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明 犹太文明 7.0分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反犹主义?

jinlongwudi
2018-03-14 09:53:30

纵观犹太人的在华史,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反犹主义?这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使中国自古具有包容不同族类及其生产方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传统

中国自古以天下、天子为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来都以天子为中心,以思想文化作为统治的向心力,重视五方之民的道德教化,“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建立起认知和统治世界的知识与道德谱系。《周礼·王制·第五》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这很能体现华夏的王道精神,对各族类的生活习俗都予以尊重和保留。又说:“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其事虽异,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北方曰译。”所以,充分理解和尊重五方之民,五方之民之间还有沟通者。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辐射中心的多族类共生的世界。中国历朝历代各族王朝在异族人不反对其统治的前提下,都提倡“天下一家”,对异族、异教兼容并蓄,宽容以待。在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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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犹太人的在华史,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反犹主义?这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使中国自古具有包容不同族类及其生产方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传统

中国自古以天下、天子为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来都以天子为中心,以思想文化作为统治的向心力,重视五方之民的道德教化,“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建立起认知和统治世界的知识与道德谱系。《周礼·王制·第五》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这很能体现华夏的王道精神,对各族类的生活习俗都予以尊重和保留。又说:“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其事虽异,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北方曰译。”所以,充分理解和尊重五方之民,五方之民之间还有沟通者。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辐射中心的多族类共生的世界。中国历朝历代各族王朝在异族人不反对其统治的前提下,都提倡“天下一家”,对异族、异教兼容并蓄,宽容以待。在中国境内,通常是多民族共存,多种生产方式、习俗和宗教文化并存。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生产方式、文化习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彼此融合。这也使中华文明因为海纳百川而博大精深,越发具有融合、影响外来文化的强大能力。

中华文明是“中国人”创造的,“中国人”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就是以中原各民族融合形成的华夏族为主体,又融合了许许多多其他民族的成员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最终大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民族融合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周边的少数民族就不断与中原的“诸夏之族”混居。“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乱纷飞中,中原周围的各民族吸收‘诸夏之族’的文化,导致周边的民族与‘诸夏之族’之间的民族差别慢慢消失了,所有民族就逐渐变成了中原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也成了中原人的别称。而后来所称的汉是指汉王朝,是中原大邦,相继以后历朝历代中原大邦的人都被称为汉人、汉族。华夏族则成为汉族的前身”。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是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南迁,与当地黄河流域的华夏人杂居在一起。他们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十六个政权,统治中原各民族有三百来年。这些游牧民族最终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和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及语言文字的熏陶,逐渐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唐朝时期他们就被汉族自然同化了,失去了民族特点,与汉族没有多少区别了。

到了五代辽宋夏金元,民族间的流动迁徙、民族融合持续进行。边疆各少数民族大批迁入内地和江南一带与汉族杂居;汉族人也大量移居到边疆一带,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边疆经济;还有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中亚、西亚民族在中国长期定居后就逐渐与中国人融合在一起。“回族”就是在中国元朝时期新产生的一个少数民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中亚人与中国各民族通婚,传播了伊斯兰教,吸纳了新的穆斯林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

因而华夏汉族融入了许多民族的血液,是中国历史上多次民族迁徙、融合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华夏汉族不仅包括了渤海之滨融合东夷文化的齐鲁人、黄淮平原的中原人、长江以南的楚人、南岭的古百越人、岷江上游的羌人和蜀人,还有河西走廊的吐谷浑人、党项人、南方的南白蛮人等成分。华夏汉族还流淌着北方大草原游牧民族鲜卑人、羯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血液。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除了在极少数时期出现过因为政治原因而压迫、歧视少数民族的个别现象外,中国从不排斥外来族群与外来文化。

中国古代开封的犹太人能在中国历朝和谐生存,与中国这种宽和的传统文化精神不无关系,被同化也在情理之中。在明朝中国社会的盛期,犹太人在其1512年的《尊崇道经寺记》(明正德碑)中表明:“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着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可见犹太人在中国从未受到限制,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广泛而活跃。因此国外学者波拉克在《官员、犹太人和传教士:犹太人在中华帝国的经历》的书中写到:“中国以容忍、客气和不在意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居民,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祖先信奉的教义”;“在中国,不曾有什么统治者把犹太人作为迫害的对象,犹太人从未被奴役”。法国的娜婷·佩伦女士也评价道:“中国的犹太人从未被排斥负责任何一种任务、公职或职业,允许他们参加明经取士的科考(碑文提到了相当数量的文士生员:举人、秀才和进士),从经商和手工艺到公职,尚且不要忘记兵械业,他们可以进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由于没有受到排斥和压迫,并且享受与中国人同等的待遇,犹太人在文化心理上对儒家文化也比较认同,这使他们逐渐主动“儒化”。犹太人1489年(明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记》写道:“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志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犹太人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解释自己的教义,可见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可以及中犹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在开封犹太人仅存的几块碑文中,犹太知识分子都用儒家观念中的“天”、“上天”、“重天”、“天道”、“天命”等来称呼解释犹太教的上帝。顺治年间开封犹太会堂的匾额中尚有“教本于天”、“昭事上帝”、“敬天祝国”等字样。当然由于中国人的友好,犹太人也逐渐入乡随俗,尊孔祭祖,行一些汉人的礼仪。“文献与实地见证资料均证实了(他们)对传统犹太节日的守瞻礼,但却带有易受中国隆重庆典的气氛之影响的渗透性,也就是在岁月长河中得以强化的混合物……犹太人同样也遵守中国礼仪,以至于他们彼此之间有时混合在一起了,甚至当提到专门的犹太节日时,他们始终会由于对儒家经典的参照,而得以变得有理有据,从而显示了对使犹太教和儒教能够完全兼容的关注”。最终,犹太人同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而近代各批来华的犹太人也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力而能在中国各地安居乐业,生活数十到上百年。在哈佛大学于1992年8月主办的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国际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也做出结论:“处于从属地位的客民民族生活在居支配地位的主民民族之中,两者的关系状况取决于居支配地位的主民民族。宽容带来融洽,融洽导致融合。”

(二)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中央集权体制,与欧洲中世纪政教二元化的统治不同,宗教没有僭越于政治,不存在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中国,君权绝对至上,没有全民统一信仰的宗教,而且宗教多元化,即便被统治者尊奉的佛教也没有僭越政治。没有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宗教,不存在宗教一统天下的情况,也不存在基于宗教冲突的反犹主义传统。在欧洲,教会的教权长期凌驾于封建君权之上,政权与教权长期处于斗争状态,即使后来教会势力衰落,君权居上,而基督教在社会层面还全面控制着大众的思想和生活,控制着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

“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欧洲基督教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中国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是属于受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的地区,因而在中国没有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不存在欧洲那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犹偏见。”

欧洲反犹主义的偏见从基督教开始诞生就产生了。公元l世纪时,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支拿撒勒派演变而来,《圣经·新约》就是耶稣的门徒在传播基督思想,与犹太教争夺信徒,决意与犹太教脱离时期的作品,所以“四大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都有抨击犹太教和犹太人的言论。例如,根据《新约》,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才被罗马总督钉上十字架的,这成为基督徒与犹太人世世代代的宿仇。世界名画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就是以《新约》为题材,刻画了耶稣临刑前与其12个门徒最后的一顿晚餐,其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手捏钱袋,脸色灰暗。然而“有学者后来经过研究考证,证明《新约》中的《福音书》其实对耶稣之死的情况进行了伪造,还从中挑出了27个与犹太教律法不相符的地方”。但是《圣经》是神圣的,所以这种宗教偏见就被世代延续了下来。

基督教的教义和宗教观念,成为后来反犹主义一系列理论的基础。当基督教发展成为欧洲人的普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后,欧洲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也成为民俗节日,西方的各种艺术中更是充满了以《圣经·新约》为题材和内容的作品。而反犹主义也就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主宰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现象。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宗教分歧也无法调和。基督教虽然也承认希伯来圣经《旧约》,但认为上帝已放弃犹太人,而派救世主耶稣拯救世人,让基督徒传播新的福音《新约》,然而犹太人始终拒绝接受这一观点,也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犹太教的“安息日”、“逾越节”与基督教的“礼拜日”、“复活节”存在差异;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童贞生子”等教条,也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对立的内容;犹太教也不册立教宗,没有教阶制度,对基督教的这一套体系也不予认同;犹太人又始终固守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这些自然使犹太人被视为冥顽不化的罪人,必须严加防范和惩治。“1233年教宗格雷哥利九世公然谴责犹太法典,声称犹太法典是当代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根源。这项声明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始终成为教廷对待犹太人的基本态度”。

欧洲中世纪被基督教神权所垄断。除了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对异教徒犹太人的血腥掠夺杀害之外,欧洲各种恶意的宗教诽谤也随时直接指向犹太人,例如关于犹太人杀害基督徒孩童取血祭祖,犹太人迫害“宿主”--耶稣寄居其中的弥撒圣饼的指控一直流传不止,这类谣言所引发的对犹太人的驱逐、迫害事件也层出不穷。尽管历史上也有大封建主和教宗出面调查情况,澄清事实,但都无法取信于固执、充满偏见的基督徒,更无力阻止这类诽谤事件的爆发和蔓延。“13世纪以来,天主教会设立的遍及西欧的宗教裁判所以残酷的手段严密侦察、逮捕、审问、拷打、囚禁和杀戮宗教异端分子,犹太人厄运难逃,陷入了辗转呻吟、被剥夺生命、财产的绝境。”以宗教矛盾为基础,再加上后来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的经济纠葛、社会隔膜、种族矛盾等因素,犹太民族长期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歧视、憎恨和迫害的对象。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众多的宗教,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外,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唐朝称景教,元朝称也里可温教)、犹太教、摩尼教等都是外来宗教。这些宗教传入中国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各派相安无事,和谐共存,并且共同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内容。由于这些宗教并未主导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政权和正统思想也无矛盾,所以在宽松的环境下得以发展。正是宗教文化的多样化,也使得中国文化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源流,具有了更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佛教逐渐中国本土化后,与儒家、道家一起共同发展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包容力和同化力的最好体现。“和为贵”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精髓的内容之一,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多宗教、多民族、多习俗和谐共生的历史景象。

(三)中华民族向来有救人于危难之中、义以当先、讲求仁道的美德,孔子“君子义以为上”的理念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传统

19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扬人种优越论,认为种族之间存在体质、智力的差异和优劣。事实上种族主义源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对美洲、非洲等土著居民的白人优越感,进而扩展到白种人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掌控欲。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使白人日益觉得应支配世界,捍卫自己的种族“优势”地位,并且满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政治、经济需要。种族主义以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甚至种族清洗等行为为表现特征,充满了暴力色彩。近现代反犹主义者就是打着种族反犹的旗号,认为犹太种族是劣等的、会玷污雅利安日耳曼种族血统的族类,必须加以清除而后快,纳粹德国屠犹正是这种理论的体现。近代中国也曾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使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多族类同一血脉的中国人日益团结为一个中华民族而御辱奋斗。因此近代开始在欧美等国家盛行的种族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市场,中国也不存在近代种族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人种优越论、血统论。

对于犹太民族及其历史,近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文化人、外交家等从各种角度展开了研究,对犹太人、犹太教、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等问题也进行了报道,逐渐使国人对犹太民族、犹太文明开始有了较多的了解,中国对犹太民族充满了同情。早先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曾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给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埃兹拉致信:“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一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一些文化人翻译、撰写了介绍犹太民族历史的书籍,如1939年倪秀章翻译出版了《犹太民族史》,白石撰写出版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高度赞扬犹太人的治学本领和排除万难的精神,称犹太民族为‘智慧型民族’”。宋庆龄曾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就纳粹的反犹暴行向德国驻沪总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博士曾发放了8-9千份签证给犹太难民,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曾得到以色列政府颁发的“国际义人奖”。

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反犹恶浪后,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数剧增到2-3万人。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已经接纳了逃难来的几十万国内难民。“与世人可能会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犹太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在生活于上海的400万中国人看来,犹太难民都是受害者,因而应该给予他们援助。中国自己已有80万难民,他们为逃避中日战争而避难于上海……”针对犹太难民的困境,本着继承孙中山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遗训,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在云南建立能容纳十万难民的“犹太人寄居区”计划,虽然由于缺少经费等原因没能全面实施,但也使全世界犹太人倍感温暖。面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来沪,民国外交部等部门指出,对于犹太难民应该着重于人道主义关怀和救济,“无国籍之犹太人之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主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协助”。犹太移民入境手续要简化,“此次被迫,犹太人多乘仓皇出逃,即具有中国国籍者恐在德奥等亦未便能为办理出国手续,其未将有入境护照者,如何予以变通,似应由外交部拟订办法,以便饬关遵办”。财政部还对犹太人做出了免税的指示:“凡可入境之犹太人,其余生活之用具及零星物品,似可酌予免税,以示矜恤”。

当年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此找到了绝处逢生之地,国民政府积极安排难民的各种事务,来自于中外的慈善团体也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如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中国华洋义赈救灾委员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等机构积极为犹太人募集救济金,为犹太人介绍工作,热心关注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病人,抢救了不少难民的生命。当时也沦为难民的上海居民克服种种困难接纳、救济大批犹太难民,虹口居民主动腾出自己的房屋供犹太人居住,其实他们自己也拥挤不堪。1945年7月美国飞机轰炸日本在华据点,误炸了虹口的难民居住区,犹太难民和中国居民都伤亡惨重,但是人们立即互相援助,不分国籍、种族,冒着生命危险从火海、瓦砾中抢救被困的人,用各种床单、衣物作为绷带帮助中外医生救治受伤的人群。灾后中国人又努力帮助受难的犹太人共渡难关。

解放区也积极关注国内外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对欧洲犹太人的情况作了大量的报道,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不断进行揭露和抨击”。中国共产党还倡议和主持了1941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犹太民族也应邀派代表与会,犹太人代表德裔苏籍的耶娃·桑伯格尔德(后于中国诗人萧三结为伉俪,中文名叶华)还被选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执委。

犹太人在中国虽然也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抗日战争的苦难,但是境况完全不可与在欧洲受纳粹和俄国迫害时同日而语,中国成了犹太人最好的避难港。“到1941年,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及欧洲犹太难民总共已超过3万人,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这个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报纸杂志、政党社团等。除上海外,当时中国其他地方还有约1万余犹太人。因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当时总计约为4-5万人。”当欧洲的犹太人身陷囹圄时,中国的犹太人生活在宽松、友好、充满道义支持的社会氛围之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种族、信仰的犹太教而遭受各种迫害。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没有厌恶、排斥过犹太人,相反却处处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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