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事实”

天师
2018-03-14 12:58:12
20世纪60年代前,经众多人类学家的努力,人类学这一“暴发户”式的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以马、布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将人类学推向了“科学”的层面。田野作业、民族志写作以及民族志之上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程式成为本学科的基本范式。尽管以贝特森、利奇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出了质疑,但其或是对人类学大厦部分框架进行调整,或是某种“添砖加瓦”的裨益,大厦依旧稳固。此外,这种质疑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田野作业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无人提及。而在60年代后,受人文学科“表述危机”的影响,民族志率先受到质疑,人类学者是否如其所承诺,在民族志所呈现的是“对异域文化的真实描述”[ (美)马尔库斯;(美)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9页]?而这种怀疑进一步发展到对民族志材料来源——田野作业的质疑。
      田野作业自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后,便一直作为某种规范,而这种规范也保证了人类学的“科学性”。在马氏看来,田野作业中“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居住在村庄中,只是追随土著人的生活,他就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习俗、礼仪、交易情形,他就拥有了土著人真
...
显示全文
20世纪60年代前,经众多人类学家的努力,人类学这一“暴发户”式的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以马、布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将人类学推向了“科学”的层面。田野作业、民族志写作以及民族志之上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程式成为本学科的基本范式。尽管以贝特森、利奇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出了质疑,但其或是对人类学大厦部分框架进行调整,或是某种“添砖加瓦”的裨益,大厦依旧稳固。此外,这种质疑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田野作业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无人提及。而在60年代后,受人文学科“表述危机”的影响,民族志率先受到质疑,人类学者是否如其所承诺,在民族志所呈现的是“对异域文化的真实描述”[ (美)马尔库斯;(美)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9页]?而这种怀疑进一步发展到对民族志材料来源——田野作业的质疑。
      田野作业自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后,便一直作为某种规范,而这种规范也保证了人类学的“科学性”。在马氏看来,田野作业中“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居住在村庄中,只是追随土著人的生活,他就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习俗、礼仪、交易情形,他就拥有了土著人真实经历过的信仰实例,他也就有了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全部有血有肉的内容。”[ (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5页],如此方能确保材料来源的真实可靠,调查者的分析也能达到真正的主位分析。但这看起来极为“科学”的调查方法真相却在之后被马林诺夫斯基自己所拆穿,其日记的出版,“使得关于‘人类学家怎样工作’的既定说辞丧失了一切说服力”[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地方知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67页],在日记中马林诺夫斯基所显示出的对土著的偏见与不屑,使得其“从土著的观点来看”的预设成了谎言。马氏深陷自身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在与社会背景迥异的土著接触中,“他性”的冲突显露无疑。除了马氏日记,列维·斯特劳斯对自己田野经历的记叙作品《忧郁的热带》亦将人们对于田野作业美好幻想打破。真实的田野究竟是什么,与当地人究竟能达到多大程度的相互理解,我们从田野中所获得的材料就是“事实”吗?这一系列的困惑影响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对其初次田野作业进行了反思,他将自己的田野经历以及自己对田野的认识写成了《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反思人类学的代表之作。
       保罗·拉比诺,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后现代人类学家的代表,其思想充满了对人类学的批判性思考。研究生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受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指导,毕业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受福柯、布迪厄的影响,对“学院体制”、“学术团体内部的政治活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C】《写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304页]进行批判,积极与法国学界对话,成为美、法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学术交流的使者。
在对本书的成书背景以及作者简单介绍之后,接下来将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一个概述。本书是拉比诺对其研究生阶段在摩洛哥田野调查的反思,其反思的起因是人类学者拒绝对“确定了人类学者权威的田野工作实践的讨论”[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C】《写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305页]。在其看来,人类学“在学科的概念进步与被认为是进步之源的研究方法之间却渐渐发生了偏离”,尽管田野工作被认为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志”,但却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通过仪式’......无需被公开审查”[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页] 。故而本书写作目的就是展现这一被人忽视但却极为重要的工作。通过记叙作者真实的田野经历,从而表明自己在田野中的忧与思。本书既是对田野经历的重构,就必然会有原则性的框架来指导材料的选取与编排,即文本必以其文本结构为基础。而本书的结构(或是说叙述方法)是“解释学”与“现象学”,本文亦依此原则对本书内容进行回顾。在介绍该书之前,必须对“解释学”与“现象学”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这在书中于引言部分提出。“解释学”即是指“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这在书中主要体现在作者对“他性”认识的逐步深入,由观察到的他者的“他性”,认识到自身亦陷于意义之网而具有相较于他者的“他性”。“现象学”指的是一种描述方法,即“每一章的意义都依赖于后续章节。”[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25页]这在本书中主要体现在调查的逐步深入,前一位报道人或是前一段田野经历是之后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而本书是按照田野的不断深入来分章,这就使得前一章的意义在下一章中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而这也就决定了阅读者应“将本书作为整体去阅读”,不应将各部分割裂。
       在解释完本书的叙述方法后,需对整个田野点进行简述。拉比诺的田野点选取在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塞夫鲁,而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角,直到1956年才从法国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属于新兴国家,故而小镇还保留着殖民势力的残余。此外小镇本身异质性也非常明显,如其师格尔茨所言,“无论是人口,还是地方布局,一点也不单纯和整齐。伯伯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商人、达官显贵、部落成员、手艺人,甚至还有一些法国殖民者、教师和行政官员,行经狭窄的小巷、宽阔的通衢、蔓延的集市。”[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追寻事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7页]田野点所具有的异质性,使得其田野中的关键人兼具“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身份,并由于调查的不断深入而转换。
          书中提到的第一位关键人是法国人莫里斯·理查德,在拉比诺看来,他是法国“垂死的殖民主义的真正遗民”[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33页],毫无疑问,他对于整个塞夫鲁而言都是“局外人”,但对初入田野的拉比诺来说,同是“局外人”的身份却能让他感受到某种安慰,但其所反映的是塞夫鲁的边缘,而这显然不是拉比诺所想了解的。从后一章可知,认识理查德的意义不仅仅是某种心理安慰,正是通过理查德的介绍,拉比诺得以认识他的阿拉伯语老师—易卜拉辛。易卜拉辛虽是本地人,当其职业决定了他的身份,即作为“欧洲社区和摩洛哥社区之间的中间人”[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42页],而这与作者所追求的仍然相背,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其共事时,拉比诺初次体验到了“他性(otherness)”,这是本书所着重强调的。通过一次试探,拉比诺认识到易卜拉辛基本把与“我”的合作当作是生意,而“我”仅仅是一种资源,他“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上述两人与其说是咨询人,毋宁说是田野作业前的准备,真正将作者带入塞夫鲁的阿拉伯人聚居区的是阿里,阿里身上充分体现了“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性,阿里的身份是村庄的“圣人”,就此而言,他毫无疑问是“局内人”,但因其大部分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庄,且因“品行不端”而被村中人所“厌恶”(或如阿里所说是嫉妒),他又是“局外人”,他已经远离了村庄的内部事务。虽然他给了拉比诺极大的帮助,也因此建立起了友谊。但在拉比诺看来,他我之间的“他性”的巨大的鸿沟依旧存在,阿里对其不断的试探,不断的底线挑战,让拉比诺认识到“他们所共建的共同理解是脆弱的”,他因此意识到“人类学家的求知过程就是在这一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58页]。阿里的试探在作者看来是对其控制的尝试,想让其成为“他的”人类学家,因而如何限定并控制住资讯人的支配趋势成为贯穿整个田野调查的中心问题。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作者真正进入村庄后,表现得越加明显,整个村庄都想将这位人类学家置于控制之下,通过要求作者用车带人入城一事,作者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敢怒不敢言的尴尬位置,但这一尴尬最终也因汽车报废而得以解决。“他性”的表现除了对拉比诺的利用,还能从之后的几个资讯人身上表现出来,最先的两位资讯人都因对作者畅所欲言而让整个村庄感到被侵犯的危险,村庄与拉比诺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最后折中的马里克成为了关键咨询人,在与其互动过程中,作者感受到了马里克对其的依赖,支配关系中主导权有了变化,整个田野工作也愈加顺利。在此期间,拉比诺还感受了真正的友谊,来自于一个向往传统伊斯兰信仰的年轻人,但他却始终都拒绝成为资讯人。可以说这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年轻人,深陷自身的意义之网,与拉比诺之间存在着更为巨大的鸿沟,但尽管“不同的意义之网分割了”二人,二人却通过对各自“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 (美)保罗·拉比诺.【M】《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53页],真正达到了朋友式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是局部的,但这种理解是人与人平等的理解,而非调查者与调查对象这种不平等关系下的理解。
       在概述全书内容之后,我想就书中的观点或是说结论做一个简单的阐释。通过整个田野经历的回顾,拉比诺想告诉我们,完全的主位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与当地人之间存在的鸿沟,透过“他性”的外露而表现无遗,而“他性”正是深陷意义之网的表现。不仅是当地人,人类学家亦无法从自身的意义之网中跳出,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人类学之基——事实。在拉比诺看来,所谓的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且是人类学家与咨询人共同创建出来的。正如格尔兹所言,“我们所谓的事实是我们对其他民族对他们和他们同胞的所做所为的构建的构建。”[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页]人类学家所提的很多问题,都是基于自身知识体系,而人类学家的知识是与“地方知识”迥异的。被调查者为了回答人类学家的问题,就要尝试理解人类学家的知识体系,并以这种知识体系来解释“地方知识”,很明显这时候的地方知识已经经过了一次建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事实”是一种阐释,一种因人类学家“在那里”所引发的当地人对自己以及自己同胞经验的阐释。也就是说如果以“客观”来进行评价,那么人类学家所谓的“事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解释,而这种解释还是部分的。完全的主位分析,完全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是一种谎言,或者说是一种一厢情愿,这无疑让整个人类学的根基动摇。科学已是幻想,永远无法达成。此外本书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破而不立”的特点,成功“破旧”却未能“迎新”,这也使得本书一出便引起了人类学界乃至整个社科界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背后隐藏着真相揭露后的恐慌,这种恐慌主要是对新的人类学将何去何从的迷茫,而关于未来,书中并未给出答案。在本书发表前,拉比诺的老师格尔茨曾以“深描说”指出人类学的新方向,依格尔茨的观点,事实的主观与客观,分析的主位与客位,并不值得纠结,我们更应该注重文本背后的意义模式,对这种意义的阐释才是人类学所追求的。很明显,拉比诺并不认可这种过度依赖个人天赋的方法,因而勇敢的揭露田野作业的真实境况,并说明田野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将最终成为民族志里的“事实”,其反思性与冲击性展露无遗。
         在文章最后,我想针对“事实”再谈一谈我的想法。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在其书《他我之间》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他受邀去参观昆明的少数民族风情村,讲解员在介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时,提到了本民族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一行人颇为不解,本民族成员为何会认为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原始的。当提出质疑后,讲解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无需怀疑。对此,我很有感触。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包括我从长辈那所了解到的,都是本民族的诸多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立,这种认识对我来说已成真理。而这种认识显然并非我一人或我民族所独有,全国大多数民族皆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当我们去调查时,我们所面临的当地人,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就已经是受外界知识侵扰、调和过的,且本人是无意识的。那么我们在调查时,就更不能简单的把当地人所言当作“事实”。我们如果想让搜集到的材料更客观真实,就必须把访谈这一方法放在合适的位置,更多的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把被调查者当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人”,而非是低一层的“调查对象”或仅是材料来源,我们要尝试理解当地人背后的意义之网。在这过程中,尽管存在着因“他性”而带来的冲突与不适,但我想借用特纳的阈限理论,把冲突与不适当作是阈限,而在阈限之后,我们的调查深度必定会有所突破。
1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更多书评

推荐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