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

是白袍甘道夫的
2018-03-13 16:59:45

——人最悲剧的地方不是注定死亡的结局,而是凭着一种惯性,毫无知觉地活着。 “惯性”。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唯一能够从纷杂的心绪中提炼出来的词语。 万历皇帝不是末代皇帝,但却是一位与大明王朝走向衰败息息相关的皇帝。以至于在他漫长的执政和怠政年间后,朱由检也曾想过力挽狂澜,再励精图治,但所有的宏伟蓝图都在恶劣的惯性下,无处可施展。 其实《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对于这个时代的阐释,以及选取的人物、角度,都比较典型。罪魁祸首的万历皇帝,叱咤一时的张居正,空有形象却不受待见的海瑞,不瘟不火的申时行,被张事件牵连的一代名将戚继光,矛盾中死去的思想家李贽。 诚然,对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记述和批驳,再盖棺论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切都肇始于万历迎娶郑氏,这位年轻气盛,却不幸为君的人,第一次有了由心生的爱。或者更为概括地说,有了不是被人为(大臣)催生的情感。 与嘉靖不同,嘉靖不是一个任文臣摆布的皇帝。他有自己的反抗心绪,又有着统治的野心,再加上他确实优于常人的天资,他是一位“自动”的,而非“从动”的皇帝。即使是在嘉靖后期的统治中他沉溺于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他手中的王朝实质上也是在自己掌握之中的,换言之,嘉靖年间,明王朝并不是以“惯性”存在的。 然后我再浅读《万历十五年》,不难发现,即使万历在他早期通知中也表现出了想创造“万历之治”的决心和希望,但是他始终离不开或不能离开的,是张居正。他是被张约束在更加严格的框架里。如他在书法方面展现出了天赋,可被张首辅否认——“书法总是末节小枝。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 诸多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存天理灭人欲,而矛盾的种子早已埋下。 我们不妨戏说万历皇帝是被上了发条的人。在他因立储事件与群臣僵持多年,以消极怠政为反抗立长的陈规时,他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改变。相反,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制度的制约下,明王朝也只是在洪流中迷失方向的沧海一粟罢了。当中的学说很多诞生于大背景,经济、政治、思学也是催生的结果。 ——惯性。 体现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后代之首辅申时行身上。有人曾戏称他的行政方针是“和稀泥”。因为申时行已无力量去从根本推翻张的方式,只能凭看似消极的方法来对朝臣、朝政“善后”,也是万幸,因为惯性,明王朝在皇帝陛下不理政事的几十年滑落得稍微缓慢,在大将相继离世后,也苟延残喘了很久。 惯性也体现在了思想方面。 黄仁宇先生选取的是李贽。 他游离于挣脱和稽古间。从他留于后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李贽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即——从心。但在大时代,奉朱熹为圣的时代,他的思想又矛盾百出。比如对寡妇守节的赞美和对他出入女性闺中批评言论的不予受理。自由和创新被圈禁在既有的教条中。他最后也成为了悲剧的代表。 然后我也不再深入下去,毕竟只粗读了一遍全书,前半部分读了两遍。但我认为此书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方面,就是让我在关上此书的那一刻马上想到了“惯性”一词。 因为我觉得惯性首先出现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看的时候,已认定了本书学术性之强,以至于让书中仅有的一点故事性都被弱化掉,所以看得不是很顺畅。这都是出于惯性——不自信,缺少自信力的惯性。我似乎在不停暗示自己“看不懂”、“看不进去”。 但合上书页时,我竟然有了头绪。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全书一直诟病的,我摘录的具有代表性的话: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衰,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改变……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收到限制” 这些也是与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相符合的,即——世界是物质世界,它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对立统一。 省略号前面的话出现在书中间部分,后面的话出现在末尾。 人最悲剧的地方不是注定死亡的结局,而是毫无自我意识,仅凭惯性推着前进,反映在行为上时还可拯救,但当这行为形成一种模式,并将人模式化,将思想模式化后,整个人将走向死亡。 而他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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