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杀人犯的逻辑?

雪莱
2018-03-20 看过
全书始终围绕一个普通人看来无法理解的逻辑:这群死亡集中营的医生,他们的天职应该是救人,却毫不犹豫干起了大屠杀的营生。不仅如此,他们面对如此巨大的伦理冲突,却几乎能坦然过下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多也只是普通人,可能有些心理矛盾,但大多没有心理疾病。

看到这本书,很容易和阿伦特所描述的那个“平庸的恶”的象征——执行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艾希曼联系起来。但相比阿伦特只是聚焦于艾希曼这个人“恶的平庸性”,他完全没有道德反思这一点,这本书给出的“艾希曼”们形象大为丰满了,这些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医生有的可以一边慈爱地和孩子们玩游戏,一边安排孩子们去毒气室;可以一边写信表达对妻子和儿子的温存,一边严格执行每天杀死1000个犹太人的任务,并且以此为光荣的使命。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作为违反伦理,我们知道自己在残忍地杀人,但我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种逻辑何以可能?我觉得作者给出答案中,有三个关键很值得思量。

第一个,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人格”的丧失。

作者最后提出一个类似于科幻小说《化身博士》的解释,说纳粹医生同时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普通人的自我,这个自我遵守社会规范,体现出对家人、甚至对犹太人的关爱。另一个是“奥斯维辛自我”,这个自我绝对服从于整个奥斯维辛的组织,服从于更宏大的纳粹生物学愿景:打造出纯净又高贵、战无不胜的日耳曼种族。

所以当被问起,你们杀人不是违反了不得伤害病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了吗?他们会说,不,我们在更高层面上遵守了这个誓言。我们治疗的不是普通的个人,而是日耳曼种族,治疗的方法就是把犹太种族这个毒瘤从我们种族的病体上剔除出去。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贬低了犹太人的人格,视其为肮脏的病毒(所以他们称呼奥斯维辛是世界的肛门),对待病毒自然不必抱有本该有的同理心。而更深层次地,他们也消灭或是压抑了自己的人格,当然他们的独立存在也很重要,但要绝对服从于“日耳曼种族”这个更为权威的“人格”,相比日耳曼,他们只是把手术刀;但对于更低一层次的犹太人,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手术刀。

在奥斯维辛,精神上的独立人格早就在肉体上的人之前就消失了,所以一切灭绝屠杀看起来如此顺理成章,谈论起屠杀,就像聊天气这么轻松。

第二个,是国家衰落和“受害者心态”下,一种“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思潮的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持屠刀的纳粹医生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所欲为”的上帝,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反抗犹太人阴谋统治、拯救日耳曼的神圣斗士。这种心态绝非个例,甚至是当时德国人的普遍心态。

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处于内外交困、国力衰退的时候,国民会有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他们不觉得是国家体制出了问题,不觉得通过渐进的改革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局。整个国家需要一个领袖来带领,一个敌人去战胜,需要一次彻底的革命/战斗,来奔向民族复兴的乌托邦。

的确,稍有理性认识的都知道,国家的振兴绝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是一项需要体制变革、利益重组、技术革新的系统性、渐进的进程。但国民不会这么觉得,大家都渴望一种简单又神奇的解决方案。甚至,这种心态并非二战前的德国人所独有。

比如奥斯曼帝国解体前,硕大帝国却被低人一等的希腊人所打败,民众普遍认为是亚美尼亚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威胁到了代表穆斯林的帝国,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崛起、为亚美尼亚大屠杀铺好了道路;又比如波兰人把境内的犹太人视为引来世仇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坏分子;又比如清末义和团把传教士视为祸害中国的罪魁祸首。在这些屠杀中,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帝国的摇摇欲坠,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又毫无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一波波的谣言中,被塑造成威胁人民和国家生存的恶魔。我们想一次性解决自己所有的生存困境,所以,来一场伟大的大屠杀吧!

第三个,是纳粹医生对医学本身是否有成就。

最直接的答案是,很少。纳粹医生最感兴趣的有两类研究:一是生化武器对人体的伤害;二是证明其“种族优越论”的遗传学研究。只可惜这两类研究的前提都是荒谬的。

第一,生化武器早就被国际禁止,不必多说。同时纳粹医生从不顾及必要的消毒、术后康复、伦理禁忌等问题,经他们手术的人们多半会伤口感染、肌体受伤乃至死亡,这种医学案例是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的。更别提不少纳粹医生酷爱割去阴囊、卵巢等手术,有些没有医学目的,只是为了泄欲而已。

第二,如今普遍公认,所谓人种的差异其实在生物学上毫不足道,任何种族之间都能繁殖出有生育能力的第二代,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通过对染色体的检测,证明种族间的交配是个普遍现象,所谓纯种种族是不存在的。我们人类爱给生物乃至自身分类,但这只是人类的错误感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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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医生 纳粹医生 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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