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帝国主义 论文化帝国主义 评价人数不足

文化帝国的以往和发展

八日水
2018-03-09 15:03:30

这是一本众多学者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论述当代文化帝国主义话题的研讨文集。

过去批判者和辩护者往往倾向于将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传媒帝国主义。但其实应该与一些文化试图统治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其他文化试图抵制这些文化对自己进行文化统治的努力的方式等许多其他维度一起同时看待。

文化帝国主义是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副产品。政治帝国主义通过胁迫、控制稀缺自然资源以及宣传而得以实施。经济帝国则通过控制货币来实施。

政治通常是剥夺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决权(政治和经济决策):货币贬值,公共财政大幅度紧缩,从出口农作物的生产中获利,资本解放,放宽对价格控制的同时冻结工资,终止所有对外资的限制等等。而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将一个国家出口的收入,而且将该国的自然和社会财产都交给了国际金融家和跨国公司,从而迫使该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试图控制任何它们可能控制的地方(军事、经济、技术、文化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机制更彻底地阻扰、否定、削弱、禁止和篡夺,本土文化的光彩被它们掩盖,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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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众多学者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论述当代文化帝国主义话题的研讨文集。

过去批判者和辩护者往往倾向于将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传媒帝国主义。但其实应该与一些文化试图统治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其他文化试图抵制这些文化对自己进行文化统治的努力的方式等许多其他维度一起同时看待。

文化帝国主义是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副产品。政治帝国主义通过胁迫、控制稀缺自然资源以及宣传而得以实施。经济帝国则通过控制货币来实施。

政治通常是剥夺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决权(政治和经济决策):货币贬值,公共财政大幅度紧缩,从出口农作物的生产中获利,资本解放,放宽对价格控制的同时冻结工资,终止所有对外资的限制等等。而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将一个国家出口的收入,而且将该国的自然和社会财产都交给了国际金融家和跨国公司,从而迫使该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试图控制任何它们可能控制的地方(军事、经济、技术、文化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机制更彻底地阻扰、否定、削弱、禁止和篡夺,本土文化的光彩被它们掩盖,本土文化的力量被它们削弱。这些权力中心在阻碍政治经济力量发展的同时,就会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征服、侵略、商业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帝国等,攻击本土文化。文化层面的变化聚集起来,损害了地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并将一种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无法容忍差异和地方自治的、对生态圈产生威胁的单一文化观强加给世人。

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违背知情受众意愿而将文化包裹强加于这些受众的行为。作为一种隐藏的威慑力,美国的硬实力是需要的。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取决于软实力的使用(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散注意力的种种形式、规范和价值观在全球的吸引力)。

使用全球化一词时必须谨慎,因为这个概念也许经常被用来将真正的权力结构去个性化和匿名化,而事实上,全球权力机构的最高等级是由华尔街财政部集团及其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傀儡和经济联盟构成的。无论在管理体系,还是在所提倡的消费模式以及被跨国公司垄断的能源与水的供应方面,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最极端、最直接的形态。

‘良好治理’、‘信息的自由流动’、流行文化、广告以及其他准则,表面上看来都绝对具有积极的含义,但实际上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除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之外别无选择。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新闻、电影及大众娱乐的模式在全世界所传播的是西方中产阶级毫无节制进行消费的形象,并将此作为一种正常生活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规范。

全球传播体系有两大目的:从意识形态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充当各产业跨过营销的手段(地球村的愿景面临着堕落成世界商品的威胁)。世界内向和外向的两极分化(全球资本、全球通信与种族战争)并不一定表明全球文化更加多极化。多个文化地域范围的存在并不表明它们的力量均等。强大的文化和传媒产业(在美国七大寡头垄断公司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放映比例达到了90%)已经培养全世界的观众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传媒认知模式。在好莱坞所提供的内容与具有其他文化渊源的内容之间存在价值评判上的文化歧视,现行有效的国际贸易法规尚未关注这个问题。

亚洲等国家虽然网路普及和相应技术大大提高,但互联网的主干还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由于基础设施的原因亚洲国家50%的互联网通信是通过美国的路由进行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贫穷国家中的穷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并没从互联网获益。只要互联网还是建立在现有的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机构之上,那么它还会继续加强文化帝国主义(导致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文化多样性和身份的毁灭)。例如互联网上面信息的真相是否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取决于那些试图保护和揭露真相者的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促进电影的文化多样性的经典手段就是补贴和配额。他们期望政策制定者大幅度提高补贴用来促进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商业产品过度营销的,其费用征收‘营销税’。

文化帝国主义最开始的阶段就是原始大屠杀类的殖民主义(斯里兰卡),之后在在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的部分地区,许多国家完成皈依要通过直接或间接行贿的方式:付钱给人家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文化帝国主义当今的化身从19世纪的殖民和社会进化论传统中得到了力量,将文化定义为成熟与非成熟、理性与非理性以及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这一套范畴将文化降格为一种二维实体,其命运只能取决于发展与现代化的水平以及成功的程度(删节了对未来的愿景,缩减了对理想社会的多元理想的设想)。多数文化已经被重新定义为前现代话的欧洲和北美的各种异国版本,顺从地走向同一性的未来,而这一未来不过是对当今西方世界略作修订的一个版本。

现今通行的做法是欧洲(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们总是认同今天美国流行的方法,将数字和方法论程序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相关性标准。文章要在‘需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通常好像需要用精密的数学统计铺平道路,而不是用相关的理论加以论证。既没有价值中立的、无目的性的科学,也不存在彻底致力于‘真理’或者‘共同利益’的科学家。

科学的自我形象是一种对科学在社会中真正用途的意识形态伪装。不是个体层面,而是结构层面上进行论证。这些论证引导科学和科学家朝着向经济政治权力官员的仆人转变的方向前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技术;大多数技术长远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对危险视而不见;科学仅为当权者生产知识;科学没有增加,而是剥夺了人类决定自己未来的可能性;科学更多的是掩盖事实,而不是阐明事实(地球的饥饿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

信息与通信技术网络的发展正在对东亚各国的经济产生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也在重新绘制文化帝国主义与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轮廓。

面临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否则就可能消失。文化就是一个不断合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因素被筛选出来并永远被剔除,另一些因素则被吸收并融合起来。这就是文化演变的基本方式。

只有当文化帝国主义嵌入到国家的完全商业化和货币化的进程中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产生并且进一步发展。如果施加于文化帝国主义之上的控制和审查机制高效有力的话,它还会得到修正。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两代之后,文化帝国主义会消亡,代之以文化增长和文化散布的多元中心。

现代化理论完全忽视了这个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世界同时也是最具毁灭性的,生态遭到破坏,人类遭受苦难。在这个可能是最美好的世界里,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对消费和增长难以满足的饥渴,正在摧毁地球上所有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支持体系。

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更多地反映了西方的衰落和确定性的丧失。过去500年来的欧洲发展史表明,民族语言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在各自不断扩大的疆域向不同民族施加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

经济帝国主义导致英语(德式英语)被大范围地实用,主要通过美国产品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尤其是文化和科学产品。德国学者以德国为例,强调了认识和讨论关于语言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本质。许多不负责任的商界与政界决策者无视保护德语的请求。德国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手段来应对美国化的危险。而不关注历史、经济以及当前国内与全球的文化政治是无法理解语言帝国主义的。在全世界英语单一语言主义的压力下,自然、文明和语言之间形成的全球关系网面临着转型的威胁,而只为那些讲英语的经济力量的利益服务。

从历史上来看,当前状况的主要特点是在那个‘唯一’的事实上受到保护的通用语言的压力下,文化和语言发生了全球性位移。其他语言则被抛弃,不受任何保护,失去任何进化的机会。

有许多语言是生来从未使用过的,但描述、聚焦并折射事实的‘文字’能力是所有这些语言的内在属性。它们代表了关于世界的众多可代替概念。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过渡区域的语言这一概念折射和感知的破裂是无法逃避的,也必然是复杂的。每一种语言都通过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别,通过不同的重音,从不同的光线角度来折射现实。摧毁一种语言就相当于摧毁了分别理解自然或人类生存环境(某些方面)的一种特殊方式。语言的灭绝不仅导致文化功能潜力的破坏,同时也导致自然功能潜力的破坏。

新自由主义并非完全基于严格的经济理论研究或者合理的实证研究,它更多的是一种与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的思想体系,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含蓄地承认市场在权力分配上存在不平等,这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社会没有认真解决怎样为了共同福利而实用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因为社会化和公开的强制而在思想上陷于瘫痪,那就是颓废的,它的科学也是颓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思想上是腐朽的,因为它拒绝考虑知识和知识分子努力的历史结果。这是一种服从的、谦恭的、将人类降解为一系列所谓的生理特征的文化,因政治原因而被选择,目的是为了保持现状。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分析其中相关条款(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认为欧盟教育面临最严重的威胁是全球化趋势以及与语言相关的(英语)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保护外国资本的利益并创造一个‘经济的参与者可以规划并做出投资决定的环境’是治理改革的主要目标。

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派和一些激进的文人迷恋于特定的价值观,他们将相关的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标准、实践活动和制度,包括问责、透明、公私分离等现象普遍化。以特定制度和经济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和法制观念,以一种统一的模式被推崇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道德和法律被商品化,被冠以品牌,然后打包出售给那些处于治理危机中的国家。

现代官僚体制和机构的逻辑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那就是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公民不能参与经济决策,通常由选举出的以及官方任命的精英实施决策,而这些精英是受经济精英影响的。在经济自由化和结构调整计划中,决策是由采纳了国际专家和金融机构建议的少数精英集团做出的。在许多后殖民主义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容忍对治理改革的必要性持任何歧见。

学者们需要做的是发展一种由多元世界观指导的、新的良善治理认识论。文化因素、社会标准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本土机构,在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有必要使非西方的文化与现有的机构和活动进行衔接并发挥作用,以促进发展同时提升个人和团体的选择权和自由,而不是将其作为反民主的和独裁的文化予以摒弃。

文化帝国主义观点认为,殖民地人民主要是外部强加的主导型文化价值和文化生成体制的单向传输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殖民主义由两者构成:具体的个人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力量的偶然结合。但,其实,殖民化并不代表殖民主义者强加给弱势的被殖民者的一种组织管理严密的、单向的、强权的文化形成机制,被殖民者也可以将殖民者的文化产品加以丰富,或使它们丧失使用价值,或创造出自己的新的文化产品。

文化交往不是霸权主义导向的,而是建立在开放的互动之上的,取决于像数学(接受者和给予者比例)、传播地区、在传播地区语言呈现的多样性,以及可见的未来的便利性、接受文化的活跃性、殖民者的宽容度等因素,文化交往导致新的形式。战争政治在此没有作用。殖民认识可以被颠覆。

语言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关键,是文化话语的监护者。与否定、歪曲以及最后同化的殖民话语场域不同,文本对抗的言语示意行为以文化考古、文化话语精炼以及最终的自我历史恢复这三个时刻推翻了这一过程。跨文化的交往违抗了霸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权力和物质主义的范式。

跨文化交往发生在所谓的文化基因库之中。一旦被投射在一个互动的领域,文化基因就努力与另一种文化的创造性因素结合,而生发出新的形式和范式。此处没有任何政治,没有权力游戏,也没有预设的物质目标。

文化属于社会性的。文化具有内设的机制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本质。它们不会从一而终,而是本性混杂。文化通过吸收、混杂、创造以及狂欢化的方法才得以发展;必须接收文化增长和变化的动力学;必须鼓励文化不自我闭锁,不内部繁衍,否则就会导致停滞。权力和财富也许会试图影响文化,但是决定不了文化交往的动力学。

文本的恢复必须包括尽所能唤起神话、故事、传说以及民间故事的记忆,开辟具有竞争性的空间。还需要在目前处境中毫不羞涩、不卑不亢地复兴他们的仪式、习俗、庆典、节日、歌曲以及舞蹈。外来人可以通过提供空间和参与而不是将那个空间划出来以提供帮助。

部落必须以重获的身份和自豪感重新进入世界文化的基因库,而且必须与世界的生活方式、习俗、行为、习惯以及语言融合。部落应当培养自己的文化身份,赋予简练、慎重和自然的特性的文明理应发展自己的规范和价值,从而以其差异而为全球文明的丰富性做出贡献。

在现实社会中,除非少数群体在尊严和差异方面得到世界群体的信任,否则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社会巨变,非但不能产生不同文化间的创造性互动,而且只会发生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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