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 | 发达资本时代的贫穷房客
每次产业转型的背后都会有一批人成为“发展的垫脚石”，这些人被排除在主流视线之外，成为中产阶层眼中并不存在的社会灰色人群。在发达国家，他们是“城市贫民”“社会底层”，在中国，他们的身份构成更为复杂，有农民工、贫困户、体制改革后的下岗职工。
对于这些人来说，无法避开的便是寻得在城市的落脚点，一个居住的地方。住房研究一直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点，但“大多数是出于政情、舆情和商情的考虑”，“都集中于贫困的测量、贫困线的划定以及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底层叙述兴起，诸多研究开始从底层视角来研究城市贫民。陈映芳教授在2000年初曾经带领学生实地走访过上海城市贫民的住宅区，发现存在着庞大的房屋租赁灰色区域，包括城中村、廉租房、棚户区、违规建筑、洗浴房甚至是学校宿舍。这份调研汇集成《寻找住处：城市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一书出版，让我们对正规租赁市场以外的、无法在网络上搜寻到的底层房屋租赁有了直观的了解。
但是这本书中多为调研对象的口述，记录的只是一个个曲折的寻找住处的故事，缺乏对房客生活史的深入研究，也几乎没有挖掘房客这一角色背后的社会关系。阅读本书时，读者只能管中窥豹，无法进一步探索。
遗憾的是，国内目前仍然鲜有著作从城市贫民的角度出发，展现城市贫穷房客的复杂而具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
当我们凝望居住在灰色租赁区中的房客时，感受到的却是如同面对大门口的陌生人般恐慌和疑惑。对于那些支撑起城市发展的底层群体缺乏认知，而这种无知将让身处时代中的人失去理解和对话的机会。
2017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即着眼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底层房客，作者从最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出发，通过房客与房东的关系以及一次驱逐，来说明美国底层房客所遭遇的复杂处境。
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第一层关系是交易，一手房租一手租房，交不起房租便被扫地出门。听起来是很公道的事情，但是这份关系并不对等。租房市场紧张，让房东有更多主动权，他们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房屋，可以挑选房客，申请驱逐房客。
房客却很难为自己争取到权益，即便是房屋破败需要修葺这样基本的事情。房客若是采取攻势，以拒绝支付部分房租来要求房东提供必要的服务，房东便以欠租为由将房客正式或者非正式地扫地出门。
欠租固然是房客被驱逐的主要原因，但同样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街区内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住房环境脏乱差、邻里纠纷。对于贫穷房客来说，他们能租到的房子已经是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选择，可是在执法者看来依旧不规范，因此产生的驱逐屡有发生。
一旦被驱逐，贫穷房客将不得不寻找更差的住房。作者说道，在一次驱逐之后往往会伴随着第二次驱逐，驱逐的影响远不是一时性的，而提请法院的驱逐记录也会伴随房客一生——很多房东拒绝将房子租给近期内有被驱逐记录的房客，申请政府公租房要求没有驱逐记录，这对贫穷房客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驱逐会加剧贫穷。房客被驱逐时需结清欠交房租，并且准备一笔钱用于搬家，若是不能及时找到住房，还需租赁仓库存放物品，每次变动住址都有可能需要更换孩子的学校。在作者跟踪研究的八个案例中，只有一个人成功摆脱贫穷房客的身份，而他本就属于中产阶级，有可以提供支持的家人，对他来说，落入社会底层是一场意外。但对其他人来说，那却是常态。
不过从房东角度看，租房可是一门生意。密尔沃基市曾经是工业大城，20世纪80年代，为了寻求更低廉的人力资源，市区内的许多大企业迁往海外，留下了大批失业人员。这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群产生了对廉价房屋的高需求，廉价房屋供不应求。有的房东专门做中低端房屋租赁市场，比如书中提到的两个房东Sherrena和Tobin，前者经营廉价群租公寓，后者则出租房车。
即便是在这样混乱灰色的低端租房市场，他们的房租收入也蔚为可观，Sherrena每个月收租20000美元，扣除贷款等费用，净收入10000美元，而Tobin的年收入直逼百万美元。
身处其中的房客更关心每个月的花销，也许感受不到自己和房东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中国媒体中，并没有使用“城市贫民”的惯例。对于这个有着资本主义意味的词，中国媒体通常代以“贫困人口”或者“农民工”，但这两个词的范围和“城市贫民”都有所区别。“城市贫民”是生活在城市的下层或底层人民，他们属于城市人口，“贫困人口”指所有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不分城市农村，“农民工”则特指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这三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农民工”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它并没有抛弃“农民”这层身份，这些人有工作时便留在城市，没有工作时便回到农村。“农民工”是因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而产生的群体，在资源集中、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自愿或不自愿地追逐经济效益，而投身于有限的地区参与建设；在经济转型、城市化发展稳定时期，这些人却被迅速边缘化。
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是城市的一份子，也没有被纳入城市的体系中，而原本可以承接他们的农村故乡的社会关系、经济网络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停地萎缩。这种身份的暧昧在居住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没有“不被驱逐的权利”。
在承认贫民窟的国家，穷人进入城市，用几根竹竿支撑起几块破布再住上几年，只要能出示相应的证明文件，比如缴费单，就能合法居住，市政用地需要和居于其上的人协商并提供补偿。国内有棚户区、城中村，但没有贫民窟，穷人进入城市只能住在被承认的建筑内，这些建筑的产权属于城市人口。
这意味着，在规模化的驱逐事件（拆迁腾退）中，无论一个穷人在城市中生活了多久、缴了多少的费用，只要没有产权，他都没有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也不享有“不被驱逐的权利”，对他们来说，驱逐更多的不是经济纠纷，而是纠正违规的国家行为。
萨斯基娅·萨森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中提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各经济体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边缘人口更加边缘化，还是社会环境恶化，这一切似乎都有着驱逐的共性，而驱逐是通过经济技术和决策实现的。“中国可能依旧保有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特征，但是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以及新近出现的中产阶级贫穷化问题，很可能根植于与美国一样的深层次的趋势之中。”
《扫地出门》通过讲述个体的驱逐经验，房客被扫地出门，撬开了一个口子，将大环境下的小个体联系起来，揭示出了其背后全球化带来的失业、经济下滑加剧的贫困、资源集中带来的阶层固化，以及制度壁垒导致的需求黑市。这让读者有了休戚与共之感，从而获得一次短暂的跨阶层跨国别的体验。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这种体验奢侈而且必需，尤其是在面对本国巨大的看不见的阶层壁垒之时。
作者：竹日门
平头小民，通俗读物爱好者。
配图设计：童画 陈芝
编辑：马特
校对：子川
配图：姜如月
排版：Olivia 姜如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