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注要义 诗注要义 8.6分

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读。——要义小识

NADPH
2018-03-13 15:11:28

诗注要义在要义

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本书最原始的部分当是由作者《沚斋丛稿》中讲义"纠谬"一节扩充而来的"要义篇"。而书中之"指瑕篇"则为作者作文的"数据支持"。观本书之分篇,起首的"要义篇"有200页之多,而末尾的"指瑕篇"也有100来页。中间的三篇"简史篇"、"评论篇"、"体式篇"每种都不及60页,且读起来比不得首篇精彩,有祭獭之嫌。作者不如将此三篇再精炼,悉数列入"要义篇",文体将会均衡很多。而读者读此书,可以多注意首篇"要义篇",之后的篇章可大略翻读,以备查阅。

保守的允正与牴牾

在西方文艺批评大行其道的时候,陈先生此书无疑是保守的。且看本书书名,以及篇章目录,就可略知本书风格之传统。一些人常常把保守当成贬义,以我的想法"保守""激进"无非是指导方法,文章作出来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一些书看似理论先进,其实是个"银样镴枪头"。而如本书常引用之《谈艺录》,读起来如札记一般,但却实在得很。从前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查资料时总看到老钱之一二言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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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注要义在要义

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本书最原始的部分当是由作者《沚斋丛稿》中讲义"纠谬"一节扩充而来的"要义篇"。而书中之"指瑕篇"则为作者作文的"数据支持"。观本书之分篇,起首的"要义篇"有200页之多,而末尾的"指瑕篇"也有100来页。中间的三篇"简史篇"、"评论篇"、"体式篇"每种都不及60页,且读起来比不得首篇精彩,有祭獭之嫌。作者不如将此三篇再精炼,悉数列入"要义篇",文体将会均衡很多。而读者读此书,可以多注意首篇"要义篇",之后的篇章可大略翻读,以备查阅。

保守的允正与牴牾

在西方文艺批评大行其道的时候,陈先生此书无疑是保守的。且看本书书名,以及篇章目录,就可略知本书风格之传统。一些人常常把保守当成贬义,以我的想法"保守""激进"无非是指导方法,文章作出来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一些书看似理论先进,其实是个"银样镴枪头"。而如本书常引用之《谈艺录》,读起来如札记一般,但却实在得很。从前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查资料时总看到老钱之一二言被后人敷衍成一篇论文的。体例之保守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读起来还容易"文从字顺"一些。而且陈先生此书虽然保守,但却不狂妄。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师"读古书"走火入魔","出口气即为圣人言",好似古今的学者全不如自己,只有自己玩的"三坟五典"、蓍草龟壳才是正宗。"大师"们乐衷于建立自己的流派,意欲"流芳百世"。而陈先生一开始就在书中这样说道:

在詩歌注釋方面,要重構新的解釋體系,本人無此素養與能力,在本書中,祇能"集百家之言",仰仗前賢所立之論,損益折衷,取得共識,以期復原中國傳統的理論和方法,

可见陈先生之保守之中正。另外,陈先生也为自己的保守说明了缘由。作者说:

林林總總的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對研究者來說,也許是有用的,有意義的,但對中國古典詩歌本質性的理解,卻總隔一塵,甚至無濟於事。

言下之意,为什么要用传统手法?自然因为新的手法不贴切。中国诗人从前都是用"旧方法"来作诗,那么要研究诗人之作诗,自然也是"旧方法"最为贴切。这一点,在当下恐怕多为"新派"学者所讥,陈先生也解释了为何会有"旧不如新"的思维,书中写道:

當代的古典詩歌理論家喜追求“新意”,另闢蹊徑,盡量尋找新的角度,不受傳統評價左右,衹有這樣,纔有可能生存下去;而注家,則應努力發掘“舊意”,注釋如積薪般叠加,所謂後來居上者會更偏離了原來的起點。在今天,保守,也許就是最好的創新,然而在這個“遠離原始語言的時代”(福柯語),在虚妄的創新衝動中,在考核制度的壓力下,要守成,還需很大的勇氣。

可以看到,注释这一学问是比较适合守成的。所以诗注以守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不可斥之落伍。当然,因为陈先生的保守观点,所以思维与方法就会产生偏差。譬如陈先生常常提到"诗心",认为需要诗人才能作诗注,他这样批评没有诗心的饱学之士:

古來不少專家學者,極其聰明,讀書也多,自身所具的條件似乎甚好,但偏偏就缺乏“詩心”,缺乏審美的能力,對詩歌不敏感,無法領悟獨特的詩性語言,無法判断其文辭的優劣美惡,可稱之爲“詩盲”,而這些缺乏想象力的飽學之士偏偏又去研究、注釋诗歌,强作解人,其效果可想而知矣。這真是既無奈又難以说得清楚的問题,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

作为一个保守者,陈先生对于"诗心"很是重视,理论上说,没有了"诗心"注诗就不好。然而"诗心"这种东西如"镜花水月"过于主观,按理工科的思维叫做"难以量化"。为着传统的尊严,在理论上陈先生必须讲求"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要讲求"以意逆志",书中提到:

真正的“詩”, 好詩,在行家眼中,是作不了偽的。

很显然,这里诗的好坏凭的是意志。而且是行家的意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本书,我们会发现虽然在意识上作者讲求这种高级的"意志",但是实际操作时却重视客观的东西了。比如作者举例张舜徽对李善《文选注》的评论"都是博引繁徵,考訂精覈,但錄實證,絕少空言"。我们自然知道"录实证"基本上要靠苦功夫,而非"以意逆志"就可以想出来的。而且作者还这样强调过:

真正好的注釋,也許不必完全"說破",盡發詩中的意藴,而是誘導、啟發讀者進入詩中,親自去解悟其意旨。

注释既然不需要说破,其实是"诗心"对客观诗注的一种妥协。在比如说陈先生在"释意章第三"中讲解了"言内意"、"言外意"和"象外意"种种。"象外意"最难,作者甚至认为:

詩中的"象",若有若無,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甚至是神秘的,亦不等同於客觀世界中的具象,執象而求,咫尺千里,不理解這一點,就讀不懂詩,更寫不出好詩。

我们要注意,陈先生的"诗心"的高标常常是给写诗者设的。而注释者面对这三个意时,陈先生认为:

注釋,要明確解釋詩人的"言內意",盡可能揭示詩人的"言外意";回避詩歌的"象外意",不應過度闡釋而演繹出各種詩中本無的"意外意"。

说到底,注释者需要的还是老老实实做研究,梳文栉字。像陈先生在一开始提到的"注家难得"。其实我觉得对于诗歌注释者选择的成功与否,主要是一种事后的评判。认真校注者,虽然无大功,但也可以无大过矣。而诗能给读者什么启发,就是读者之事了。其实对于注释者的修养,作者有言精要:

切勿自恃聰明,不屑學古;冥行擿埴,必無所成。

陈先生其他也多次提到注释者需要的老老实实的态度,此处不赘。对于注释者而言,客观用功的作用总体是超过了诗心的。陈先生对于实操时能多做实在的方法论,我以为他是一个允正的保守者。

保守的创新

虽然陈先生认为自己是"述而不作",但是我却看到陈先生也确实有"作"。而且陈先生总结出的一些方法论比前人的更清晰,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比如我一直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诗在写完之后,是否还能求得原意?甚至作者是否能求得原意。(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诗是否应当脱离得看?")陈先生很平实得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即使詩人自己,事隔多年之後,要重檢當時具體情事,恐亦多已淡忘。本人喜好作詩填詞,最怕的是別人要求講解己作,曾有學生持我數十年前所寫的詩詞詢問,是否有什麼"微言大義"在焉。我執卷重讀,有如夢影波痕,茫然悵然,無言以答,也就祇能一笑而已。因為自己有時也無法明確其中的"原意",這在他人看來是不合情理的,但我相信,每個真正的詩人詞人都會同此感受。

作者还假设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設想有一天,發現了李商隱自注的手稿,每首詩的本事及寓意都一一說清楚,或如張采田《李義山詩辨正》所猜測的那樣,那真是所有讀者及研究者都不願看到的。

另外,陈先生还细致地分析了读者心中诗人形象的形成,其实也可看作是读者心中诗的形象的形成。引书于下:

在讀者心目中的詩人形象,是由"詩中人"的形象加上典籍中的紀傳志狀的記載、同時代人及後世對其人的評價、歷代讀者對其詩的理解和評價這幾個因素所構成的。讀者,包括注家,往往把現實中的詩人、自己心目中的詩人形象和"詩中人"這三者等同起來,以為"言為心聲","詩"即其人,以為在詩中所體現到的"詩中人"就是真實的詩人自己,知其人則可以逆其志。

所以说,诗词之注释不可能完全解读所谓"本意","我注六经"难免"六经注我",如有洁癖一般,追求完美的原意实不可取。当然原意不可全求,不意味着可以全然放弃"知人论世"。所谓"执两用中"方是中正。窃以为陈先生于此道之把握很好,所以即使如"伪诗"这种毛刺,他也作出了很好的评价:

偶然寫詩作僞以欺世,或有可能,但不可能長期甚至一輩子寫詩都在作僞自欺。真正的“詩”,好詩,在行家眼中,是作不了僞的。又如清末詩人樊增祥,私生活尚稱嚴謹,旁無姬侍,而性耽綺語,好作艷詩,故有“樊美人”之稱;汪精衛晚節不終,然其爲革命者时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頭”之句,樊、汪之詩,皆當时性情之作,恐非作僞。或有詩家,詩詞陳義甚高,沖澹清遠,迥出凡塵,而其人卻頗好名利,是以社含上嘖有煩言,但我相信他那些被認爲是作僞的詩也可能是真心的,那是诗人希望達到而實際上未能達到的理想之聖域,如陳衍《何心與诗敘》所云:“吾嘗謂詩者,荒寒之道,無當於利禄,肯與周旋,必其人賢者也。”此外,當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之日,诗人出於種種原因,或有違心之作,寅不得已而爲之者,當非有意作僞,後世亦應察而諒之。

我想这些论述,古人常常会避而不谈,或者多为偏激。陈先生执论可谓一种公允的创新了。除了这些分析,陈先生对于典故如何加注也是有所创新。陈先生构拟了如下的标准:

注典故應注多少層次,宜有最基本的準則:
一、注出最早之典。即使最早之典不是最切詩意的,在注本中,尤其是詳注本中,不應略去。
二、注出最切之典。
三、注出直接所從出之典,即"父典"。
四、典故層累積淀,即所謂"歷古人六七作者"者,則須視具體情況,選擇有關者一二出注,不必全部羅列。
五、後人詩作中從出襲用之典,一般不須出注。

此论看似平凡,其实用功颇深,道明了古人用典的路数。陈先生还用蜘蛛网做了比喻:

好比一個蜘蛛網,一個典故,就是網上蛛絲的交會點,它引伸來有許多網絲,許多交會點,觸一點則全網動,一個典故會牽涉到一個典故群。要注出一個典故往往先要弄通許多相關的典故,這是所有注家都不能回避的難題。

从前我在读各种笺注本诗词时,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一些注释者能注到"无一字无来处",那么有没有可能作者在作诗的时候,只是正好意通古人,而不是用了古人的典。要知道诗词的数量越到后期,越是汗牛充栋,"撞衫"实在难免。如今看来,如果可以认真按照陈先生构拟的程序,撞衫之误会应该会下降很多。陈先生如此细密地阐释了诗词注释用典的各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其中一些情况古人只有只言片语。所以他的分析当为创新矣。(按,可参见"用事章第六"等章)

"欲用还休"的计算机检索

陈先生对于检索这种"洪水猛兽"的态度实在是很有意思。在一段对注释地位和考核体制的感叹中,陈先生就小小黑了一下检索:

注釋之學,在某些當代學者眼中,不是"科學",治詩詞者亦有認爲箋注是雕蟲小技,僅翻書摘錄、檢索電腦而已,非"學術研究",故不屑爲之。……近年高校形成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機制,在種種功令禁格中,箋注之作甚至不算是所謂的"科研成果",一個注本的"得分"往往不如一篇論文,這使得不少有志於此道的中青年學者感到喪氣,望而卻步。

另外还有一处对当代学者基本功不踏实的批评时也提到了检索:

近百年來,西風東漸,新派學者每强調“理解”而輕視記憶,“反對死記硬背”一語已成爲不誦讀的口實,更無人願意費時間花硬功夫去記誦文本。如今處於電子化時代,人們迷失在過量的信息中,而不是沈潛於學海書山裹;破碎混亂的材料取代了完整系統的知識,“專家”取代了通人。學者們成爲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裝配工”,束書不觀,按鍵檢索,都以西方的學術生產模式去製作論文了。

还有一处对注释之误的分析,也提到了检索:

當代學者作注釋,普遍使用電腦檢索,往往把檢索中連在一起的兩個字詞誤認為一個詞。

最后,在"引用章第七"中,陈先生对检索进行了总分析:

不過,今人對古籍進行注釋,其實也有比古人優越的條件:一、资料豐富。當代國内外各大型的公私圖書館,典藏大量珍贵的文獻,古本、善本、珍本、稿本,古時一般讀書人所不易得见的,如今都成了“天下之公器”,每一位研究人员都可以有機會接觸、閱讀;二、工具書齊備。古代重要的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如今都已整理或影印出版。此外,新編的高質量的工具書,如《辭源》、《漢語大詞典》、《故訓彙纂》等以及各類型的索引,都成爲研究人员手頭必備的書籍;三、現代化檢索方便。當代咨詢發達,通過電腦互聯網,可以迅速檢索到有關的資料,一些大型的古文獻資料已經建成,《四庫全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全唐詩、全宋詞等,也都製成電子文本,並有檢索功能;如“國學寶典”之類的網站,更可檢索到千餘種典籍,極便學者。網絡、電腦,好比超大型的類書,使用尤爲方便,當代學者甚至放棄了傅统的類書,径直從因特網檢索下載,更不必說去翻檢原書了。以目前的情況看来,電子文件中的錯漏似乎不下古代的類書,祇要稍留意近年出版書籍中的引文即可知道,出版社的編輯和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答辯委員恐怕是最熟悉這一情況的人群了。程千帆云:“電腦可以代替記誦之學,事不盡然。對於用翻書來代替讀書的人,自然是如此。如果將古今傑作反復鑽研,使其精神命脈,溶於骨髓,則非反復涵潤不可。這決不是機器可以代替的。杜甫即使有毫無錯誤的軟盤,也達不到所說的‘熟精文選理’的境界。”程氏之論,也值得當代學者深思。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保守学者对检索浓浓的醋意,所谓"欲用还休"。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看到过"管锥编"vs"谷歌编"的评论。还有如机器玩围棋玩不过人的言论在从前更是普遍。使用机器谨慎是好事儿,但是万不可把机器当成怪物。保守者对新技术的缺点总是有较深刻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又因为对技术的全盘否定而变得隔靴搔痒。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机器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改正缺点。譬如最开始的检索,只能搜到连续的字。比如"推敲"一词,我们都知道是贾岛的一个故事的凝结,原句里只有"始欲着推字又欲作敲字炼之未定","推"和"敲"字没有连在一起。那么最早的一类机器就难以检索到推敲的原典。而后,检索有了跨句的能力,譬如我检索"微阳 远烧",就可以检出"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的原句。这可以说是检索的一个进步。而到如今的AI技术又是更上一层楼。譬如伏尼契手稿从前被认为是天书,但是AI研究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文本,这是用380种不同的语言编写而成,试图找到模式。经过这一步的训练,AI分析手稿的乱码文字,得出的结论是,文字(伏尼契手稿上的)很可能是用经过编码的希伯来语写成的。这种机器学习的能力就已经远超过去枚举法的检索,甚至比人的能力还强了。如果保守者能多给检索提意见使检索的缺点得到改善,那么相信谷歌追上钱钟书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深刻意思到检索的一个必然的缺点,那就是你的视野决定了检索的视野。检索是发现性的工作,而创新性的工作就不是检索可以干的了。要发现好的课题,在目前还需要人类多看书多实践进而看到新的东西。(补:搜索是被动的;系统会对您的查询做出反应。人工智能,如果得到适当的训练和实施,是积极主动的。)

陈先生还提到的"以目前的情況看来,電子文件中的錯漏似乎不下古代的類書"。这一点我觉得中华书局的经验值得搞古籍数据库的学习。这些年中华书局出了一个"中华经典古籍库",这个数据库在做的时候的特色就是优质的内容。这个库在制作的时候不但有计算机技术人员进行输入,还有汉语学科的编辑进行校订,保证了库里文本的准确性(电子版本的底本都是书局以前的校点成果),所以这个库虽然数量上没有其他的一些数据库巨大,但是可以直接引用,符合学术规范。

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好工具的操作才是正道,对于新工具我们可持开放的态度。了解其优缺点而为我们所用。

可注不可注

注释之难,还在注释的取舍。陈先生认为"注家必須辨明,哪些詞語必須注,哪些可注可不注,哪些須詳注或簡注,哪些不須注。"他还引钱钟书的话"不須注而加注,是贅綴也;既加注而不遍,是掛漏也。"而实际操作时,陈先生提出了更谨慎的做法:

注家作注,必先假定詩中"無一字無來處",窮搜群籍,纔有可能避免失注。

窃以为注者在搜罗材料时自然要"穷搜群籍",但是在诗词注本成书时,却要有取舍。对搜集的材料有所割爱。否则文本就过于臃肿了(譬如许逸民的《酉阳杂俎校笺》就是注的过多了)。陈先生虽然说要有所取舍,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好用的方法来。这方面,我觉得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所用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杨绛在《钱钟书与围城》中曾这样说道: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通过几个读者来判定注本当注什么,虽然麻烦一些,但是取得的效果肯定会比自己判断好不少。

余论

要义篇中还有诸多细节之处值得阅读,有待读者读原书。我觉得此书不但可使学注诗者可有所得,学诗者亦可学到不少诗法的三昧(从上文我们就可以看到本书有不少对于写诗的方法论)。且总体上陈先生写的要义篇十分绵密,一章中既有章法,又懂得曲径通幽的道理。时对体制学风有所针砭;时又指东打西,暗喻褒贬。希翼后人可多玩味此书,做出更好的诗歌注释来,则为学林之幸。

以几个摘句作结:

三十多年前,本人選注《康有爲詩文選》一書,當讀到《送門人梁啟超任甫入京》詩"悲憫心難已,蒼生疾苦多"二句時,想起剛經歷過一場淪肌浹髓的彌天浩劫,不禁心魂悸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了一些今人注本、譯本,如所謂"法家"的劉禹錫、龔自珍等的選本,爲迎合當時政治需要,注釋者以"古爲今用"爲名,不惜歪曲原意,厚誣古人,以達某種目的,這樣的穿鑿,實際上是一種"詮釋暴力"。
不須說到唐宋元明清的陳年舊事,在信息論閉塞或被封鎖的時代,一些重大事件,甫隔數十年,已被遺忘或歪曲,當時之心,亦掩蔽於重重迷霧之中,如今相距一二十年,已有"代溝",何況相去千百年的古人呢!
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自然也有許多本民族的歷史典故。沒有一個國家不珍惜這些文化遺產,更沒有一個政權敢於去漠視或毀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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