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笔下的“纽约客”

竹林中人
2018-03-11 看过
一九六三年可谓是白先勇写作生涯的分水岭。这一年,白先勇母亲病逝,遭受丧母之痛的他带着苍凉的心境飞赴美国留学。学成归来之后,父亲也已归真。“生死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初到美国的白先勇,方寸大乱,举目茫茫无所依靠,并且由于环境巨变,四顾茫然。暑假的一天,白先勇在观看了一部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历史片之后,激动不已、毛骨悚然。出了电影院,他“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心境的改变促使了白先勇创作重点的转移,对留美华人生命的书写成了创作的主要内容。一九六四年,《芝加哥之死》在《现代文学》刊载,成为“纽约客”系列的开山之作。随后白先勇又接连创作了《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〇》、《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等八篇小说,道出了一代留美华人在美国社会的种种遭遇。二十一世纪,白先勇在《中外文学》和《联合报》上分别发表了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纽约客”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丰富。现笔者将从白先勇“纽约客”系列的文本出发,通过典型形象来具体分析“纽约客”们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作者借此所想要表达的思想主题。
一、“纽约客”的生存状态
(一)抵触和抗拒
《骨灰》中的大伯罗任重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曾为党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到了台湾之后,由于大伯为人耿直固执而被人排挤陷害,不得已举家迁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的大伯丝毫没有想要融入美国生活的想法,反而是远离热闹的城市,居住在唐人街的边缘,沉湎于过去的回忆之中。一个太平洋未能阻挡大伯对自己故国的深深怀念,他打从心底里抵触、抗拒着美国的一切。大伯与儿媳妇由于“历史观”的问题闹翻之后便搬到了唐人街的老人公寓,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并以摆摊卖报为生,闲暇时便练练书法。可以说,大伯的生活完全与美国社会脱了节,他只是在另外一块新土地上开始自己的旧生活罢了。空间的转换并未能改变大伯原有的文化习惯,反正使得大伯对“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强了,即使对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大陆政权,他的态度也在渐渐地改善。大伯在与鼎立表伯回忆往昔岁月时,泪眼汪汪地说道:
“从前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
身处陌生的异乡,曾经国共对立的思想在大伯的脑海中已经悄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国”的整体观念,这体现了大伯对中国的深深依恋。文中大伯嘱咐“我”说道:
“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它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中国人素来有入土为安的传统,然而大伯即使“死无葬身之地”,也不愿将自己留在美国,而是要回到自己最初的故乡,无论是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大伯是一个典型形象,他代表着文化乡愁浓烈之至的一类人。这类人面对外来文化,内心是抵制和抗拒的,并且始终选择坚守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母体文化。
(二)、迷惘和痛苦
有那么一类人,他们身处中西文化的夹缝之中,既无法完全融入西方文明,也无法完全从自己的母体文化那里获得归属感,心态是迷惘和痛苦的,《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吴汉魂是想融入西方文明的,他到美国留学六年,攻读的是西洋文学。然而,到了美国的他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到处打工,这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对外来者最先施予的物质重担。不解决生存问题,想要进一步融入西方文明就是痴人说梦。同时,由于课业负担沉重,他为自己筑起了一道书的高墙,把自己囚禁在其中,将自己除了打工之外的所有时间全花费在了读书上,导致了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仅仅止于文学。另一方面,母亲逝世、女友嫁人等对吴汉魂也造成了沉痛的打击,使得他跟故国的感情纽带断裂,但是断裂并不意味着他能完全抛弃中国人的身份,简历上“中国人”那三个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吴汉魂结束学业去芝加哥城中寻乐、试图打破西方文明对自己的隔阂时,他却发现自己住了六年的城市“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原来自己从未走进过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从未接纳过他。台北吴汉魂也不愿回去,因为没有廿层楼的大厦,同时也没有亲情与爱情。中西文明都无法融入,吴汉魂不知归属何处,于是在迷惘和痛苦中走向了最后的死亡。吴汉魂代表着在中西文化漩涡之中挣扎的“边缘人”形象。
(三)、沉沦和堕落
《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在美国求学,却被美国这个“天堂”所诱惑,为了金钱而甘愿沉沦与堕落,在酒吧内当一个出卖肉体的陪酒女。黄凤仪在纽约住了几年,“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黄凤仪就已经成功融入了美国的社会。笔者认为,一个外来者如果真正融入了一种全新的文明,那么他与该种文明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真正融入新文明的人不需要完全割舍自己的文化身份,原有的母体文明与新文明之间应该是和平共处的。反观黄凤仪,她只是“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而迅速地溶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并与之相认同”[ 栾一兰.迷失、追寻、死亡——白先勇《纽约客》离散人物生存状态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当别人错认她为日本人时她也只是笑而不答。她将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完全抛弃而甘愿屈服于西方文明,尽管外国人称她为“蒙古公主”,但这只是好奇心与新鲜感在作祟,真正的她也只是一个只要付出金钱便可以任意玩弄的陪酒女。与其说黄凤仪主动地融入了美国,不如说她为西方文明所征服而甘愿沉沦与堕落。真正的融入绝对不是一种上下位的关系。
(四)、融入和同化
《安乐乡的一日》中依萍的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则是成功融入西方文明的代表。其实对宝莉来说并没有融入不融入一说,因为她本来就是出生于美国、生长于美国,自小便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自然而然也就能融入到该种文明之中。伟成则是有意识地向西方文明靠拢,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搬进了安乐乡,与中国朋友渐渐断了联系,一切习俗都采取了美国方式,并且在股票行业混得风生水起,还经常鼓励自己的妻子依萍积极参加美国邻居们的社交活动。但是从伟成和依萍的对话交流当中也可以看出伟成还是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认知,他采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只是出于适应社会环境的功利性目的,“既在美国生活,就应该适应这里的生活。”
归根结底,纽约客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在母体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味否定西方文化注定只能被西方社会排斥,而一味地肯定又会丢失自己的文化之根,更甚者,如果拿捏不好平衡便很容易困于两种文化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是否能在建构起自己母体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去包容地接受西方文化,这是决定纽约客们生存状态的关键。
二、“纽约客”身上所体现的主题思想
(一)、书写文化乡愁
白先勇十分擅长描写一个人身处文化冲突中心时内心的苦闷与烦恼,并且带有浓烈的文化乡愁色彩,这与他自身文化边缘人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他血脉中不可剥离地负载着传统中国文明的鲜明印记,而留学美国的现实处境又要求他了解适应现代西方文明的生活环境、文化氛围”,[ 张丽雯.边缘人身份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2014]初到美国的白先勇,一方面受到与自己母体文化大相径庭的西方文化的的冲击,另一方面又不愿割舍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华文化,所以他产生了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为了缓解自身的文化焦虑,白先勇“患了文化饥渴症”,“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 类似于大陆八十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白先勇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方式是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这“突出展示了流散作家在遭遇异域文明冲击时转而寻求自身文化记忆、捍卫自身文化传统、获得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历程。”3李彤和依萍这两个形象正是作家内心文化乡愁的体现。白先勇《谪仙记》的开头,李彤她的三个好友自称为“四强”,并称自己是中国;文章末尾,李彤投河自尽,在寄来的照片背面提上了“中国”的落款。在美国,李彤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但是李彤显然更倾向于承认自己的中国身份,即使中国已没有自己可以归去的家。在《安乐乡的一日》当中,依萍为自己的女儿不承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大发雷霆。纽约客们虽置身西方文明之中,却是处于一种“在于而不属于”[ 林盈.“边缘人的书写”——白先勇小说论【D】.华东师范大学,2008]的境地。
(二)、对政治的反省和思考
相比起“纽约客”系列的其它作品,《夜曲》和《骨灰》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夜曲》中吴振铎和吕芳、《骨灰》中罗仁重和龙鼎立这两对人物的遭遇都充斥着“围城式”的悖论: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想出去。这个悖论背后蕴藏着的正是政治对人的迫害与摧残。吕芳的一颗报国之心被文化大革命狠狠地蹂躏,使得她肝肠寸断,再也不愿待在这是非之地。相反,吴振铎却因没能回国而一直内疚不已。罗仁重被赶出中国,却一直想着回到故土,即使将骨灰洒向大海也不愿安葬在美国,而曾经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的龙鼎立却对祖国失望至极,宁愿葬身纽约也不愿落叶归根。两篇文章皆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相反写得十分冷静,但是这种冷静,却是无声之处有惊雷。通过对比人物的不同命运,白先勇对政党斗争作出了反省和思考,大伯的一句“白费了”反映出了作者对政治的有力控诉,“表达了革命的反讽、战斗的荒诞、理想的错位。”
(三)、世界人民和谐共存
《Danny Boy》和《Tea for two》是二十一世纪的作品。在这两篇作品之中,白先勇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描写中国人,而是将视野扩大到了全世界,显示出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小说描写的是同性恋以及艾滋病这两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即使是同性恋群体,他们之间也有着真挚的情感,无论是《Danny Boy》中丹尼和云哥的相守相知,还是《Tea for two》中东尼和大伟的生死与共。作者除了想要让读者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更多的关注之外,更想说明爱是不分国界的。当灾难和疾病到来之时,人们只有打破文化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携手共进才有可能战胜灾难。尽管世界各国人民种族、文化、肤色各异,但是求同存异、和谐共存才是世界人民长久的生存之道。
总而言之,白先勇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作家。他的写作视野逐步扩宽,从书写乡愁到反省政治,再到希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存,这无疑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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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 纽约客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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