件优越的、非常西化的高官之女,黄对她难以高攀,女子家里有抽水马桶的现代卫生间,让他印象深刻,憧憬自己以后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一个是善解人意的小家碧玉,一心想委身于黄,但黄看不上她的家庭条件。所以最后两个都没有成。黄晚年写回忆录,对自己当时的心态也颇为坦率。

黄仁宇还曾到美国接受短期军官训练,这为他后来到美国求学埋下了伏笔。但打断黄的谈婚论嫁的,是国共内战。他受命到东北的长春战场,仍是作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那里,他被内战的惨烈震惊,四平战场上尸横遍野——相比之下,国军在缅甸的抗战似乎太温柔了。共产党人全面动员基层农村,在很短时间里组建起了一支坚强的农民军队,这对黄是很大的冲击,按照他在云南时的经验,传统农村的涣散、堕落几乎是无法变革的。

但黄仁宇没有看到内战收场,他获得了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工作机会,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同时,国民党丢掉了大陆,退守台湾。

不久后,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卷进了一场倒戈阴谋(有人酝酿倒向新生的共产党中国,但黄本人并不知情),黄的顶头上司被罢免,黄也被解除军籍和官方身份。对一直崇拜蒋介石的黄仁宇,这不啻晴天霹雳。他难以接受回台湾的平民生活,于是到美国留学,从此和台湾无缘。

在缅甸作战时,黄曾负责采访和撰写战报,这使他对新闻感兴趣,首先选择了密歇根大学的新闻专业。但在他读新闻期间,美国大学里对国民党腐败亡国的反感之情非常强烈,黄仁宇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似乎也成为了他的一个人生污点。这使黄始终想为自己的选择、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护。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保留着传统时代的各种痼疾,比如民众的低能、涣散,政权的软弱无力,这不是只用蒋介石的人格和国民党的腐败就能解释的。至于共产党为何能取胜,可能是引入了某种未知的、非传统的西方因素——他当时还难以解释。

抱着这种为自己、为国民党、为传统中国辩护的动机,黄仁宇放弃了新闻,转而攻读历史博士,选题是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博士毕业后,他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入籍美国,娶了个美国夫人,过起了美国日子。

独到和以偏概全的历史解释

黄曾经到英国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两人经常聊天。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其实李约瑟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古代中国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出工业化、资本主义。李约瑟和黄仁宇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

明代财政庞大、混乱、简易,运行层面有种种法外变通,这一方面有实际操作中的不得已,同时也是管理者贪腐自肥所致。在黄仁宇看来,这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权的最典型特征:社会过于庞大落后,政权相对弱小低能,无法全面掌控社会(用精确的数字进行管理),只能制定一套非常简化的管理原则,同时在行政实务中存在大量的变通和偷梁换柱,才能维持国家机构的基本运作。

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的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受到的教育以文学和道德为主,没有很专业的行政技能。国家只能通过宣扬儒家道德,让士大夫们完成基本的管理职能和社会义务,但另一方面,官员薪俸微薄,贪污受贿也习以为常,不可能根除。没有完备的民法体系,官员也只能用道德来约束百姓,但求基本的稳定、和谐,不求财产、契约诉讼的精准和公平。这使得民间商业、制造业都难以成长,社会停滞在“传统”的古代。

其实黄仁宇归纳的这个古代中国特征,其他的古代文明也都类似,只是宗教代替了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而已,同样是用“人文”(宗教也算人文吧)和道德来管理社会。但中国的大一统官僚政治,别的古代文明不多见,基本以地方小贵族的世袭统治为主,官僚制不发达。

李约瑟带着自己的“难题”,一起和黄仁宇追寻:为什么西欧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科技?他们甚至驱车到中世纪晚期的乡间“农贸市场”旧址凭吊。这种追寻,只能找到威尼斯、荷兰和英格兰,总结下来,就是岛屿或半岛,地理环境适合发展商业。再加上其他偶发的或者无意的因素,开启了近代资本主义——可以用数字来统计和管理的社会。

黄仁宇和李约瑟的这个探寻,我觉得已经基本到底了,其他学者也难有什么新的突破。但对于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觉得还不太够,因为论证了欧洲为什么能产生原创性的资本主义,而中国不能,并没有太大意义。事实上,中国是在学习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当然也没法照搬),对中国历史更有参照意义的,是欧洲大陆国家,比如法国、俄国,甚至不太成功的奥斯曼帝国,这些国家王权相对强大,农业成分多,这是和中国相同的;他们也大量学习荷、英等地发明的各种商业模式、社会组织和科技,所以对古今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另外,黄仁宇熟悉的是明代财政,对其他时段的中国历史还缺乏更深的了解,他的“大历史”也有不少漏洞和不牢固之处。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这点不必苛责。

比如所谓国家财政上“数目字”的管理,秦汉和后世的区别就比较大,因为秦汉的税制里面,人头税是很重要的部分,不同年龄的税率也不一样,所以有很详细的人口普查登记,以及家庭财产登记。《汉书》里保留了西汉几个时点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可以看到从汉前期的两千多万人,逐渐增加到西汉末的五千多万,过程清晰明白。出土汉简里也有某些地区的家庭财政登记册,其细致程度,明清时人根本不能想象。

从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秦汉要比后来的隋唐以降差很多;但国家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秦汉却相对高的多,这和对社会的“数字化”管理程度高有直接关系。当然东汉和西汉又有所区别,东汉不如西汉。再到隋唐以降,政府的税收逐渐向耕地转移,统计人口毕竟不那么方便,“数字化”管理的程度反倒比秦汉降低了。基本唐代中叶开始,中国的人口总量就是个谜,因为政府不像汉代那样精确统计人口了。

宋代的财政也比较独特。比如,汉唐鼎盛时代,政府铸钱的规模差不多,每年二、三亿枚。但宋代能维持在二三十亿的规模,顶峰达到五十亿枚,比汉唐多了十倍以上,这还不够,要发行纸币,货币流通量比汉唐多了十倍以上。而宋代人口,估计也就比汉唐多一倍。黄仁宇惊奇地发现,在北宋初的1024年,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1500亿钱(当然不都是铜钱,还有粮、银、绢折算成钱)。而汉代鼎盛时期的人头税,也不会到100亿钱。相差至少二十倍。这让黄仁宇感到难以解释,只能猜测是宋人的统计方式有误,“国库的数字来自无数地方单位及仓库的流水账加总”,有重复计算。【370页】

其实这不难解释。宋代和其他朝代都不一样,是雇佣兵制度,政府不仅要养活士兵,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养活士兵的家人,这些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军队上了。以北宋末徽宗时为例,政府年收入600多亿钱,要供养100多万名士兵,花费500余亿钱,所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蔡襄:《国论要目十二篇·强兵篇》)

相比之下,汉和唐(前期)是义务兵役制,士兵服役期间,只享受一部分吃穿补贴,但不是全部,很多开支要自家提供,甚至一部分兵器也是自备的,政府用于军队的开支自然小的多。另外,汉和唐前期,很多政府工程都由百姓无偿提供劳役,叫徭役或庸,这也免去了货币结算。宋代则是花钱雇人,这也是财政收支大的原因之一。元明以降,这种货币财政养兵的制度就萎缩了,明代士兵都有指定的耕地,原则上要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

由于黄仁宇无法理解宋代财政,导致他对明代财政——或者说中国古代财政做出了重大误判。比如,他指出了明代财政、养兵的自然经济特色过重,过于简单,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政府实行货币化税收,再用这些钱来养兵,就会建立大规模的财政-货币体系,近代的银行业、保险业也将随之产生,社会将迈向近代化。其实宋代已经实现过这一切,仍然没能走向近代化。

那么问题在哪里?我认为答案就是,政府主导的中国财政体系,不会给民间金融、商业提供发展空间,而且它还可能挤占这些产业的空间。以黄仁宇讨论过的王安石变法为例,他讨论了“青苗钱”,就是政府给农户提供春播时的低息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变成了强行摊派,不管农户是否需要,都必须贷款,秋后加利息偿还;然后又变成了政府根本不给贷款,但还要征收利息,所谓财政的“空转”,在账目上完成了王安石丞相的要求。

先来看王安石的本意(我的揣度)。中国以种粮食为主的多数自耕农,并不需要贷款来维持农业,因为种粮本身的投入和产出都不大。那么,哪里需要季节性农业贷款?是投入、产出较高的商业种植,比如茶园、桑蚕、果园等。王安石老家在江西,那里的商品农业相对多一些,会让王安石觉得农业信贷大有必要,其实不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退一步说,即使江南地区的商品农业需要信贷支持,官办的信贷也很难满足,因为它注定流于低效和贪腐。正常的做法,是允许民间的信贷业发展,政府从法律上提供规范。明清的私营票号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王安石的做法,恰恰是摧毁了民间信贷业的发展。他还搞过商业的国营,也是同样下场。当代,前些年搞的国进民退,也是同样的误区。政府无限权力,必然导致逐利,又无法提供正常的商业服务,古今皆然。黄仁宇只是泛泛谈了一下王安石,未能真正发掘出王的失败之处。

黄仁宇观察现实的能力也一般。他对“古代中国”的很多认识,来源于在云南乡间当连长时的经历,但可惜的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叙很空泛,除了一个士兵“落后五码的唐”,再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和事。黄在美国读书期间,曾打零工为生,他显然也对这种生活很隔膜,比如他写过,在一个超市当装卸工、管库员时,难以和那些蓝领的工友、卡车司机称兄道弟,也干不好库管工作。其实这是缺乏跟底层打交道的能力,也缺乏底层生活的常识。当然,黄仁宇很善于跟中产圈子的人交往,回忆录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这样说来,黄仁宇对传统中国的底层生活只有“惊鸿一瞥”的了解,这一点内容,构成了他学术的基点之一。不必苛责黄,因为中西学术界的多数人,连这“惊鸿一瞥”的能力都没有,但作为黄仁宇本人,完全可以把观察现实——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的视野拉宽。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难以观察,那么经济起飞阶段(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台湾,可以观察的东西就很多了,但从1950年离开台湾,到1983年完成回忆录,黄仁宇一次也没有回过台湾。他回忆录的末尾,有一点对台湾土地改革的总结,都是二手信息。

在回忆录的结尾,黄仁宇把共产党主导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看做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走向“数字化”管理的必然阶段。就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农田“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恢复为自耕农经营模式。历史毕竟不能假设重来一次,也许人民公社阶段确实有黄所说的意义,但1983年之后,中国发生了更多、更复杂的变革,离现代化的昔日梦想也越来越近,对此,目前学界还缺乏全局性的总结。黄仁宇的观察视角和方法,还能给今天的人提供诸多借鉴。

美式学术规范的异类和侥幸

最后,黄仁宇在美国学界的遭遇也值得一说。二战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被费正清主导,费是科班培训出来的标准学者,没有社会经历,治学是细密化、钻牛角尖的特征,他要求弟子们研究领域要“以十年为单位”,反对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性研究。这也是二战后美国亚洲研究的范本。

黄仁宇的治学风格恰恰与费正清相反,所以他的关于明代财政的博士论文遭到费正清冷遇,原来签订的资助出版合同费正清不愿履行,好在黄仁宇又找到了尚未被费嫡系控制的耶鲁大学出版。黄之后的著作,比如划时代的《万历十五年》,则遭到了美国学界、出版界的一致冷遇,最后挽救这本书的,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的中华书局。

1979年,61岁、本已取得终身教授资格的黄仁宇,被供职的纽约州立大学单方面解聘,此后他再未找到在美国大学谋职的机会,靠救济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其遭遇可谓骇人听闻。好在英国学界能接受他,李约瑟对他的提携意义难以估量。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李约瑟,恐怕不会有《万历十五年》及之后的一系列著作。同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给予了黄仁宇最高认可,他的著作在1980年代初期就在中国出版,长盛不衰,其意义一直得到不断的新解读。

另一个和黄仁宇遭遇相近的美国学者,是研究中国边疆的欧文·拉铁摩尔。他比费正清资历更老,但因为治学领域过宽,以及进行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学术界无法立足,最后被迫出走英国。

《黄河青山》末章有些对未来的展望,八、九十年代乃至中东花色动乱之前,人们还难以充分理解这些话的意义,直到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才让人惊觉这些1983年预言的睿智深刻。黄仁宇何以能有这种先见之明,可能还是他的“后革命”社会观。兹照录数行如下:

……在新的民法地位稳固并开始生效前,中国的公共事务只能透过共同决议和普遍声明来协调。在此期间,我认为一党政治无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现象,社会必须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间阶层,我建议从工团主义和团体财产权着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忽略技术上的准备,要求立刻解放中国的年轻叛逆分子,等于是建议中国人:“忘记你们的公社,忘记你们的食物配给和鞍山钢铁厂。你们只要让每位妇女涂不一样颜色的口红,让男人吹自己喜欢的曲调或玩自己的乐器,一切就可以解决。”
……两百年来美国有不错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太高,以至于不但我们的产品逐渐地被排挤于全球市场之外,而且我们版本的自由也无法被全球的开发中国家所吸收……
……苏联领土绵延千里,可能也要运用绝对而专断的意识形态,以包装其管理逻辑。我们从许多新闻特稿中得知,他们的侵略成性事实上反映了某种防卫心理。既然如此,我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武力冲突,避免刺激他们,而是透过贸易和文化接触来表达同情和理解……

对于伊斯兰教,黄仁宇也指出过它和现代社会的难以兼容之处。但限于字数,这里就不再照录了。

【完】

123 有用
32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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