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中国语境

天师
2018-03-14 看过
纵观整个人类学史所研究与分析过的各个社会中,很难有其他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堪比中国。以时间纵向观之,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外部催生与内部孕育而带来的变革可谓如火如荼,颇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之感;而以共时横向观之,时移俗易虽是共性,然于不同区域,乃至同一区域之不同区位,变革的类型与程度皆是千汇万状。对于人类学而言,研究区域内部呈现多元自是乐事,但要对其进行抽象概括,以期形成某种“研究范式”则绝非易事。研究范式之于学科发展颇为重要,在某一时段,整个学科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视角都可以说是该时期学科范式的体现,而后人之于前人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其范式中隐含预设的突破。正如葛兆光所言:“任何时候一个范式都是一个聚光灯,聚光灯照到哪一块哪一块亮,照不到的地方它就是黑的。[葛兆光,杨念群,等.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J】.山东大学学报.2005.(4):1-12]”毫无疑问,在中国任何“聚光灯”都不可能照亮一切,这也就使得不同时期“聚光灯”下的中国各有所显,亦各有所藏。
        回顾以往,自近代以来,尝试对中国社会进行概论的人不在少数,且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样的尝试以及中西社会的比较反思更带有一种强烈的救亡意识与民族精神。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公民”、“自由”、“集体”、“国家”等概念为依托,在比较之上概括中国社会。诸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归纳国人特点道:“一、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再如梁漱溟所言:“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梁漱溟.【M】《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77页]”林语堂在对国人“无可无不可”的性格做解释时,提到“…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所易于理会[林语堂.【M】《吾国与吾民》.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55页]。”如上所例举的三家之言,基本都涉及到国人无公民、集体意识,注重家庭或家族,以伦理为本位而忽视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期,人类学在中国方兴未艾,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研究而提出具有范式意义观点的本土人类学家主要有两位,一位是许烺光,核心观点为“父子关系的中心价值”与“大家庭的理想”[许烺光.【M】《祖荫下》.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7月第1版.240页],反映了一种国内外普遍接受的看法,即“中国文化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上”[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03页]。另一位是费孝通,他比较了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的网络[费孝通.【M】《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1版.33页]”,而差序格局是从个人出发,依亲疏伸展开来个人关系网络。总结如上五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以家族作为“实体”存在并制约着个人这一预设出发,理解中国社会,如梁簌溟与许烺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同属这一类;另一类则从个人出发,从个人关系网络理解社会,如林语堂从国人性格入手以及费孝通对于个人关系的解释。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以“家/宗族模式”为主,但到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心能动的个人,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本书的作者阎云翔。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青年时期逢文革而到中国北方一处名为下岬村的小村庄当知青,后留学美国,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回到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根据田野材料完成其博士论文《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在之后曾凭借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获列文森奖。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是其自1992以来十余年论文的汇编。阎云翔兼备详实的田野资料与系统的理论训练,以其独特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视角而成为当代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对本书的学术背景以及对作者进行简单介绍之后,接下来将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一个概述。本书可以称得上是阎云翔对其学术历程的回顾、总结与升华,书中的十个章节所涉及的内容,在其之前的著作《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以及在《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一书中其所撰写的部分均有涉及,但本书出彩之处正是在于其不囿于先前的成果,而是将其深化以总结出自己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论断,同时也可以说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式,而这也使得“个体化”作为一个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得到了新的诠释。不得不提的是对个体的关注实际上始终贯穿于阎云翔的学术研究中,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礼物的研究中,阎云翔就提到了整个人类学界在礼物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即普遍致力于发现“当地人的经济理性或是宗教信仰”,而忽视了涉及到个人的“感情世界以及礼物在传达感情方面的角色”[ 阎云翔.【M】《礼物的流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233页],而在之后的对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中,其着眼点更是直接指向“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 阎云翔.【M】《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25页]。然而虽说对个体的关注至始至终,但在如上两本书中,个体更多是一种视角,而称不上是理论或范式。但在本书导论中,阎就提到自己的重大转变,即在2007年“参照第二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理论—尤其是个体化命题—去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模式和趋势时,一切都豁然开朗。”[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页]阎把这样的转变称为自身的“顿悟”,可见影响之大。显然阎也试图在本书中展现这种转变,十个章节是自己学术积累的缩影,而导论与结论则可见积累之上的理论阐释。
       先从这十个章节说起,如其所言,本书共有5条主线,分别是“解放个体的制度变迁、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强势国家的角色、中国个体化过程中个人主义的缺失,以及全球化尤其是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4页]。第一、二章主要介绍政府如何“通过体制改革而给个体‘松绑”,指出在政治改革后,以出身为代表的政治资本不再作为社会分层唯一要素,之前处在社会中、低层的“普通农民”、“四类分子”逐渐通过个人的努力在经济上追上了占优势地位的“干部”与“四属户”。市场逐渐取代干部在资源控制方面的支配地位,而以此同时市场所带来的经济理性思维也逐渐影响到村民的认识与行为,使得村民对待干部的态度由顺服到“别管我”,“个人主义以及个人权利的概念”[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68页]开始出现。第三、四章则聚焦于“家庭、亲属关系与个体的崛起”,主要涉及家庭关系的结构性转变,这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主要就体现在核心家庭取代主干逐渐成为主流,父子轴逐渐让渡于夫妻轴,家庭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让步于情感功能。在亲属关系方面,从宗族观念解放出来的个体更加注重情感以及利益来考虑亲疏关系,呈现出“亲属关系和社区关系都被吸纳进个人中心的关系网络的倾向”[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131页]。第五、六章主要说明国家在个体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作用,一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农村青年文化,而这样一种文化有利于“农村青年摆脱家庭与亲属组织的社会控制”[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155页]。另一方面,国家推行的《婚姻法》以及为妇女解放而做的一系列努力,父权受到严重挑战,但男权还依然占有强势地位。第七、八章则关注到个体化的中国特色,通过彩礼习俗变迁的研究指出新婚夫妻虽急于从大家庭中独立出去,但在结婚问题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父母的帮助,且认为其理所当然,显然这种“独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迥然不同的,中国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强调权利而却很少提及义务。第八章例举的王先生的例子则表明了传统价值观以及判断标准的没落,以其儿子所代表的“功利主义”潮流已冲破传统道德壁垒。第九、十章关注社会转型期的消费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的推进,国家意识到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于是一方面鼓励消费,另一方面也开始保护消费者的权力。而政府的态度则使得传统勤俭节约的观念有了极大的改变,消费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享乐主义填充了人们空虚的精神需求。而随着政府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国内市场,商品之上所附着的文化意义也随之来到中国,并有了本土化的解释。
        行文至此,本书主体部分便已结束。十个章节便是十个分论点,从不同角度逐渐引出了个体化这一中心论点,到结论处阎云翔则主要通过西欧与中国的个体化模式比较来凸显说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学者对于个体化命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吉登斯“去传统化”与贝克的“脱嵌”;二是鲍曼所指的“强迫的权力和义务的自主”;三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后作者指出个体化命题在西欧与中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在西欧社会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一直作为既定事实而受到民主的保护;福利国家严格控制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个体身份认同越来越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而不是由类似家庭或社会阶层等外在的社会团体来定位。”[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01页]具体来说,从个人身份认同这一层面来讲,在西欧个体自之前的社会范畴中脱离出来,由再嵌入以“生活方式”为区隔的身份认同之中,但在中国,自家庭与集体中脱嵌出来的个体所寻求的认同还停留在“要求个人权利和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系相关,而不是寻求自我相关”[ 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13页],显然这与中国未受过启蒙运动影响,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学说并未深入人心,个人权利义务意识淡薄亦难以受到很好的保护有关。此外,福利国家体制的缺失使得中国的个体在脱嵌之后事实上难以在社会立足,只得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这在书中论述彩礼形式变迁中表露无疑。再者,西欧当前的个体化浪潮具有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的特点,可以说是个体化的高级阶段,但中国无个体化基础却接受了第二现代性中“功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给中国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导致了“自我中心与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以及“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阎云翔.【M】《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254页]的泛滥。最后,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由国家的管理下展开的,而其主要策略则是“利益导向”,即“国家用诱人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并在国家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功能,”[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15页]可以说国家对于个体在政治权力的诉求方面限制还是相对严格,而这也使得“个体无法自然地在嵌入和维护自主身份”[阎云翔.【C】《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315页]。总之,中国个体的发展目标仍属于第一现代性,但身处后现代的大环境之中,受全球化的影响而表现出西欧所不同的极为复杂、多变的状态。
       在概述全书之后,我想就本书作一个简要的评析。如我在本文开头中所提及,范式对于学科的重要意义,个体视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体化理论,照亮了单一“宗族模式”而带来的掩盖在个体情感、认知以及随着社会变迁个体能动性变化的阴霾,使得该领域在长时间的掩埋后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从这一层面上讲,阎云翔的一系列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意义。但在本书出版之后,有不少人对个体化这样一个纯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是否有“削足适履”之嫌展开了争论,从我的观点来看,阎云翔本身就力图塑造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模式,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范式,我们不能奢求其可以照亮整个中国。最后,我想尝试就阎云翔的观点做一个延伸,如前所述,中国处于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工作、福利保障,迁移、言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的第一现代性之中,但却同时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也是中国个体化呈现出不完满表现的原因。在我看来,纵然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或所谓后现代有阶序关系,但这样一种阶序是自以完成转变的西欧社会总结而出的,换而言之这并非是单一道路。在中国这二者的交汇是必然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会愈加浓烈,如今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回到个体化这一问题上,如何塑造出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权利义务相统一的个体自然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但超越当今西方的“生活政治”,实现个体精神的独立也不失为改善如今困境的一个手段。
        无疑个人经济与政治的独立并非一定带来个人精神的独立,纵然是在最发达的西欧,受制于“生活的风格化”而带来的区隔,人们在趣味判断上越来越呈现出阶层化、同质化。因为趣味“作为生活条件的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将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M】《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93页]”这在事实上是不利于多元思想与自由精神的发展,真正的多元与自由应当尊重与理解各类生活方式与趣味,而不应当呈现出各阶层内部高度同质性。在中国且不用说趣味与生活方式,思想与观点的多样性都呈现严重的匮乏,国民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具有令人可怕的同质性,整个社会难以产出与容忍多样化的思想。但同时,多样性又是创新的直接来源,如格尔茨所说:“让世界转动的是差异,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我们需要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以积累物质基础以实现个人经济以及政治上的独立,而这种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又来源于精神独立而带来的差异与多元,故而至少在理论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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