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和国社主义的神话

Amasia
2018-03-13 16:54:20

本文首发于 四季书评

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3286.html

围绕纳粹德国的讨论存在很多幻想和传说。作为“绝对恶”的符号和代表,各方都有动机投资符合自己认知立场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叙事。这既可以撇清罪责打击对手,同时有政治上的功效。然而这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解读也扭曲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什么是法西斯?什么是纳粹?是任何右翼民粹主义都具有法西斯特征,还是说纳粹主义反映了德国的特殊“民族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可以放在同一个“极权主义”范式中考察吗?纽伦堡审判已经过去70多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希特勒本人的研究已提供给我们足够多的证据和分析来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2018年世界面临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更清晰地洞彻显得愈发重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的论文集《希特勒与二十世纪德国》就是这类优秀史学书写的范例。本书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缘起、转型、掌权,希特勒元首体制的特点,以及希特勒个人特质都有精当与富有启发的论述,对澄清历来流行的种种扭曲和误解大有帮

...
显示全文

本文首发于 四季书评

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3286.html

围绕纳粹德国的讨论存在很多幻想和传说。作为“绝对恶”的符号和代表,各方都有动机投资符合自己认知立场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叙事。这既可以撇清罪责打击对手,同时有政治上的功效。然而这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解读也扭曲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什么是法西斯?什么是纳粹?是任何右翼民粹主义都具有法西斯特征,还是说纳粹主义反映了德国的特殊“民族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可以放在同一个“极权主义”范式中考察吗?纽伦堡审判已经过去70多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希特勒本人的研究已提供给我们足够多的证据和分析来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2018年世界面临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更清晰地洞彻显得愈发重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的论文集《希特勒与二十世纪德国》就是这类优秀史学书写的范例。本书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缘起、转型、掌权,希特勒元首体制的特点,以及希特勒个人特质都有精当与富有启发的论述,对澄清历来流行的种种扭曲和误解大有帮助,

魏玛宪制崩溃与纳粹上台互相独立

最为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认为,希特勒的上位是魏玛宪制与大众民主缺陷的直接体现,即所谓“民主选上希特勒”。这种理解并不限于对历史不甚了解的大众。二战后新生的联邦共和国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中针对魏玛宪法的缺陷设置了“自卫型民主”。它将魏玛共和国具有半总统制色彩的宪制更改为更纯粹的议会民主制,设置具有强硬司法审查权的宪法法院,更加强调基本权的不可侵犯性。作为在一战废墟上展开的具有实验精神的宪政实践,魏玛体制的确有着种种缺陷。不过,现代学者细致的考察则揭示出共和国崩溃背后更复杂的语境和因果。就简单的事实而言,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在导向德国走入灾难性的战争与犯罪上必不可少,但是魏玛体制的崩溃早于国社党与希特勒上台。自兴登堡大总统组成布吕宁等为首的“总统内阁”开始,德国总理与民选议会多数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德国最高统治当局不再对(不断变动和崩溃的)议会多数负责。与其说魏玛体制亡于希特勒,不如说希特勒及其党徒是共和国宪制垮台的受益者。在冯·巴本阴谋下成立的希特勒“民族集中内阁”无非是短命的总统内阁中的一个。那些促成希特勒上台的力量,同时也就是促成共和崩溃的力量。它们的能量远超一部有缺陷的民主宪法所能承担的极限。实际上,最为人所诟病的魏玛宪法缺陷——总统的行政立法权,也曾经在1923年帮助艾伯特稳定共和国内外交织的危机。脱离德国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单纯分析宪法条文是不充分的。不但魏玛宪法秩序的崩溃和纳粹上台是两个相关但却独立的现象,对这两个现象的分析也必须放在更广阔的背景和事实下进行。

种种促使民主垮台的力量中,最明显的就是德国社会针对《凡尔赛条约》的复仇主义心态。以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旧总参谋部和军人团体热衷于传播德国“并没有在军事上失败”的传说。凡尔赛秩序给德国施加的沉重赔偿义务,自然也无助于缓解德国人对盟军的仇恨情绪。基尔港水兵起义、斯巴达克斯派和自由军团的混战破坏了社会秩序。德国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接管有歇斯底里的恐惧,而1929年的大萧条给议会共和制的声誉以致命一击。这些因素无疑在国社党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但共和国同样撑过了1923年的超高通货膨胀和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杜威斯计划后德国赔款压力减少,1931年洛桑会议后更是事实上终止了德国的赔付义务。经济压力和民族怨恨是贯穿一战后德国的底色,却不是纳粹上台的充分要素。

纳粹起源于一场草根群众运动

莫姆森认为,有两个同样重大的要素对促进魏玛共和国的倒台有所“贡献”。其一,德意志国家传统对“政党”有着天然的敌视心态。德国政治阶层只把政党视作社会各团体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民主制度必然的组成部分。他们轻视政党对整合社会利益、形成政治意志、维护宪法运行的重要性,而痛恨政党制度下政治的破碎性、不稳定与“低效率”。加剧了这种反政党倾向的还有德国利益集团的独立性。不管是大工商业阶层还是民族保守主义的旧权力者。他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直接影响政治,而不必通过主要政党甚至议会。我们在美国政治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压力团体的利益在国会主要两大党中得到代表和体现。这固然一方面可理解为团体利益对政治的劫持,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政党政治对团体利益的驯化。压力团体透过自己在主要政党中的代表,将自己融合进强力政党的统一纲领中,而不是游离于正规的国会政治之外。魏玛主要传统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自己的主要阶级平台之外缺乏社会整合能力。中间派资产阶级政党与极右翼民族保守主义政党等而下之。战败后的德国虽被施加了严厉的控军义务。但是德意志国防军对政治的操弄和影响仍然没受到撼动。在兴登堡体制下,德国迫不及待地从政党民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回到威权的美好旧时光。第二个让共和国不堪重负的是经济体制上的不理智。魏玛宪法充满实验精神的加入了许多进步主义要素。例如劳资协调和经济统制。这些立法技术和设计上的不完善,让中央政府过多涉及经济社会运转与微观管理。经济危机更是让政府责任和职能迅速膨胀,以至商品的价格、工资的增减都要在政府的办公桌上解决。当外忧内患的共和国政府无力处理纷杂的劳资关系和社会经济管理时,其声誉和支持度也就逐渐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希特勒和国社党人就在这一片狼藉中上台。保罗·兴登堡大总统对这个巴伐利亚崛起的小胡子充满疑惑,但是冯·巴本欺骗他说天主教中央党同意加入即将成立的“民族集中内阁”。右翼的国家保守主义者认为希特勒是个可以被他们玩弄于鼓掌间的傀儡。他们保证说,希特勒内阁将是一届团结、成功的政府。兴登堡最终不情愿地在1933年1月30日签署将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总理的命令。然而此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其实面临着选举大失败的危险。如果不是国会纵火案后冲锋队对非国社主义政党的大清洗,1933年3月5日的选举很可能以希特勒政权的烟消云散为终点。希特勒及其“元首体制”向来和193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一起被视作所谓“极权主义政体”最纯粹和典型的两个范例。但即便是斯大林的苏联也没有真的实现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总体一致。元首制下的德国,更是远比后人加诸给他的神话和他们自己的自吹自擂来得脆弱。归根结底,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起家自对魏玛宪法广泛不满的一场草根群众运动,而布尔什维克则有着明确纲领、铁的纪律,以及在沙皇迫害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纳粹极权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同

作为政治演讲和气氛烘托大师的希特勒和管理狂斯大林不同,只有在群众集会和政治演讲中才能找到他的舒适区。第三帝国政治的观察家们对其国策最好的观察点不是已经形同虚设的议会和基本不再运作的总理府,而是希特勒无休无止的公共演讲与群众集会。几乎所有重大政策都是首先在希特勒的讲话中披露给公众的。元首的邪恶天才抓住了收音机和大众传媒时代政治技术的新发展。在他的改造下,国家社会主义党既不是代表某特定社会阶层的传统德国政党,也不是英美传统中的政治机关与平台,而是围绕他个人崇拜所组织起来的、结构松散的动员和宣传机器。只要能动员起群众,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容纳各种流行的口号和似是而非的名词,而不管其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国社党的“二十五条纲领”是一坨集合了各种左右翼陈词滥调的大杂烩,既强调“纯血统的种族共同体”,也痛斥大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可以完美地应对不同的群众和选民团体,却不必承担将口号实质化为具体政策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正典”和完整的理论生产,但除了模糊的激情、冲动和仇恨,没什么人说得清国家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因此,国社党人和希特勒可以短暂地通过政治动员把十分异质的选民团体结合起来,在1932年的选举中拿到相当可观的选票。工人、小店主、农民、心怀不满的前军人,都是希特勒的听众。但是和任何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运动一样,选举上的成功也意味着这一不稳定的选民团体开始迅速瓦解。国社党无力将他动员起的多数形成一个稳定的执政平台。希特勒本人也十分抗拒让他的党有任何实质性左右站队。在国防军和保守派的合作下,希特勒清洗了冲锋队的罗姆与党内竞争者施特莱瑟兄弟。他们代表了党内有更加的系统思想并试图通过组织建设把党建设为真正政治平台的“左翼”。随着这次清洗,纳粹党成为更加空虚的存在,只能依附希特勒个人存在。

元首本人对党的组织建设毫无兴趣。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建国的斗争中,通过党的机构重建了旧俄罗斯帝国解体的中央权威。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党就只是德意志国家机器上的寄生虫。第三帝国的存亡严重依赖既有的国家机器。作为政客的希特勒毋宁说是保守、胆怯和漫不经内心的。到1937年为止,德国的几个重要部长职位都还是由沙赫特这样的非党派人士把持。尽管有马丁·鲍曼整理党务,希特勒拒绝创制层级化的国社党中央机关。他也反对建立元首职位的“选举机构”,以在他不能执政时实现权力交接。国社党成员通过在公务员系统内部获得职位攫取权力,而基本和其党内职务无关。希特勒几乎解散了所有党的正规制度,将政治事务委给亲信和地区党部头目,并放任下属互相竞争。这让大量只对元首负责的平行机构不断繁殖,进一步恶化了第三帝国混乱的政治秩序,形成一种诡异的“封建化”。相反,布尔什维克则是一个有着正规升迁和特权机制,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的庞大机器。即便在斯大林个人权势最为强盛的时刻,他的权力也仍然倚靠对党的正式职务和正式机构的掌握。在国家机构无法控制的东欧被占领区,国社党人的疯狂嗜血得到彻底的释放。无法被正常的政治秩序吸收的政治冲动以战争暴行的方式排泄。“最终解决”战略一步步的激进、极端化,正是在乌克兰和波兰的大地上零星、个别萌发,再通过希特勒本人的肯认与扩散形成恶毒的循环。这和斯大林对“大清洗”自上而下收放自如的控制形成另一重鲜明的对比。

德国精英更多的道德责任

对国家社会主义更细致精确的描述虽然不能减轻其罪恶,但却揭露了德国精英更多的道德责任。国社党的“一体化”与其说代表了党对国家的吸收,不如说是国家解散了党。希特勒有意识的与具体决策与执行机关拉开距离,只挑选尽可能不得罪人的政策选项。甚至连1934年的“长刀之夜”,也是他在戈林和国防军的压力下不情不愿采取的。德国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国防军领导层、逃避自己政治和道义责任的公务员们……在他们可以切实地抵抗希特勒影响的时候,却醉心于他对工人权力的剥夺、对德国再武装计划的支持、对凡尔赛体系不流血的颠覆。希特勒的战争离不开国防军的支持,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享有相当自主性的。德国引以为豪的公务员系统虽然暂时保住了秩序,却在元首及其同伙的干扰下逐渐陷入解体和道德破产的境地。代替兢兢业业公务员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极权体制”,而是各自为政的小团体和无穷无尽的政治倾轧与混乱。在战争局势和派系竞争的激化下,国家社会主义的暴行逐渐升级,不再有任何顾忌。当保守主义者们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归于失败,国防军也不能组织起对他的抵抗了。任何以体面投降避免德国彻底毁灭的机会都不再存在——第三帝国最后几个月的疯狂见证了希特勒和国社党人最终的虚无主义与自毁冲动。■


本文写作也参考了 Yoram Gorlizki and Hans Mommsen, “The Political (Dis)Orders of Stalin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Beyond Totalitarianism: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14
2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1)

添加回应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的更多书评

推荐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正在热议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