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开心的小冯
2018-03-14 22:21:40
这是一本有章法的史学著作,兼有史著、史考和史评三种体裁。
作者在自序中说:“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是完全成功的。作者以时间为基本线索,让上演鸦片战争这场大戏的中方人物一个接一个次第出场,先后叙述了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关天培、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刘韵珂、耆英,还有穿插其中的邓廷桢、黄恩彤这些配角,以及一直坐在龙椅上时隐时现不断接收和反馈信息的老大哥道光皇帝。历史事件受天文地理的影响,但终究是由人有意无意造成的。纪传体以人为主体,具有体现人的作用的天然优势,同时,也便于品评人物,对他们施以同情的理解。这本书通过虎门销烟、广州谈判、浙江之战、虎门大战、广州战局、厦门防卫战、定海防卫战、镇海防卫战和浙东反攻,以及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具体分析了主角配角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他们所起的作用,精到地评价了他们。如作者在叙述浙江停战时说:“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之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就对人物的评价而言,作者的确是做到了“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作者虽然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但也知道纪传体的短处,即“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似乎会避免这一点。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这种不成功或许恰恰是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作者在叙述之中,往往能用三言两语提炼历史事件的实质,如:“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就对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是一部章法分明、体例严谨的史学著作。
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展现着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应该有的过硬的考证功夫,生动地体现了史学求真的基本任务。比如对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的考订与辨析,对“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的考证,对各种照会文字的厘清,等等。就对史实的考证而言,这是一部基础扎实、结论可靠的史学著作。
在以人物为主线叙述鸦片战争整个过程之外,作者还演绎开来,时时发出令人深省的评论。如在论述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时,作者说:“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又如在评论伊里布在浙江的所作所为时,作者说:“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再如,在评论法国舰长士思利、观察使真盛意和领事拉地蒙冬时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能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这些评论,显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就对史实的评论而言,这是一部引人深思、启人智慧的史学著作。
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有着充分的现实观照,除了上面史评中体现出来的之外,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作品的最后。在这里,作者写道:
“150多年过去了。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
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观照现实,是史学学科化以前世界上所有史学系统秉承的一个共同理念。
除此之外,这部著作语言生动流畅,亦庄亦谐,既耐读又好读。作者在论述中法黄埔条约时,写出了下面一些句子,有的既引人发笑又勾起读者的悲哀:
“法国人具有把一切事情办得堂皇气派的天才。”
“10月5日的会谈在拉萼尼的下榻处举行,拉萼尼大谈法中友谊。6日的会谈在耆英的寓所进行,耆英大谈中法友谊。”
“耆英、黄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谊史的高调下,忽以‘定制不符’为由,婉而拒绝。”
“在这一炫耀铺张的仪式结束后,双方都在为‘友谊’而举杯痛饮香槟酒。”
在这些欢愉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者为耆英、黄恩彤把中国的权益拱手让与别国的悲哀,尽管历史学家是克制的。是啊,“‘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有些词句则表现出了作者对所述之人事的态度。“咸丰帝也同其老子一样,顺利批准条约。”表现了作者对道光帝的不屑。谈到颜伯焘时,称他为“这位官迷”,表现了作者对他的不齿与愤恨。谈到刘韵珂时,多次使用“乖巧”“聪明”“足智多谋”这些明褒暗贬的词,表现了作者对他这种小聪明的反讥。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但是,从写作手法和史学范式上去分析一部史学著作,只是一部分人的任务。思考已逝的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则是所有读史的人都要做的,否则读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说,我们看不到鸦片战争使清朝的皇帝、文武大臣和其他人有多大变化,它没有起到本应该起到的当头一棒的作用。中国人糊糊涂涂地开始了战争、经过了战争、结束了战争,可是他们的头脑还是老样子。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对当时的人有丝毫地责备,更不能以为他们愚昧。所有的事情,在平稳之后,都靠着惯性往前走,不到时机,绝对不会变革。那时的中国,已经平平稳稳地走了三千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变局,怎么可能突然转向?或许这太宏观了,容易使人看不清楚,但是鸦片战争中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或者办事果敢敏锐如琦善,或者理政细密周到如林则徐,或者善于镇抚边务如伊里布,他们尽管看到了“夷人”的坚船利炮,却都没有跨出“天朝”画出的魔圈。他们愚蠢吗?肯定不是。就算放到今天,他们也是一等一的人物。人总要受时代的制约,时代不往前走,人就一步都跨不开。这么说,似乎人在时代面前无能为力。难道不是吗?人不遇到时代给他出的难题,他自己就不会发展,他就不会推动时代的进步。
书中也提到了纷繁复杂的人事纷争,自然也有可观的地方,但毕竟不是荦荦大者,观其可观之处,一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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