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不差│杨玉环入宫时是不是处女,这本书里有定论

张不差
2018-03-12 20:32:46
提起白居易的《长恨歌》,你一定非常熟悉。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意思是说,唐玄宗偏爱美色,当上皇帝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美女,但都一无所获。杨家有个女儿刚刚长大,十分娇艳,养在深闺中,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天生丽质、倾国倾城让她很难埋没世间,果然没多久她便成了唐玄宗身边的一个妃嫔。她回眸一笑时,千姿百态、娇媚横生;六宫妃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

一千多年来,数不清的人朗诵这首诗,欣赏这首诗,研究这首诗,对它的艺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理解却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它是讽刺帝王荒淫误国的作品;有人认为它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赞扬;还有人认为这首诗具有双重性,既有政治上的讽喻,又有爱情上的歌颂和同情,在主题思想上是矛盾的。

不管你持有哪一种观点,所有人都不否认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全诗一百二十句,在诗人白居易的笔下,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物内心深处回环往复的复杂情感,被誉为“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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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白居易的《长恨歌》,你一定非常熟悉。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意思是说,唐玄宗偏爱美色,当上皇帝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美女,但都一无所获。杨家有个女儿刚刚长大,十分娇艳,养在深闺中,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天生丽质、倾国倾城让她很难埋没世间,果然没多久她便成了唐玄宗身边的一个妃嫔。她回眸一笑时,千姿百态、娇媚横生;六宫妃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

一千多年来,数不清的人朗诵这首诗,欣赏这首诗,研究这首诗,对它的艺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理解却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它是讽刺帝王荒淫误国的作品;有人认为它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赞扬;还有人认为这首诗具有双重性,既有政治上的讽喻,又有爱情上的歌颂和同情,在主题思想上是矛盾的。

不管你持有哪一种观点,所有人都不否认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全诗一百二十句,在诗人白居易的笔下,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物内心深处回环往复的复杂情感,被誉为“千古绝唱”。诗歌的末尾,诗人用“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作为结束,点明了“长恨”,也就是长相思这个主题,宛转动人、缠绵悱恻,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回味。

然而,宛转动人、缠绵悱恻,这些哀婉和凄美的情感,只是文学评论家们的专利。同样是面对这首《长恨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就远远没有上面这些浪漫的想象了。

那你可能就好奇了,历史学家会关心什么问题呢?比如,我们都知道,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那么后来她被唐玄宗纳为妃子的时候,还是不是处女呢?再比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的这个“破”字是什么意思?“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长生殿”,当时在什么位置?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历史学就在于揭示真相,而真相往往不那么浪漫。

最近,我重读了一本好书《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以唐诗尤其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为中心,来考证唐代的历史,尤其是唐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史,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的着眼点不在文学而在历史。

这是一部对研究唐代历史很有贡献的书。文学家们可以欣赏这本书解读诗歌的精彩之道,社会学家可由此得到一些意外的材料,而历史学家更是可以领会到文史互证(也就是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相互进行印证)的美妙境界。可以说,这既是一本唐代诗歌的研究专著,更是一本关于唐代历史的名著。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在后面的讲述中将会反复出现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元白,一个是笺证。

元白是指元稹和白居易这两个同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都是当时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诗评家们就把他们的诗并称为“元白体”。

笺证,是中国古典文献学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文献注释的基础上,对一些有争议的重要字句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对文学做出正确解释的同时,也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说明。

《元白诗笺证稿》的作者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很少有另外的学者像他一样得到当时和后世一致的承认。梁启超曾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历史学家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一起,并称为“四大导师”,是“先生中的先生”、“教授中的教授”,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传为佳话。

过去有研究者说陈寅恪懂二十几种文字,后来经过汪荣祖先生分析,认为大概懂十六七种左右。非常难得的是,陈寅恪尤其通晓一些稀有文字,比如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突厥文等,更不用说英、法、德、日、俄、希腊等等这些语种了。他被奉为清华园里的“活字典”和“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陈寅恪的好友、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就曾经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这本书的命运可谓十分坎坷。它的初稿完成于1944年的成都,正处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救亡时期。到成书的时候,陈寅恪已经因为视网膜脱落而双目失明了。世道的变化和身体的病痛,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双重苦难的烙印。他在助手的帮助下,通过听读的方式,完成了这部文史互证的名著。本书在陈寅恪的学术生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刊行。后来又出版过不同的版本。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集》,包括这本《元白诗笺证稿》在内共计13种14册,囊括了现在所能找到的陈寅恪的全部作品。

《元白诗笺证稿》共分为六章,也可以说是六篇论文。这六篇论文分别论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和《艳诗及悼亡诗》,以及“元白诗”中篇幅最大的《新乐府》和《古题乐府》。

在陈寅恪的全部著作中,《元白诗笺证稿》也许是最好读、最好懂的一本入门书。阅读过程中,在严肃的考证背后,甚至有一些破案推理的乐趣,不少机智灵巧的话语非常值得琢磨和玩味。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下面,我们主要为你讲述本书的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陈寅恪为什么选择“元白诗”作为研究对象?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有哪些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特点?

第二个重点是,在为“元白诗”做笺证时,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思想和具体方法是什么?

第三个重点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唐代诗歌的发展、唐代社会风俗和知识人士的个性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

001
为什么是元稹和白居易?

我们就先来看看本书第一个重点内容:陈寅恪为什么选择“元白诗”作为研究对象,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有哪些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特点?

1931年,陈寅恪正式开始进行隋唐五代专题研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唐诗校释”课程。可以说,从陈寅恪最初关注隋唐史,开始唐史研究,就是把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也就是说,在陈寅恪研究唐史的视野中,自然而然地包括对唐代文学的观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唐史研究的特殊史料情况,使得唐诗作为重要史料受到重视。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这和唐诗的特性有关。

首先唐诗有一种特性,就是“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表现在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了社会阶层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比如,白居易初到长安,就以《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拿给顾况(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看,因为白居易的出身不太好,但通过这首诗他就开始被注意了,由此初步获得了社会晋级的机会。

其次是唐诗的纪事性比较强。关于这一点,陈寅恪通过对比宋词进行说明:“宋朝的词话是先有词,然后望名生义,造出一个故事来,完全不可靠。唐诗纪事比较可靠,对历史有用,但不够。那里面有些是有名的,有些是无名的。但无名的也不能忽略。例如讲天气之作,虽没有历史价值,我们若要研究当时气候与现在的有何不同时,便有用处了。”

这就说到了“元白诗”。作为诗人的陈寅恪,他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歌。1940年,陈寅恪已经开始进行“元白诗研究”,并且形成了很多新见解和新解释。作为史料而言,“元白诗”具有其他唐诗不具备的特点。这一方面与白居易与元稹所在的时代有关,另一方面与“元白诗”的内容和数量有关。白居易与元稹生活在唐代中期,通过他们的诗文,既有助于解释初唐历史,又有助于理解晚唐历史,是唐朝历史的一个中间时期。而且,“元白诗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杜甫、李白的诗则政治方面较多。”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成就最高的大诗人。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说诗文要为时代服务,为现实服务。他熟悉和同情百姓疾苦,他的政治讽谕诗,都是为民请命的好作品。《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与之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然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上,则浓墨重彩,尽情挥洒。

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比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这些诗句,有的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有的是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的情绪,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元稹跟白居易一样,他的诗也是言浅意哀,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他的代表作有《莺莺传》《遣悲怀》等等。陈寅恪说,元稹“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白居易与元稹,两个人之间经常有诗歌唱和,即使两人分处异地,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也是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就像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

胡适是非常赞扬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的,他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都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讳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著名学者,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002
什么是文史互证思想以及如何进行文史互证?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第一个重点内容:陈寅恪为什么选择“元白诗”作为研究对象,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有哪些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特点?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内容:在为“元白诗”做笺证时,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思想和具体方法是什么?

要进行“元白诗”研究,必须有丰富的资料储备和对唐朝历史的整体把握,才可能笺证“元白诗”。“元白诗”是整体唐史研究中,文学侧面的一个小切口,需要和其他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说明。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比如杨贵妃之死,“史书与小说、诗,各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记载可供考证。”唐诗的内容可以与一些史书记载相印证,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考证与发现。具体到“元白诗”,陈寅恪把“以文证史”的作用,概括为“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要了解“元白诗”的内容,就要了解当时文体的关系。而要了解当时文体的关系,就要熟悉当时的社会风习。由此,陈寅恪考证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实际上是受李绅的《莺莺歌》和元稹的《莺莺传》的影响,而元稹的《连昌宫词》,又受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的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

这还没完。了解了当时文体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需要了解当时文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元白诗”的研究,指的主要是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诗友关系,以及白居易与刘禹锡、元稹与李绅之间的诗歌唱和(hè)往还(huán)。因为白居易前半期的诗友是元稹,后半期的诗友是刘禹锡。

对于文人政治地位与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陈寅恪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这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对于新社会风尚和旧社会风尚,需要有一套自我的评判标准,不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有关知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警言,至今也有着现实意义。

这里所说的“旧道德”,指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族与婚姻”的标准,“新道德”是指唐朝中期实行科举考试,打破了门阀限制。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韦丛,娶韦氏之前他曾与一女子颇有私情,这个女子便是崔莺莺。关于崔莺莺,描写较多的就是元稹的《莺莺传》,也是后来《西厢记》的蓝本。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元稹赴京应试以后,得知京兆尹(相当于现在首都的市长)韦夏卿的女儿韦丛还没有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好机会,于是权衡得失,最后对崔莺莺始乱终弃而娶了韦丛。韦丛死后,元稹又续娶裴氏。

元稹这人人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在文学上却很有成绩。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明确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意思是说,《莺莺传》里的张生其实就是元稹自己当年与崔莺莺的故事。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还曾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千古传诵的名句,就是他悼念自己的原配夫人韦丛而写的。

《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作者既能“引诗证史”,又能“以诗看史”。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历史研究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汲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

比如开篇我们提到的“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清朝有个大学者叫朱彝尊的,据他考证,杨玉环虽然被寿王李瑁(也就是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册立王妃,但并没有同过房,册妃只是仪式,所以,杨贵妃入宫时应该还是处女。但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的第一章中,就用三千多字、七个页码的篇幅,通过缜密考证,列举出唐代亲王娶亲的过程,在“册妃”之前是“请期”,在“册妃”之后是“亲迎”和“同牢”,“同牢”就是同房。因此而断定,杨玉环入宫时已不是处女。“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意思是说朱彝尊老夫子的结论是不可相信的。

又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最触目的是这个“破”字,陈寅恪认为:“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杨贵妃进宫后仗着姿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唐玄宗整天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于是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叛乱的战鼓震耳欲聋,宫中停奏霓裳羽衣曲。这是陈寅恪用音乐的知识来笺证诗歌的例子。

至于用历史事实来笺证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中的“长生殿”,一般人误以为这个长生殿在华清宫内。但是,通过考证唐代历史,唐代的寝殿也被称为长生殿,而且“今详检两唐书,玄宗无一次于夏日炎暑时幸骊山”,意思是说,唐玄宗从来没有在夏天(七月七日前后)到过华清宫的记载,他都是在冬季或春初寒冷时节“临幸温汤”,因此,诗歌中的长生殿指的是长安皇宫寝殿的习惯称呼,而不是华清宫内的长生殿。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和风俗习惯,就无法领略诗歌的真谛。

003
大唐盛世皮袍底下藏着一个怎样的“小”?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在为“元白诗”做笺证时,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思想和具体方法是什么?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唐代诗歌的发展、唐代社会风俗和知识人士的个性呈现出了怎样的气象?

如果从历史学的眼光看,《元白诗笺证稿》可以看作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彼此有很多呼应。比如陈寅恪曾论述武则天以后的新兴进士阶级,不拘礼法。而元白二人正是这一新兴阶级的成员,都是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任用的寒族。《琵琶行》里的白居易,《莺莺传》里的元稹,都可看出他们对男女问题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描述,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曾指责白居易进入了“独处妇人”之船,而且深夜才离开,这与白居易的身份不符。陈寅恪根据诗中的叙述,裁定是江州司马白居易邀请琵琶女来到自己送客的船中,而不是上了琵琶女的船,所以才能够“添酒重宴”,因为在琵琶女的空船中,恐怕没有这样预设的盛宴,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那么多好吃的。

再考察唐代的社会风俗,当时在男女问题上相对是比较自由的。陈寅恪判断,这个琵琶女对于茶叶商人,不过是一个寻常外妇,也就是情人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只是同居而已。唐代的士大夫风气,是极其轻贱社会阶级低下的女子的。所以,白居易对于这个风尘女子,茶叶商人对于这个情妇,按照当时的社会舆论来说,都被当作是无足轻重,不必顾忌的。而且,在这首诗的前面叙述部分,琵琶女自己都说了,承认自己是“长安倡女”,倡女就是歌女的意思。也就是说即使在女性一方也是没有什么避讳的。只有知晓唐代当时有如此这般的社会风俗,才能理解江州司马的行为,以及琵琶女的来历,真实平静地讲述自己的前后身份变化。

在研究“元白诗”时,综合文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意味着第一步要了解唐朝整体局面情况,第二步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明确历史总是在变动的,研究诗歌就像看活动电影的变动,需要照顾到前后情景的变迁。要解释清楚诗歌与诗歌、诗歌与诗人、诗歌与文体、诗人与诗人、诗歌与社会制度风习等等,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回到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这一“历史细节”上来。陈寅恪旁征博引,以抽丝剥茧的手段,层层推进,不仅讲清楚了唐代的婚姻制度,而且还对李唐王朝的血统、风气以及政治演变等,都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对于古人的文章,必须从当时的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对文体、文人的横向比较,才能纵向研究清楚元白的文学作品。

陈寅恪在对元白作品的研究中,不仅仅只是着眼于大关大节,还有小题目的考订。比如从《琵琶行》的结语“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论述唐代官品衣服的颜色,并考订江州为上州,司马五品的服饰颜色为浅绯;而白居易的青色服饰,是由于唐代服饰颜色不看职务而看官阶。就官阶来说,白居易当时是级别最低的文散官,按照规制,只能穿浅青色的衣服。这段考证不仅解决了江州司马何以穿青衫的疑问,而且对唐代的官制,也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总而言之,经过陈寅恪对元白诗的笺证,唐代政治的动乱,官吏的贪虐,经济的变迁,社会的风尚,以及外族的影响等,都可以在元白二人的作品中浮现。我们通常说一本书如果能够把一个题目论述精当,就可以被称为佳作了,而《元白诗笺证稿》内容之美富,犹如满天烟火,而且互相呼应,不见零乱,这可以说是用历史方法研究诗歌的典范。

结语
一种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文化阐释

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列举了《元白诗笺证稿》考证精湛的一些例子,这些丰富的内容说明本书是中国文献笺证史与中国文学研究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具有较大的学术创造和收获。作者在研究微观课题时,显示出了宏大的学术眼光。比如讨论士大夫在道德标准、社会风气变迁之际的不同命运时指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与社会风气,才能身泰名遂,反之,如果不能应付环境,融入主流,那就只能感受苦痛。论述精辟,视野开阔。

其次,我们讲述了作者拓展文学研究的方向,开创了以诗证史、以诗证史,或者说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基于这一认识和方法,作者从笺释考证出发,提高了作为学术研究的古代文学笺证的科学性,深化了对元白诗作品的新认识。

当然,《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问世以来,虽然赞誉很多,但不以为然的人也不少。其中关于杨贵妃婚史的考证,陈寅恪本来的意思是为了纠正谬误,但却招徕了一些非议和诋毁。了解陈寅恪的史德和史识的郑天挺先生说,平心而论,杨贵妃入道、入宫之年,本来是唐代历史的一大公案,不仅陈寅恪考证过,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也考证过。这两位历史学家的结论不谋而合,堪称现代实证史学的一段佳话,而不是什么猎奇。从根本上说,陈寅恪揭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真相,无非是考史求真,并没有践踏诗歌的领地。

大致来说,这本书在三类学人那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第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的历史见解。第二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批评陈寅恪有“过求甚解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第三类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层。

钱锺书先生1958年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陈寅恪研究范式的评论,钱锺书说:“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在这里钱锺书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名字,但熟悉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情况的人不难发现,除了陈寅恪,做考据工作可以做到照“爱克司光透视”,真正数得出来的人物几乎是没有的,或者达不到、够不上值得钱锺书来批评的水准。

众所周知,唐诗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唐代诗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题材之广泛,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空前的。据《全唐诗》不完备统计,整个唐朝时期,二百八十九年中,至少产生了有名字记载的诗人两千三百多位,近五万多首作品。这超出了从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诗歌总数的两到三倍。连鲁迅先生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历史研究的资料库。

因此,《元白诗笺证稿》虽然有所局限,但它开创和发扬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代表了作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本书不是简单地从文学史或者文献学上研究一两个作家或一代文学,实际上它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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