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 公天下 7.5分

「公天下」读书笔记

帶菜刀的詩人
2018-03-13 20:21:31
《公天下》的作者吴稼祥始终围绕一个命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既要具有活力之「鱼」,又要求得稳定之「熊掌」,最关键是什么——多中心治理。

                        集权or分权?

从大禹登基到今天,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一直被一个政治困境困扰——活力与稳定的平衡,活力与稳定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压与负压。所谓高压,指中央给地方施加的专制压力,大于实力过大的地方给中央造成的分裂或者企图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压力,负压反之。活力与稳定的问题,一句话来说也就是分权和集权的问题。

实行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集权如拥有裸体霸权(无权威体系)的秦帝国,从出生到死亡却只存在了短短15年;又如高压稳态下的西汉王朝,却身患七「癌」(庸君、外贼、宦官、幸臣、酷吏、贪官、方士)。要不要分权?负压意味着分权,吴认为紧跟在负压状态之后的是高压稳态的状态,即社会步入「黄金时代」,但是负压也出战乱。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黄金时代」和「盛世」的无非有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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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的作者吴稼祥始终围绕一个命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既要具有活力之「鱼」,又要求得稳定之「熊掌」,最关键是什么——多中心治理。

                        集权or分权?

从大禹登基到今天,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一直被一个政治困境困扰——活力与稳定的平衡,活力与稳定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压与负压。所谓高压,指中央给地方施加的专制压力,大于实力过大的地方给中央造成的分裂或者企图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压力,负压反之。活力与稳定的问题,一句话来说也就是分权和集权的问题。

实行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集权如拥有裸体霸权(无权威体系)的秦帝国,从出生到死亡却只存在了短短15年;又如高压稳态下的西汉王朝,却身患七「癌」(庸君、外贼、宦官、幸臣、酷吏、贪官、方士)。要不要分权?负压意味着分权,吴认为紧跟在负压状态之后的是高压稳态的状态,即社会步入「黄金时代」,但是负压也出战乱。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黄金时代」和「盛世」的无非有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和民国初年的「黄金十年」,「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这两个循环用时相近都约700年。而宋元明三朝700年间出现的仅仅是高压稳态与战乱的单循环,没有出现负压政治,故没有出现所谓的黄金时代。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一直在「负压」、「高压非稳态」、「高压稳态」三种状态中循环,难道就不能跳出这个怪圈吗?

              天下体制or城邦式国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采用类似于希腊式的城邦模式而是选择天下体制?吴认为,大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必然会产生来自水利、安全、救灾三个方面的规模依赖,使得它选择天下国家而不是处于地中海的古希腊式城邦国家,从而走上建立大规模世界性帝国的发展道路。大河流域不一定会产生大规模国家,如自杀式的玛雅文明,虽然身在大河流域,但是维系其文明的大规模活人献祭崇拜仪式(参考电影「现代启示录」)阻碍了它壮大的脚步。大规模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有「人」,这里的人是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意义上的人,在华夏文明中表现为「务民」和「贵生」,即以民为本和珍爱生命。以民为本的大河流域文明人口必然会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会使得原有的生存空间逐渐趋于饱和,从而迫使原住民开拓新的土地;有人才有政治,人对于权力和治理最大化的追求刺激人们追求权威最大化的行为,并把大河流域文明推向规模扩张、中央集权、个人专制,所以只有有「人」的大河流域才会选择天下体制。

                     五种政体分析

一、禹汤王道模式A=民为本+单中心+大一统+不分层(无压稳定状态)

高中学过物理的同学应该还记得,质量一定的物体在一的旋转圆盘上,旋转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只要旋转产生的向心力小于物体与圆盘的摩擦力,物体便不会滑落圆盘。为了解释规模扩张导致政治集权产生的原因,作者构建了一个「辐辏机理」模型,权力距离扩大将导致权力引力即向心力增强,即权力距离与权威强度成正比。大禹编织了华夏民族的第一张网,九州五服(五百里为一服)制,简称九五天下。大禹的天下之网,以九州为线,万邦为点,五服为面,即为天下。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夏禹缔造的天下,最恰当的莫过于「平」,作者称之为「平」天下。天下好比是一辆车,车的行驶速度、稳定性程度决定于驾驶车子的人是谁,也就是处于最高权力中心的人。夏禹之前权力核心的移交方式是禅让制,这样的制度虽然可以选贤举能,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够稳定,往往在权力核心移交的过程中会出现权力争夺而导致车子的行驶不够平稳。所以在单中心治理条件下,在权威引力增强、专制程度加深、稳定程度提高的同时,大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会向规模扩张、中央集权、个人专制方向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张,产生了一统的需求——最高权力中心的终身制和世袭制,从此「『平』天下不得不向『家』天下让步」,大同让步于小康。

可是在单中心条件下,中央权威必定增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程度必定加深,而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也为更深的专制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第一种政治模式在商纣的手上终结了。

二、大道王道模式B=双首都+多中心+大居正+非集权(负压不稳定状态)

第二种作者认为是华夏民族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创造的最接近理想的政治体制,即弱中央双层多中心治理。弱中央,指的是中央政府可直接支配的资源少于地方,中央权力的弱化体现在分封制这种制度上,就是周王室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划分土地,土地所有者被称为诸侯王;双层,指的是最高权力和地方权力双层的权力模式,每一个诸侯国就是一个治理中心。当时的西周的王畿(我的理解是国家的政治或者文化中心)分为了东西两个部分,但是即便是这样,周武王还是怕中央过分集权,在王畿里面还要继续拆分,分到最后王室的领地只占了相当小的部分,约13%。通过这种方式,西周体制通过双层多中心治理和天下主权共享,切切实实落实大道的理念,最大化地把天下的权力分给每一个人。相比模式A,大道模式B充分释放了活力,同时又兼顾了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存在比夏商两朝都长的缘故。但就是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体制最终为什么还是在周王朝终结了呢?答案是血缘权威,比方说周王室是血库,划分土地的标准便是血缘,血缘权威需要不断被供血,而不断增加的王室成员势必会将中央血库的血耗尽。另外一个方面,以血缘权威维系的社会丧失了活力,因为从你一出生开始,你所在的血系就决定了一生的位置。在这样人口流动性极其微弱和自由度相当小的社会,死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三、霸道=无权威+单中心+郡县制+大一统+大居正(单中心高压不稳定状态,成因:权力作为权威的替代品;最高权力的争夺无休止)

六王毕,四海一,秦帝国是华夏文明中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与从西汉到辛亥革命2100多年的历朝历代不同,秦帝国维系其大一统的力量来自于武力创造的至高无上权力而不是真龙天子的权威。它虽然粉碎了西周的血缘权威体系,但是却没有能够创造出新的权威体系,所以作者称秦帝国为裸体的霸权。在作者看来,秦帝国是历史最具「戏剧性」王朝,这个帝国仅在娘胎里就花了650多年的时间,但是从出生到死亡仅仅用了15年。这是为什么呢?上面提到了,如果帝国统治的维系单纯地依靠不断集中的权力必然会导致高压政治,具体表现就是横征暴敛、垄断武力和滥用酷刑,最后走向一条不归的自杀之路。打个比喻,统治者要生存下来,权威之水是必需的,在权威之水缺失的情况下,统治者出于对权威之水的渴望,无奈只能喝一种权力盐水,结果只能是越喝越渴。另外,相比秦王朝以后的国家统治者自封为无可置疑的真龙天子,秦国的统治者的权力没有合法性,所以不断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的归属,从而最高权力之间的争夺从未停息。但是后来的人们还是继承了秦帝国的躯体,并向上天借来了一套权威的外衣——君权天授,从此体面地生存了2000多年。

四、王霸道A=有权威+多中心+郡县制+封建制+仁慈竞争(混压非稳态政治)

秦帝国灭亡以后,汉高祖建立的汉王朝继承了秦的国家体制,不过给它披上了「龙」权威的外衣。另外,汉高祖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分天下」,把整个帝国的权力分给若干股东,但是这种「股权分配」方式与西周体制不同。在王霸道A政治模式的应用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所谓的盛世和黄金时代,如与同族异性或同姓分天下的文景之治、与异族分天下的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但是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有康乾盛世,都好景不长。主要是因为盛世产生的条件太严苛了,不仅需要多中心治理、制度化分权,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具有哲学思想的帝王。就这种体制而言,地方政权始终与中央政权处于并联状态,是一种内部高压,外部低压的状态,故经常出现战乱、削藩或者被藩国取代。

孔子在「礼记」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认为天下为公是最好的一种政治体制,无奈这种制度的实施在大道模式B中走入了困境,然后他们把这种理想转而转向寄托在天子及其统治集团的修养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秦制家天下」发挥「公天下」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吧!

五、王霸道B=有权威+单中心+郡县制+朕独尊(高压稳态政治)

从形式上看,王霸道B与霸道(秦制)的唯一区别就是是否拥有权威,即最高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法的真龙天子身份,历史上应用过此种体制的朝代有东汉、宋元明和中期唐朝等朝代。高压稳态政治的特点是扩张和专制都达到了顶点,并处于一种边际稳定状态,但是这种稳定状态是以牺牲活力为代价来保持大规模的统一,因此不可避免地掉入五个高压稳定怪圈和陷入「稳定悖论」,在作者看来,政治黑暗的元朝和腐败的明朝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旦走进五个高压稳定怪圈,帝国就会进入螺旋下行的轨道,即治理-战乱-分裂-统一,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力量便是蛮族的入侵,虽然鼎盛如唐朝,打败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三个民族中的两个——突厥和匈奴,后来终究还是被蒙古、契丹和女真族全部或者部分征服。战胜了,便会野蛮化,如秦朝;战败了,便会部落化,如满清。

                        路在何方?

「在当代条件下,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多中心治理,是优良政治(活力与稳定兼得)的必要条件——非多中心治理,要稳定必须牺牲活力,要活力必须牺牲稳定,所谓『一稳就死,一活就乱』是也;而民主与多中心治理,又互为必要条件——非民主的多中心治理,如果不是假的,就必然导致分裂;非多中心治理的民主,必然滑向专制」,以上叙述是这本书的结论,即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建立一个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结构的政治体制,「多中心」可以缓解过度中央集权带来的高压;「双主体法权」表现为基层政治个体「选票」和中央政治个体「席位」,分别为地方法权和中央法权,这种体制对于治理大规模国家,既有减压功能(通过多中心治理),也有均压功能(通过分层授权)。

我以为,作者在本书中「公天下」是一种牢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其最高权力的更迭方式——禅让制,具有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迥异于我所理解西方的票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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