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猿而冠 沐猿而冠 7.8分

「沐猿而冠」读书笔记

帶菜刀的詩人
2018-03-13 看过
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将人类称为是唯一体表没有浓密毛发的猿类,在中国也有衣冠禽兽、衣冠南渡和沐猴而冠的说法,衣服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是遮羞、保暖的物品,也起到了标签和符号的作用。作者辉格给人类献上了一个雅号——衣冠之猿,并以人性之生物学方面作为起点,探讨文化对人性的塑造与影响。
 

饮食

 

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活动必须摄入一定量的食物以补充能量,这是作为其生理功能。而在另一方面,饮食同时具备其社会功能,比如在原始部落家庭,部落成员团队合作捕猎大型动物,猎取动物的肉食不易保存,必须在食物腐烂之前食用完,为了避免浪费集体飨宴往往成为了消费肉食的主要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也为强化部落关系担当了其社会职能,所以人们编织了种种理由设立节日、祭祖和庆祝仪式。

 

辉格还提到了喝酒这一行为,在社交中喝酒是社会性消费,酒精的消费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性功能,最常见的就是助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人们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越来越高,警惕机制的阈值逐渐提高,酒精的麻醉功效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此时的喝酒是为了让人进入某种状态,因为酒精可以解除大脑对某些低级冲动的抑制,让人变得更加放松、解除警惕甚至放纵。而在中国,酒精还进化了一种「变态的」功能,它成为了一件对抗性武器:「剥夺对方的自控与协调能力,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或者互相干倒对方以达到某种妥协。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酒精在某些场合还可以用来确定社会地位,比如先干为敬是一种轻度的自谦,自罚三杯、「吹瓶」就是屈膝称臣了,而「今天胃不舒服,xx先代我去敬一圈」、推辞好几轮之后终于干了一杯那才是Boss的权力。

 

以我的亲身经历,在自然情形下,比如家庭成员的生日、添丁、婚宴,或者家庭成员的自然死亡,这些时间催生的各种红白喜事往往「目的不纯」。在这些活动之中,很有趣的一点,那就是理应是这些活动的「主角」的却往往「戏份不足」。事实上,除了其原有的庆祝功能,那些活动更多的是为平时没有机会见面的人们提供了社交的理由,不仅强化家庭联系纽带,还可以重新确立群体之间的秩序。

 

男女与家庭

 

作者在书中这样表述婚姻和家庭两个概念:「如果说婚姻是男女为合作养育孩子而订立的契约,那么家庭就是实现目标合作的联合企业」。

 

其实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些问题是十分有趣的,雄性历来偏好广种薄收的理念,能够把自己的基因传播多广就多广,但是这样做也有一个坏处,那就是他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继承了他的基因。而雌性虽然是基因传递的载体,却往往因为抚养能力的有限而不得不采取手段迫使雄性将所有资源用到他们的后代上。

 

传递「正统」基因的需要使得雄性不得不经营长期关系,他们为了抚养后代要做出巨大的投入,退出成本相当高昂,这也是雄性与雌性遵守契约的重要砝码。于是一整套婚姻契约和性伦理规范就由此产生,双方都必须忠诚守诺。

 

在男性的性策略中,广泛撒种是他们的愿望,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是约束男性的重要条件,确保后代身上流淌的是自己的血液是最终极的目标。进取型的男性为了防止戴绿帽会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稳妥顾家型的也有可能会寻求多妻,但是不会因为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的标准,浪子也会娶妻生子,但与经营家庭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四处播种。

 

由于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对于女性来说,缺少备胎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除此之外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之于女性的性策略,她们更加要采取一种暧昧的姿态,让追求者保持希望,可以给那些疯狂想着「撒种」的男性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太过分,以免危及已有的婚姻。另外在两性关系上,女性会尽可能维持模糊策略,让对方捉摸不透,潜在地也透漏出一个信息:你得把我看紧了。

 

除了男女性策略的分析,作者还从市场的角度总结了买春、强奸和童贞崇拜的原因。

 

就中国而言,城市化进程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是它的流动性和关系的松散性却压缩了每个人对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所以在择偶策略上更加偏向于短期关系,同时捕捉更好的机会。制度以及社会差异使年轻人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中间组织的缺乏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随着女性能力的增强,以及人口关系的松弛,在婚姻关系中孩子的地位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情感因素将会得到更多的考虑。

 

现代教育与现代

 

对于个人而言,教育是习得一种语言和它所包含的知识,一套生活与社会技能,一组口味、偏好、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过程。教育能够延伸我们的感官,扩大我们选择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

 

作者谈到为什么高等教育正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失业的人群,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现有的教育给予学生的地位和未来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有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正是过高的预期和不切实际的定位使得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宁愿选择低报酬的白领工作也不愿去干工资更高的蓝领,仅仅是不愿承受从理所应当的白领跌落到蓝领的失落。

 

「这种由国民教育所认为造就的虚幻期望和相应的挫折感,是许多现代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动荡因素,也是构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套索之一」,此外作者还认为现有的国民教育中,论投入时间和费用,其效果远远不如早先的学徒制、实习制和民间的商业职业学校。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了社会的流动性,个体所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比几十年前高了好几倍,然而正是这种高流动性造成了现代人特有的身份焦虑感。身份焦虑感,即个体在群体中的无归属感,一旦这种感觉出现,人们便会急切地寻找一些符号性的元素、流行的标签赋予到自己身上,借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因为和直接的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更容易标示身份,比如当社会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人们迫切地需要表现表明立场和证明善意的言论或者举动,然而那种言论和举动并没有什么用,于是灾难很多时候就成为了廉价的情感消费品。无论身份焦虑者是否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或者热爱,他们关心的只是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归属,所以他们往往活在别人构建的世界里,失去了自由想法,活得很累。但这种身份焦虑同时也是一种压力,正是由于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才会努力工作,维持体面的生活,恪守更高的道德标准。

 

传统

 

传统是我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固定套路和生活方式,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在于其稳定性。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传统,因为我们做多数事情时,面临的选择太多,随机改变以获得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很多破除传统的行为可能是无心所获、偶然粗心导致的,而这些行为大多是有害的,只有少数的几率能够走向成功;超越传统的代价往往巨大。

 

在我们身边具有最常见的传统便是回家过年,无论身在何方,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农历年末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赶回家乡和家人团聚。过年并非只是简简单单一群人聚到一起吃饭那么简单,而是成员们相互展示的绝好机会。在外打拼获得成功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能吸引更多的赞赏和目光,这个过程将帮助他重新确立在家族中的地位、秩序,简而言之,过年的社会性功能便是一次对社会关系高效重新洗牌。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观察过年,这个习俗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文化冲突。新生代的人更难以忍受父母长辈的安排,他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的个性与喜好去发展社会关系,也不愿意接受来自传统的评价。在城市工作学习多年的人,过年回到乡村或者城镇,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同龄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城乡

 

在古代社会,限制城市人口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交通,交通的不发达导致社会流动性差,从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陷入瓶颈。到了现代,由于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这个问题有所缓和,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各色人等汇集一点,这样的环境将减少我们对陌生和差异的恐惧,对待异己者也会更加包容。

 

在中国,城市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如果吸引新生代回到家乡的溢价不够高,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在未来二十年将严重缺乏。要阻止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最好的办法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

 

后记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真是一个可怕的群体,我们日常所忽略的、理所应当的、持刻板印象的活动其背后都有着深刻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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