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状似传人，实则借叙说之由析评当世的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及律法体系，由小见大的分析发乎现象而止乎本质，不同于多数科班史评人拘囿于正统的史学观，黄先生跳脱窠臼，自成一格，文字矫走龙蛇、一泻千里。每每读起，让人不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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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解读申时行的“慰藉不立崖异”，时人多谓这位张居正的继任者首鼠两端、尸位素餐，他却转而分析传统礼法的积弊和文官集团“讪君卖直”的取巧，并鞭辟入里地分析道，申首辅见微知著的行事作风具有间接性，既不宜大刀阔斧地推行，也极少渲染功绩，因此鲜为人解，借此为其正名。

黄先生状写孤独的“万历”，评价他为“活着的祖宗”，意即皇帝的悲哀在于无能活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政治机构的化身，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存在。他陵寝里悲剧性的骸骨或许从未瞑目——至死也未能与这世间唯一视他为“人”的郑妃同眠。然而现世的悲怆还在于征赋这一浩汤的工程背后难以预知的财力物力和“松柏冢累累”的家破人亡。

黄先生评价李贽的品行，这位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双标哲学家”，从其看待女性的态度就可略见一斑。一方面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循守旧制；另一方面也盛赞武则天为“好后”、支持卓文君“归凤而求凰”；一方面辩解与女徒梅澹然的交往完全合乎礼法，却也同时意淫“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位自以为“千百世后，著书必行”的学者，“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

黄先生“翻案”忠耿清廉的海瑞，套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则“视海瑞之自律则而近妖”，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一个人刚直和不阿固然是美德，然而因之不行变通无异于胶柱鼓瑟，也必为俗世人际所不容。

评史应如面山或临海，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胸怀，方能和光同尘，与时舒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