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9.2分

乡土中国与现代文明

袁渐芝
2018-03-10 20:03:20
1840年的一声炮响,彻底拉开了中西文明对话的序幕。华夏文明迎来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一大批仁人志士孜孜于西学,而随着西学东渐之日甚,人们也开始反思两种文明更为深层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何以产生的原因。

任何文明的沉淀,都离不开历史。在历史中,文明的产生得益人与自然的对话。因此,考察两种文明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两种文明起源之初那里的人们与他们生活的土地和生活的方式进行细致的研究。马克思在解释亚细亚式的集权政治起源时将其原因归结于亚细亚的农业生产方式,其中水利占据着尤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促使人们必须以集体化的劳作方式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如此,即便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也从地理原因上入手分析,认为中国西临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北临西泊利亚冰川,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这就使得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封闭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对土地的眷念超过了对商业的向往,并最终导致文明的固化。而与之不同的则是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明国家,是海洋给他们带来了商业的渴望和向外的突破,而且也带来了文明的交流碰撞和发展。

当然,考察文明最初起源的努力不可避免的就会陷入一种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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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一声炮响,彻底拉开了中西文明对话的序幕。华夏文明迎来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一大批仁人志士孜孜于西学,而随着西学东渐之日甚,人们也开始反思两种文明更为深层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何以产生的原因。

任何文明的沉淀,都离不开历史。在历史中,文明的产生得益人与自然的对话。因此,考察两种文明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两种文明起源之初那里的人们与他们生活的土地和生活的方式进行细致的研究。马克思在解释亚细亚式的集权政治起源时将其原因归结于亚细亚的农业生产方式,其中水利占据着尤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促使人们必须以集体化的劳作方式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如此,即便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也从地理原因上入手分析,认为中国西临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北临西泊利亚冰川,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这就使得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封闭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对土地的眷念超过了对商业的向往,并最终导致文明的固化。而与之不同的则是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明国家,是海洋给他们带来了商业的渴望和向外的突破,而且也带来了文明的交流碰撞和发展。

当然,考察文明最初起源的努力不可避免的就会陷入一种唯物史观的语境。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为因素开始注入历史,英雄史观也就顺理成章的露面了。人与自然的对话产生文明,而文明又常常以一种独立的形态影响历史。在自然、人心、精神和制度的纷繁交织下,人们对历史和文明的认识也就显得越来越艰难。这时候,一个新兴的学科--社会学诞生了。

社会学的主要视野集中在环境、人心、制度和文化之间,试图通过扎实的实地研究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揭示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了解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角度与方法。社会学的考察资源固然只能来源当前的社会环境,但文化的传承却赋予了每一个个体以历史的基因,从而使每一个人的行为中都蕴含着文化的痕迹,这对我们考察历史大有裨益。可以说,正是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出现,才使得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有了一种全新的路径。而身处中西方文明冲突与交锋尤为激荡的民国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对中西文明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文明何以产生及其内部之间各个要素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的主要成果结集成书,取名《乡土中国》。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不仅对中国学界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且其诸多成果对海外亦有影响。之所以称其为开创性,其主要标志是他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说法。例如"差序格局"。在社会学研究中,厘清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对理解一个地区的制度与文化样态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在传统的西方文明中,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是古罗马的成熟法治,其本质都在强调个体权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政府暂时旁置,那么集体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也就立即变得清晰。当然,这只是世俗政治的文化样态。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信仰层面的意义显现,即上帝悬置下的人人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摩西十诫明确规定:禁止偶像崇拜。而缘于上帝视野下的权利神授后来便慢慢演化为自然法则。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将其归结为"先验正义",与先验正义相辅而行的则是世俗层面的现实理性,也即后来启蒙时代所倡导的社会契约以及各类成文法则。从这一脉络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明下的个体之间天然存在着某种原子化的相处状态,也正是这种原子状态催使他们发展出了成熟的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原则。

然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自"绝地天通"后,神的视野就被君权所替代。神与此世、宗教与政治呈现出一种融合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得个体信仰被过早切断,人与人之间乃至个体与政府之间也就只能依靠单向度的伦理要约。费孝通先生引用潘光旦的话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同,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在费孝通看来,伦的意思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西方人不太讲"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的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很显然,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是靠某种团体而结合起来的分子,而中国则是一团一团的关系。中国人讲亲疏,界限模糊。西方人讲权利,界限清楚。这就是为何严复要将密尔的《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的原因。这就是梁启超说的,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分不清公私,分不清公德与私德。缺了这一点,古代中国自然难以发展出强调权利界限的法治原则,替而代之的则是儒家伦理。

反过来,中国有没有团体呢。不能说没有,而是说这种团体主要是靠血缘连接起来的宗法体系,而西方的团体则是以某种共同的利益组建起来的共同体。在社会与政府的对抗之间,无论什么时候,团体都是重要的。尽管古代中国的宗法体系不如西方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清晰有力,但起码是聊胜于无。然而49以后,这一宗法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在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理念下,这种摧毁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尤为沉重的打击。当然,这是后话。回到费孝通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中国式的伦理要约是如何延续的。

我曾不止听到一个人说过,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最最重要的就是读礼。四书五经中,最重要的就是《礼》。这是儒家的核心,也是孔子的最终梦想:复周礼。简单说,这里的礼,就是伦理,是一种不仅需要以形式呈现更需要内化到每一个人心中的道德和行为原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对于这种礼的内化与自觉,我在第一次读到该书的时候很快的想到了康德。康德的"自我立法"原则强调个体通过逻辑推理来为自己建立一套行为准则,也同样是独立于某种成文法之外的个体自觉。其实不只我有这样的想法,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早就在试图将康德哲学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适应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尽管新儒家将陆王的心学引入这种学说建构,但我个人依然极不赞同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首先,身处宗教式微的启蒙时代,康德哲学的形而上色彩其实包含的主要理论起源并不是信仰而是理性自律。而西方的道德形而上资源依然来源于宗教体验。但在中国,这一维度是欠缺的。其次,理性自律和伦理构建在康德那里是"自我立法",而在中国则是费孝通所谓的"传统",是"教化"。随着我对费孝通思想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体会到了儒家伦理与自我立法之间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在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之间,除了法治,中国全占齐了。而且传统中国对于三者的融合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人治与法治都好理解,那德治与礼治有什么区别呢。费孝通对此解释道"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由此可见,礼治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化自觉,二是传统、传承。显然,这与康德的理性自律和理性立法是绝不相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自律,君子慎独这也是自律。但这种自律的得来却是教化,是文明的传承。费孝通接着说"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言及此处,费孝通终于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联系并总结了起来,也就是说整个中华文明、儒家文明之所以产生、维持都离不开中国这个持久而独特的乡土社会的漫长孕育。书名《乡土中国》也因此而来。

经历了百年的屈辱与压迫、苦难和侵略,中国文化的自卑感长期以来就困扰着每一代知识分子。甚至在民国时期,大有将中国文明全盘打倒的趋势。文革十年,变态的狂热更是在打倒孔庙、破除封建迷信等等口号下将中国传统几乎摧毁殆尽。在整个近代史中,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从学技术到学制度再到学文化,甚至是学宗教学信仰等等等等,观念纷繁复杂,人心动荡不安。对于两种几乎各自独立沉淀了数千年的中西文明来说,要想短时间内融合二者并找到出路无疑是艰苦之至。所以急切的人们自然容易流入站队的境地,推西学者看不起中学,近中学者看不起西学。而真正学贯中西,又持论客观理性者甚少。令人欣慰的是,费孝通先生在这方面上绝对算得上比较出色的一位。在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并没有急着站队也没有急着表态,而是以一种严谨的学术思维来进行客现理性的思考与表达。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为读者提供真正理性的思考,而且也利于得到无论是站在中学还是西学道路上的不同人群的共同尊重与支持。

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走向今天的困境,并不一定完全就是中西文明对抗的结局,而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根本差异的结果。正如书名《乡土中国》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儒家伦理与礼治传统之所以能在中国运行良好,那是因为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较小,人与之间彼此熟悉,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法治这种不近人情的冷默制度进行约束。也因为社会结构变化缓慢,或者是几乎没有变化,便使得礼乐道德的教化传承能在不同时期都取得持续而良好的效果。人们相信这一套法则。经验是可靠的。而且"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没有商业,人与人之间较为明晰的契约意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法治及各种现代化的政治理念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工业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土制度几乎彻底打垮,人口流动的增大,商业的发达等等也就意味着陌生人的世界逐渐扩大。这时候,契约意识、法治精神以及明晰的权利界限、公私界限就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被需要。所以费孝通总结道"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文明不可避免的会被日益强大的工业文明所取代。或许在费孝通看来,中国文明的落后,本质上是中国的乡土文明无法适应迅速席卷而来的工业时代的结果。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理性精神、人人平等的信仰精神以及明晰的权利意识使得他们能够更好也更快地适应今天这个日益蓬勃的工业时代。这时候,乡土文明所沉淀下来的几千年都能适用的经验和礼制也就并不那么能够适应陌生人越来越多的工业时代了。

在迅猛而全新的工业时代和现代社会中,理性精神、健全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法治民主和宪政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无法抵抗的潮流。按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时代已经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取代了古老的乡土文明。那些属于历史的德治、人治和礼治也已经离我们远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再需要礼,不需要德。而是说,我们需要另一种传统,现代化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礼治与德治再不能以一种主要的制度来约定人们的生活、构建人们的观念。关于礼与德的那一部分,更应该注入人们的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之中,而不能挤压属于法治传统和理性精神的公共领域和行为空间。


袁渐芝2014.4.23日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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