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无悔,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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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1 看过

陈希我提到他的散文集《我的后悔录》(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版)时,这样说“我的书中,我的学生最能接受的大概就是这本了,对我的小说难以接受。”  的确,相对于小说中的黑暗、丑陋、犀利、罪恶等而言,他的散文中流露出的真率、坦诚、亲切、流畅,难免会让人生出差异甚至感到惊讶。但这并非是作者对自我的互相拆解,而与写作文类的潜在影响有关。不同的文类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塑型和呈现,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写作者的性情。 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陈希我的写作都保持着一贯的审视和叩问式的精神姿态,试图越过生活的表层以揭示生活的内核,这使得他的作品蒙着理性的面纱,也携带着对现实的隐忧和关怀。不过在散文中,他所表现的更接近于日常生活的常态,而非如小说中那般对灰色地带的执着;又更多了一重温情,不像小说那般有些不留情面。 “我的后悔录”表明了这些散文作品在时间顺序上的过去性,是对往事的记录和感触。“后悔”是这些往事的修饰语,揭示了作者面对过往的态度与情感。那么,作者到底在后悔什么呢?又为什么会后悔呢? 《我的后悔录》按照写作对象的不同而分作三个部分,即“我界”、“他界”、“世界”。其中,“我界”是对个人成长经历的书写,涉及到成长、贫困、出国、移民、疼痛、亲情、写作等主题;“他界”记录的是“我”与他人的交往,这些人在不同时期给予了“我”文化上的养料,使“我”看清了生活的面目、认识到人世的复杂,而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人塑造了“我”;“世界”则有关于作者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主要以日本文化为主,这与作者早年的日本经历以及研究日本文学有关。 在“我界”辑中,陈希我坦诚地记下了自己的成长过往,既有荣耀又有不堪、既有温情也有艰难。《有骨》记述了贫困岁月中的生活境况,作者的个性也有所闪现;《签证》、《我是中国人》、《翠柏的壮举》等篇描绘了办理签证、出国越洋时经历的折腾甚至屈辱,闪烁着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知;《关于母亲》既有对“我”与母亲之间种种来往的记录,也有对母亲文化的观察和思考。而文末的那句:“在爱的捆绑下,这对冤家纠扯不断,说不清是虐还是恋”,暧昧地反映了个体和亲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个理想主义作家的告白》通过讲述自己的写作经历和感触告白了自己的文学信念。大学时的课程作业《坟墓》惊艳了孙绍振老师,并被推荐发表,但因为“太黑暗”而一直被拒。此后屡次投稿被拒、难以出版,理想主义作家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难以找到立足的空间,而作者并未放弃甚至妥协。对许多作家的阅读,坚定了“我”的文学信条。时间的显示了仁慈的面目,他终于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这一过程免不了碰壁。不过,好在任何外在的评判标准都有不及物之处,而读者的阅读体验有时候更能显出威力,这是“理想主义作家”可以告慰之处吧,当然他更明白“理想主义者死无葬身之地”! “他者”既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个活生生地在“我”身边的人。通过他们,可以看见社会、时代、文化,更可以看清自己。 《一个作家》写的是一位对文学始终抱有执念的作家,在市场化的现实条件下,依然坚持纯粹地写作,无法适应现实,因此越来越边缘,以至于被淘汰。他的遭遇,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他自己的执念所致呢?说不清,还是归之于命运使然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命运这东西,不能选择,只能安命,或者索性拥抱。”《老书记》把时代转折与个人性情联系起来,彼此互见;《男人们》和《女人这盏灯》可以参照着互读,性别与性情的关联乍现,后者引入了日本视阈,对女性特征做了更清晰地说明。 《口水》、《开会》、《残食》、《打屁股》、《改头换面的战争》等篇是对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不过作者并未用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理论对这些行为进行深刻地揭示,而是用文化的眼光追溯这些现象的过去及现状,带着自身的经验和体会,让人感到亲近,多有会心之处。譬如说,《改头换面的战争》一文挑明了如今竞技运动的实质,而学校运动会上,“坏学生”的临时性特殊待遇,不妨视作这一实质给予他们的暂时荣光。 《“其师”与“其徒”》深情讲述了“我”与孙绍振老师的相遇相从,字里行间散发着浓厚的尊重、向往、感激和庆幸。孙老师的人格魅力(平和、体贴、通达)和精神特质(如尖锐、质疑、批判、反思等)具有强大的召唤作用,这无疑让“我”有暗合之感,并心甘情愿地追随。在笔会上的与人打架,让人看到了他身上的孙氏气质,这可视作精神传承的一个印证。这么多年来,孙老师的鼓励、保护和谆谆教导,源源不断,让“我”的人生旅途多了一盏明灯,也多了些难得而珍贵的情感体验。 与孙老师交往的经历和感慨,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我”对老师的职业想象以及后来对待学生的态度,同时也使“我”对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一直念兹在兹。前者在《一个学生》中得到显示,后者则在《消失的风景》有所流露。《消失的风景》是过去大学校园生活的怀想,流露出作者对现实教育的不满。与8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相比,如今的大学校园基础设施愈加完备、风光布置也殊为宜人,但最重要的两个主体——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教师跟学生,本来是鱼水关系,现在,水见不到鱼”。对“风景”的珍重,显然与作者读大学时的体验有关,同时也是对当下教育体制中人文精神匮乏的一种映照。  陈希我在80年代后期出走日本,从准备出国到真正的日本生活,可以说历经千辛万苦。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也获得了不同于中国的另一重文化体验,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对日本文化、文学有着更为贴近的认识。此外,他在90年代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的学术锻炼,影响了他的思考路径、行文方式,这在他的宏篇大论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樱吹雪》、《爱有期》、《穿和服的女人》、《茶之道》、《非色》等篇是对日本的日常行为、文学、文化等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涉及到物哀美学和众多作家作品;《号叫,恐怖片及愉虐》、《“缩”与“扩”》、《日本人的洁癖》、《好色》等篇是对中日文化的比较;《带着鞭子去爱你》一文对女权主义、虐恋、东西方文明差异等进行探讨,展示了一幅生动多样却也有些惊心动魄的文化图景,而对弗洛伊德、萨特、东西方文学作品以及众多理论等众多思想资源能够做到信手拈来,可见作者的知识熟稔、视野开阔。《罗生门下》以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和黑泽明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罗生门》为对象,展示叙述方式和真相之间的曲折关系。传统的“全能叙述”已经证明了不可靠,那么当事人的叙述就一定能客观准确地直抵真实吗?这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试验,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这不仅关系到叙述手段的巧妙与否,同时也考验着人心、人性。后现代的景观被芥川提前预告了,又一次证明了“作家是对未来有着超验语感的人”;《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不妨看做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人生传记。太宰治多次求死却不得,而与自己的情人一起自杀,更让这份离奇多了一些异样的颜色,令人惊讶。最终,他在第五次时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自杀。堪称传奇的人生经历,让太宰治在日本以及中国获得了永生。而太宰治的自我认知,即“我有罪!”,在他一贯的“荒唐”、“堕落”之中又显得高尚、唯美,“一个内心没有高尚感觉的人,怎么会有堕落的快意呢?一个不相信社会还有善的力量的人,怎么可能拿堕落要挟社会呢?”。这种行为上的反差,或许正是构成人们接受并纪念他的重要原因。文中涉及到的忍恋文化、自杀文化、耻感文化等等,再次显示了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当上述这些事件、人物、文化被作者冠以“后悔录”时,我们的阅读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人、事,而同时也要重视“后悔”所泄露出的精神姿态和情感喟叹,“其实这世界上后悔并不那么折磨人,它还可以是阿Q式的解脱方式,想解脱,也就解脱了;何况,还可以说一句‘无悔’”。 我们都知道这世上并没有后悔药,但后悔这一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后悔”针对的是过去的往事,但过去已然消散,它的意义毋庸是在未来。但未来就一定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答案是不一定。因此说,后悔的价值就在于此时此刻对“后悔”的言说,这既是一种言语的快感,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后悔”当然是无效的,但对于心灵而言,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体验。后悔表面上只是一种言语行为,实际上是对精神、情绪、心情等的调整。正是在“我后悔……”的言说中,心灵上的不适得到了虚拟的安慰,从而获取了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 正如他的小说是在黑暗中坚持对光明的寻找一样,他的散文是在后悔中秉持着对待生活时的一贯认真。生活泥沙俱下,岁月如水流淌,谁能一直和好运气碰个满怀,谁又能不会错失什么呢?这样的话,谁又不曾后悔过呢?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后悔录”,要么写出来,要么放在心里。 “让我无悔,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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