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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使美期間詩歌是否為「補作」之調查

timelover
2018-03-13 06:05:33

1、據錢仲聯以及及吳天任兩位先生所作「年譜」,黃遵憲使美的具體起訖時間當為:光緒八年(1882)二月二十八日(由『海行雜感小引』推得)——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十二日(由『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推得)。亦即,黃遵憲是在35歲至38歲之間擔任了舊金山總領事一職。那麼,在通行的錢箋本中,介於上述兩詩之間的詩作,應被通常視作是黃遵憲使美期間所作,分列於下:『逐客篇』、『紀事』、『馮將軍歌』、『九姓漁船曲』、『感懷』(所補)。又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編定的『人境廬集外詩輯』一書,則在此時間段的詩作尚還有以下兩篇:『朝鮮嘆』(從『飲冰室詩話』擇出)、『越南篇』(同上)。

2、《人境廬詩草》的具體篇目及順序由黃遵憲本人親自編訂,故而,辛亥日本印本,高崇信、尤炳圻印本,黃能立印本,錢仲聯箋本的篇目及順序皆依作者最後編訂之原意。之所以會有「補作」一說,其源頭起自由周作人先生購得、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四卷「手抄本」。周認為此本是後來通行的《人境廬詩草》的前六卷的初稿本,且大致斷定,此本似應編訂于光緒十七年(1891)使英任上(《人境廬詩草》,《逸經》第二十五期)。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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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錢仲聯以及及吳天任兩位先生所作「年譜」,黃遵憲使美的具體起訖時間當為:光緒八年(1882)二月二十八日(由『海行雜感小引』推得)——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十二日(由『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推得)。亦即,黃遵憲是在35歲至38歲之間擔任了舊金山總領事一職。那麼,在通行的錢箋本中,介於上述兩詩之間的詩作,應被通常視作是黃遵憲使美期間所作,分列於下:『逐客篇』、『紀事』、『馮將軍歌』、『九姓漁船曲』、『感懷』(所補)。又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編定的『人境廬集外詩輯』一書,則在此時間段的詩作尚還有以下兩篇:『朝鮮嘆』(從『飲冰室詩話』擇出)、『越南篇』(同上)。

2、《人境廬詩草》的具體篇目及順序由黃遵憲本人親自編訂,故而,辛亥日本印本,高崇信、尤炳圻印本,黃能立印本,錢仲聯箋本的篇目及順序皆依作者最後編訂之原意。之所以會有「補作」一說,其源頭起自由周作人先生購得、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四卷「手抄本」。周認為此本是後來通行的《人境廬詩草》的前六卷的初稿本,且大致斷定,此本似應編訂于光緒十七年(1891)使英任上(《人境廬詩草》,《逸經》第二十五期)。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編定的『人境廬集外詩輯』一書即收錄了此「手抄本」有而通行本刪削掉的部分,并隨書附上四卷「手抄本」的目錄。比對這一目錄,確實不見通行本的上述五首詩(當然也不見『飲冰室詩話』所存的兩首詩)。周作人並未肯定地說這些詩就是後來「補作」的,他在文中的原話是:「還有好些有名的詠日本事物的詩……抄本里也都沒有,難道是後來補作的麼,還是當初忘記編入,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法子解決,現在只好存疑」。錢仲聯在『夢苕庵詩話』中也曾詳論及此抄本,其措辭一如周作人之曖昧:「……抄本轉不載,疑是後來所補作也」,卻不曾提及「忘記編入」這一可能(當然,還有「有意刪削」的可能)。故而,據此來看,關於黃遵憲使美期間的詩歌創作,我們雖不能定其有,但也不武斷地疑其無。

3、黃遵憲以詩紀事、紀史,使美三年期間,不可能無一首詩歌之創作。『人境廬詩草』光緒十七年自序中曾言:「……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三載歲月,黃歷事頗稠,不大可能無詩文以記錄的。如赴美前所作『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海行雜感』,離美后所作『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歸過日本誌感』等,旅途瑣事皆能入詩,新大陸之耳聞目見、平地波瀾反不見錄,誠為咄咄怪事。又,從掌握資料來看,舊金山總領館的公務確乎煩劇,影響了『日本國志』的成書進度。如『日本國志敘』所言:「朝夕編輯,甫創藁本,復奉命充美國總領事官。政務靡密,無暇卒業,蓋幾幾乎中輟矣」。但畢竟詩歌與「國志」的規模有小大之別,不能以此來證明在此期間「黃無任何詩歌之創作」或「黃此期詩歌都是後來補作」。至於,「黃遵憲在美寫有詩歌底稿而未廣泛流布」,當然是有這個可能的,但是,「黃遵憲在美寫有詩歌,且廣泛流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七九』(成書于1902-1907間)中所存錄的『朝鮮嘆』一詩(梁標此詩為光緒癸未作,指明是二十一年前,即黃遵憲使美期間作品,則梁啟超此條詩話作于1904年),既不見於四卷「手抄本」,亦不見於通行諸本,考慮到梁在詩話「三二」則里所言「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的情況,「廣泛流布」並非不可能。

4、竊以為,造成「黃遵憲使美作品全是後來補作」印象的原因,在於錢仲聯先生『箋注』中注釋的「誤導」。在其為『逐客篇』、『紀事』、『馮將軍歌』、『九姓漁船曲』、『感懷』五首詩所作的題解中,前四首都寫作「抄本無此詩,蓋後來補作」。讀者倘不留意「蓋」字所蘊涵的猶疑之意的話,則很容易以為「後來補作」是言之鑿鑿的定論——這種「以為」也恰恰違背了錢先生的本意。例如,在『夢苕庵詩話』論及『越南篇』一詩時,錢引黃遵憲弟黃遵庚之語「未知抄時漏去,或自行刪去,不敢決」,以及錢斷定「此詩指斥高宗,詞甚激烈,故先生最後定本,毅然刪去以免賈禍,未必是漏去也」,據此可知:錢先生很清楚,黃編刪其詩,常自有考量,且有不可預知的漏舛,最後定本尚如此,四卷「手抄本」亦大概如此。換言之,錢先生基本上是不可能以四卷「手抄本」之所無,推斷黃在美期間創作之所無的,否則,『詩話』豈不是與『箋注』自相矛盾了麼。另提一點,聊備參考:黃之母親歿于光緒癸未(1883)正月初十,彼時黃正在美國任上,獲知此消息后他悲痛欲絕,曾與其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說過「僕造家鞠兇,去年之春,忽傾慈蔭。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或牽或挽,不得遽歸。而自遭此變后,心情抑鬱,冷如死灰。筆硯之事,大都損棄……」(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 致宮島誠一郎函),『感懷』一詩即為其母事作,至親離去之悲痛,于情于理,固不容「數年之後」而「補作」也。或鑒於此,錢先生為『感懷』所作的題解與前四首稍有差異,曰「鈔本無此詩,蓋後來所補」,先有詩作而后「補入」意也。

5、要言之,「補作」一說僅為周氏或然之語,並無確然之實;而錢仲聯『箋注』沿襲周氏之舊說,除依據四卷「手抄本」外,亦無其他稀見材料坐實「補作」之說,「蓋」字本漫漶曖昧,用於題解或稍顯草率,然不料竟演成誤解。詩人自訂詩稿,刪削本為常事,手抄謄錄,缺漏也因人而異(即如周作人所獲四卷「手抄本」,也只鑒定出書籤篆文「人境廬詩草」為黃公度手筆,尚不能確定抄者何人、何時抄寫、依據何本)。四卷「手抄本」只能算是公度詩眾多流布版本之一,不能僅以此一編斷定黃使美期間詩之有無,否則就有以偏概全之誤。而集外拾遺,正是我們這些後來者的用力之處: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三二』所載黃之語「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可知公度使美期間所作之詩應遺失不少;又『飲冰室詩話·二九』所言「不知何處得其副本」,以及『三二』所言「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可知人境廬詩刊刻前抄写版本眾多。行筆至此,不禁渴望獲知先生您所見稀有資料的內容,乞望來信告知一二。

6、另,在尋找「補作」資料的時候,我發現施吉瑞師似乎也持黃遵憲使美三年期間無詩歌創作的看法。在『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孫洛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自作注釋(「青年詩人」一節,注50)中,施師以為「黃遵憲似乎有習慣在晚些時候再追述早年發生的事件,並把這些作品插入到『人境廬詩草』最後版本的合適位置上,所謂合適位置,就是黃自己認為的應該寫作這些詩歌的時間」,這應該是對周作人以及錢仲聯先生「曖昧」說法的極大「誤解」;在如此「誤解」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對於黃遵憲的很多詩歌很難去追溯其創作時間」,以及判定像『大獄四首』之類的詩歌「在抄本中沒有出現就意味著它是1891年之後的作品」,則稍稍顯得離譜了。我手頭無此書的英文原版,不知是否是翻譯的問題。

7、又另,在上述提及的注裡邊,施吉瑞師似欲指出錢萼孫(仲聯)將周作人發表在『逸經』25期的文章錯誤地歸於「周遐壽」的名下,立論依據是 Howard L. Boorman 的《民國人名字典》,而沒有意識到「周遐壽」正是周作人的曾用「字」。據『周遐壽名字的出處』(載『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一文,其典出《詩·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名」、「字」同出一源,49年後周作人曾用「周遐壽」之名在大陸出版了若干書物。以上兩點,希望來日能與施師進一步研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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