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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尔·加缪与玛利亚·卡萨莱令人眩目的通信录

Levis
2018-03-10 09:55:23
[按]译自Robert Zaretsky, “’No Longer the Person I Was’: The Dazzling Correspondence of Albert Camus and Maria Casares”, 原载LARB,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o-longer-the-person-i-was-the-dazzling-correspondence-of-albert-camus-and-maria-casares/#!。这是一篇书评,评论的是玛利亚·卡萨莱,阿尔贝尔·加缪:《通信录1944-1959》(Correspondance, 1944-1959), Éditions Gallimard, 2017, 1312 Pages。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地球是透明的”(点击链接跳转微信图文版)


“不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人了”:
阿尔贝尔·加缪与玛利亚·卡萨莱令人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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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译自Robert Zaretsky, “’No Longer the Person I Was’: The Dazzling Correspondence of Albert Camus and Maria Casares”, 原载LARB,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o-longer-the-person-i-was-the-dazzling-correspondence-of-albert-camus-and-maria-casares/#!。这是一篇书评,评论的是玛利亚·卡萨莱,阿尔贝尔·加缪:《通信录1944-1959》(Correspondance, 1944-1959), Éditions Gallimard, 2017, 1312 Pages。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地球是透明的”(点击链接跳转微信图文版)


“不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人了”:
阿尔贝尔·加缪与玛利亚·卡萨莱令人眩目的通信录


作者:罗伯特·扎瑞斯基
翻译:王立秋



1944年6月6日早上,盟军登上了诺曼底海岸。当天晚上,阿尔贝尔·加缪和玛利亚·卡萨莱一起登上了床。尽管后一个事件与法国海岸上展开的行动相比微不足道,但从此以后,加缪和卡萨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对那些阅读他们的通信录——从1944年夏天到1960年冬天的,(加起来篇幅超过一千页的)865封信——的人来说,他们也都不一样了。

到法国解放的那个夏天,加缪在法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两年前,这个二十岁出头的阿尔及利亚作家,用他出版的小说《局外人》震撼了法国文坛。1943年,他加入抵抗报纸《战斗报》并很快成为该报主编。忠于这份报纸的口号——从抵抗到革命——的加缪,用激烈的语言声称,抵抗只是第一步。目标不仅是解放,还要重新发明这个国家。8月24日,他宣告,为自由法国而斗争的男男女女,“不会同意顺从的势力和任何形式的不义的复归”。

这一断言碰巧响应了他就在几周前写下的一句话:“我终生拒绝顺从,我选择在我看来本质的东西,并紧紧抓住它。”不过,加缪的这句个人宣言的听众,不是《战斗报》的读者,而是他的情人玛利亚·卡萨莱。她,在当时也已经是巴黎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卡萨莱的父亲,厄运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总理(译注:即桑迪亚哥·卡萨莱·基罗加),把她送到了法国。十多岁的时候,卡萨莱就在巴黎学习戏剧和哲学了——和加缪十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法属阿尔及利亚学习的主题一样——而且,到1944年的时候,她在巴黎著名的马图林歌剧院让观众激动万分。(那些在马塞尔·卡尔内的《天堂之子》[1945]或让·科克托的《俄耳甫斯》[1950]中见过卡萨莱的人会理解为什么。

的确,马图林歌剧院为她与加缪的关系提供了舞台。在这座还被占领的城市里,卡萨莱一直是加缪1944年戏剧《误会》(Le Malentendu)的主演。尽管这出戏开演的那个晚上是一场灾难——讥讽和嘲笑声、嘘声和叫喊声不时地打断演出——但是,加缪并不是很失望。也许,这出戏,在首演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更重要得多得多的是——就像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的那样——他“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他获得了作者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听一个符合他梦想的非凡女演员,用声音和灵魂发出他自己的语言。”

不过,同年夏天,也标示着,或者说看起来标示着,他与那个声音和灵魂的分别。当他告诉卡萨莱,他终生拒绝顺从的时候,加缪的意思,并不是抵抗德国佬的占领,而是抵抗与他妻子离婚的诱惑。四年前,加缪和一位法属阿尔及利亚同胞,弗朗西娜·法奥尔(Francine Faure)结了婚——他拒绝打破这一承诺。“我知道的太清楚了,我所需要做的,只是说出特定的话,然后转身离开我生命的这一部分。但因为我约定过,所以,这些话是我说不出来的,这些约定也是我没法打破的。”模具看起来压好了:在几天后他写的一封信中,加缪告诉卡萨莱“我会试着让弗朗西娜幸福”。

正如他的信以灼人的细节和善良的语言揭示的那样,在这个任务上,加缪通常是失败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与卡萨莱的分离也失败了。在一开始的分手的四年后,他们的道路又交叉——再一次地,异乎寻常地,在6月6日——会合在圣日耳曼大道上。这一次,尽管他们经常因为职业和家庭的职责而分开——因此也才会频繁地写信——他们的道路一直重合在一起,直到十二年后加缪去世。

这条路把我们引向一个我们过去认识,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并不认识的男人,和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从来不认识,但现在却有了更丰富认识的女人。加缪早期的书信里涌动着让我们想起他年轻时的文章的抒情。从法国西南部的普罗旺斯,他告诉卡萨莱,他在看到流星划过夜空时许了一个愿。“要是你今晚抬头看夜空”,他轻声地说,希望它们“像雨一样落在你美丽的脸上,叫你想起我的爱。”至于卡萨莱,她也修正了对她们之前幽会的理解。“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太年轻了,以至于不能完全把握‘我们’这个词代表的有一切。也许,这是必要的:我要在一头撞上生活的南墙后,才会带着对你、和对意义的无法满足的饥渴回来。”

1944年,加缪对卡萨莱坦白了他“荒谬的”欲望,希望她一直在他身边,就算弗朗西娜还在他的另一边。在四年后重聚的时候,卡萨莱也回到了这种“荒谬”(这个词是所有语词中最有存在意义的)。是,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愚蠢的”,就像加缪坚持的那样,因为他不仅已婚,更一对年轻的双胞胎的父亲。那又怎样?“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一切都是愚蠢的。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而我们又不能改变它们,所以,让我们尽可能地管理好它们,不要因为对生活索取太多而把一切都搞砸了,毕竟生活是……荒谬的?”

荒谬以多种形状和大小出现。1951年,加缪与让-保罗·萨特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决裂,事情的导火线,是加缪的《反抗者》的出版。在这本绝妙的、尽管有时有些模棱两可的对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分析中,加缪把手指指向了法国左翼那边的那些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视而不见的“有用的傻瓜”。不可避免地,《反抗者》反抗了萨特,法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当萨特在《现代》上发表对这本书的严苛评论的时候,加缪报之以一封经常是尖锐的、时而是自怜的长信。萨特的刻薄的、极其个人的回应毁了加缪。在“古怪的抑郁”中,他告诉卡萨莱他不再有“生之欲”了。

不久之后,加缪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欲望,但这个生活,却越来越陷入私人的、和公共的斗争的包围圈。对自己才思枯竭的恐惧——他告诉卡萨莱,“我需要工作,但我不能工作。真的,我不能”——和他对弗朗西娜情感状态的愧疚混到了一起。1953年,弗朗西娜看起来经受了一次神经崩溃,这一崩溃部分是由加缪与卡萨莱的关系促成的。在一封特别痛心的信中,加缪报告了弗朗西娜的一次自杀的尝试:她突然冲向阳台上的窗子,显然是想跳下去。加缪拦住了她,但还是受到了打击。她本可以成功的,他告诉卡萨莱,“如果我反应不够快的话”。尽管他坚持,他并不“完全理解”弗朗西娜日益恶化的状态,加缪依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他自己造就的荒谬情境之中。

但这些斗争,既没有定义加缪最后的岁月,也没有定义他写给卡萨莱的信。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在这些信中发现了加缪那种朋友都喜欢,却很少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的冷幽默。在伦敦制作他的戏剧《卡里古拉》的时候,加缪评论说,舞台的装饰风格看起来是直接从巴黎的跳蚤市场买过来的,而且,扮演卡里古拉的演员“还没有我的肩头高”。不过,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那些芭蕾舞是我根本就想不到的。”在这里,他也拒绝顺从:他离开剧院,想去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唉,他发现“时间太晚了,只能点咖啡”。那天晚上,他做梦都梦到了“那些怪异的芭蕾舞——我也在其中与乔治六世共舞。”

就她自己对戏剧生活的多姿多彩的描述而言,卡萨莱在这方面与加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加缪1949年的戏剧《义人》的一次演出(其中卡萨莱扮演主角多拉)中,她发现自己在和一名咳嗽的观众竞赛。“我差不多要离开舞台”,她告诉加缪,“给这个坐在前排的男人止咳糖和手绢让他停止咳嗽,要么给他以后演出的两张票,让他好了再来。但我忍住了。”在巡演时,她还是有时间敲打加缪,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写信:

没人会说你给我写情书是在浪费自己的天才。是的,我理解!在十二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在赶着给对方写信)后,你厌倦了寻找新的方式来告诉我你爱我。可至少你也可以给我写几行字来告诉我你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吧。

这对情人也会分享他们关于自己在读的书的意见(他们看起来总在阅读)。司汤达总是妙不可言;巴尔扎克有时才是好的。卡萨莱发现,雷斯枢机主教的《回忆录》名过其实,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1951)“轻了”。加缪则称,海明威是个“假货”,奥威尔“属于和我有共通之处的极少数人”。尽管写作依然是一场都在争,但加缪还是在对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岁月的虚构中找到了某种救赎。1957年,他开始写作那本即将成为他最后的、并且最终也未能完成的书的作品,即悲伤和美丽得令人心碎的《第一人》。他与卡萨莱分享了这个写作计划引发的“痛苦”和“孤独”,尽管(或者,也许也是因为)他于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他写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则笔记中,头晕目眩的加缪说,他的感觉,就像是《民主万岁》[1939]中的詹姆斯·斯图亚特。)

我们,在阅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也会头晕目眩。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通信录,不如说是一个由两个非凡的,完全陷入爱情、彼此又是完全平等的人物共同创作的故事。“这是怎样的奇迹啊,你总是知道如何满足我的预期”,加缪在早期的一封信中惊叹道,“甚至在我自己都不清楚、不理解我想要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他补充道。“你给我的,比我应得的还多。我带着尊敬和感激接受这份奇迹般的爱,它给了我生命。”几年后,卡萨莱也感慨说:“哦,当然了,我不再是我1950年所是的那个人了,更不用说1944年的了。这也是件好事!”这些变化是他们“非同寻常的合谋”的结果。现在的她,卡萨莱告诉加缪,“不再是我一手造就的,而相反是我们共同造就的。”

在1959年圣诞节那天,卡萨莱写信给当时在卢尔马兰的加缪(不久前,他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她谈了自己几次购物的经历,中间穿插着一些她对巴尔扎克的《幻灭》的解读——“为了”,她解释说,“节约我自己的”。她在信的结尾说,至于别的新消息,“我要等你回来才告诉你……给你接风洗尘。”就在准备从卢尔马兰驱车驶往巴黎的时候,加缪匆忙写了一则笔记:“一想到就要和你再见,我是这样的高兴,以至于在写字的时候,我都在笑……我要吻你抱你直到周二,然后再来一次。”

卡萨莱再没机会为加缪接风洗尘了。1960年1月4日,加缪的车——车上除加缪外还有他的朋友米歇尔和亚妮娜·伽利马尔和他们的女儿安娜——突然在巴黎郊外的路上脱轨,撞上了一棵树,加缪当场死去。太可预见地,《纽约时报》的一则社论马上开始自以为是地谈论这次事故的无意义:“在阿尔贝尔·加缪竟然死于一场没有意义的汽车事故这个事实里有一种阴冷的哲学的反讽。”也许吧。但我更倾向于这么想,就像《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的作者会做的那样——加缪和卡萨莱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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